那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我从公社中学转到了镇里的中学。舅舅托了些关系，便把我塞进了初三（3）班。那时候转学不像现在这般繁琐，没有学籍的羁绊，只要有人引荐，换个班级比换件衣裳还容易些。只是初三那年，转班的风气尤盛，大家都想往师资好的班里挤，仿佛换个地方，就能把成绩也一并换了。
头一天到三班，我心里是怯的。新教室、新同学、新老师，一切都像刚刷过漆的门窗，亮得有些刺眼。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同桌是个回民，叫王贵，天生一副笑脸，像腊月里贴在墙上的年画娃娃。他见我拘谨，便主动搭话，三言两语就把我拉进了他的世界里。正说着，铃声一响，教室里忽然静下来，像谁猛地关掉了一台吵闹的收音机。
脚步声在门外响起，沉稳而有力，像是踩在鼓点上。接着，一个年轻人跨进了门槛。他约莫二十出头，个头中等，肩膀宽阔，一张国字脸棱角分明，额前飘着几绺大背头的发丝，梳得油光水亮，一丝不乱。那是个流行大背头的年代，可偏偏有些人梳起来像流氓，有些人梳起来像干部，他属于后者 —— 或者说，像个刚上任的年轻干部。他站在讲台上，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上课！” 我们唰地站起来，高声喊：“老师好！” 他点点头，说：“坐下。” 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干脆。
他就是贾老师。
贾老师是市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的是语文。他的语文课教得极好，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像是说书人在讲《三国》。他讲朱自清的《背影》，讲到父亲爬月台那段，自己也弯下腰，做出蹒跚的样子，逗得我们想笑又不敢笑。可他的眼神又是严厉的，像一把没开刃的刀，不伤人，却压得住场子。
第一节课上到一半，他背着双手走下讲台，边走边提问，声音忽高忽低，像山谷里的风。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我的桌边。他微微前倾身子，看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坐着答了。他又问：“谁介绍你来的？” 这话问得突兀，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我支吾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出 “舅舅” 二字，总觉得有些不体面，仿佛自己是个走后门进来的人。
他的脸忽然沉下来，像暴雨前的天。身子又往前倾了些，几乎要贴到我的脸上。那一刻，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还有某种类似于粉笔灰的干涩气息。我慌忙站起来，低着头说：“是…… 是我舅舅。” 他直直地看了我三十秒。那三十秒，长得像一节课。然后他缓缓说了句：“坐下。” 转身往后面走去。
我红着脸坐下，心还在怦怦跳。同桌的王贵同学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多亏你站起来了，要不你就要挨揍了。” 我一惊，问：“还能打人？” 他笑了笑，没再说话，坐直身子继续听课。
后来我才知道，贾老师是真的会打人的。他打人不用教鞭，用巴掌，打在背上，声音脆响，却不伤筋骨。被打的学生从不告状，因为家长也说 “打得好”。那年头，老师打学生，仿佛天经地义。可他那一天终究没有打我，或许是因为我站起来了，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没打算打，只是想立个威。但无论如何，那三十秒的凝视，比巴掌还让人难忘。
接下来的课，我上得格外小心，眼睛不敢直视他，只用余光悄悄扫着。可他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依旧激情四射地讲着课，偶尔飘过来的眼神，也和平常没什么两样。那节课，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可时间是个好东西，它像一条河，把所有的难堪都冲淡了，冲远了。
课后，这事儿成了同学们的谈资。大家都以为贾老师会敲打我，结果并没有，便有些失望。可对我而言，那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是一种隐隐的感激。
后来的日子，我渐渐融入了这个班级，成绩也慢慢升了上来。初三那年，我竟超过了班里许多原本比我优秀的同学。这不能全说是贾老师的功劳，可也不能说和他无关。他讲课的样子，他提问时的神情，还有那 “三十秒” 的眼神，像一颗钉子，钉在了我的少年记忆里。那颗钉子不疼，却时刻让人不敢松懈。
贾老师后来一直带初三，成了学校默认的安排。他也成了同学们公认的、“非他莫属” 的初三语文老师。他的自信不是来自学历，而是源于自身。那份自信，像一盏灯，照着他自己，也照着教室里那几十个懵懂的少年。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记不清他讲过的那些课文，却还记得他走进教室时的气派，他问话时的严厉，以及他转身离开时的那份从容。有时候我会想，一个好老师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学识渊博，还是循循善诱？或许都不是。一个好老师，就是时隔多年，你依然清晰记得他站在讲台上的模样。而贾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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