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第二次高考,我给了监考一个嘴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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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第二次高考,我给了监考一个嘴巴子
我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些面孔。他们有的在低头看手机,有的在互相交谈,有的什么也不做,只是站在那,望着校门的方向。那些面孔我认不出谁是谁,但我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在等自己的孩子考完出来。他们手里拎着水、拿着扇子、举着遮阳伞,站在六月的太阳底下,等着那扇门打开。我在人群里站着,没有人等我。没有家长为我送考,没有人给我递水,没有人嘱咐我“别紧张”。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来,是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面对这场考试了。一个二十二岁的人,工作两年后回头复读两年,再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让他们说什么。所以那天我一个人来的。我递过准考证。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我,然后抬起头,用那种我熟悉的语气说了一句话。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关于年龄的,可能是关于“你是复读生吧”,也可能只是那种不需要被复述的、对“不正常”的人做出的本能反应。但那个语气我记得——它带着一种判断,一种已经替我写好答案的确认。就像那些年里我听过无数次的那种语气:你和其他人不一样,而那个“不一样”已经足够被拿出来审视了。那一巴掌打出去的时候,我脑子里是空的。没有计划,没有预谋,甚至没有愤怒。手出去的那个瞬间,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那两年里所有被安排、被越界、被叫“牛哥”、被用肚子撞、被指着说“找你家长”、被说“你别来了”的瞬间,好像都在那一巴掌里被释放了出来。它不是打给那个监考一个人的。它是打给那两年里所有越过我边界的人。那个监考只是刚好站在那个位置上,用那个语气说了那句话。他们站在我面前,像三面墙,其中一个人先开口,语气比之前更重。他们没有碰我,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你刚才做的事,在这里不被允许,而你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他们站在那里,用一种我可以辨认的、属于那个系统的语气,试图让我回到他们可以管理的位置上。但我没有回答。没有道歉,没有解释,也没有后退。后来那件事被处理了。具体怎么处理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没有被取消考试资格,没有进派出所,也没有任何人受伤。那巴掌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后果,但它确实发生了。它留在那里,成为那年高考的一部分。那一年,我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没有家长送考,没有人在门口等我。但我给了监考一个嘴巴子,然后三个监考站在我面前,试图让我回到他们可以管理的位置上。我没有退。那件事之后,我继续考试,继续走出考场,继续沿着那条我一直在走的路往前走。那巴掌打出去的瞬间已经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声音还在——它是我在那两年里,唯一一次没有经过思考、没有权衡后果、没有先问自己“我有没有权利”就做出的动作。它不完美,不正确,也不值得被重复。但它确实证明了一件事:我不再是那个只会站在原地、等别人发号施令的人了。我的身体已经比我的判断更早地做出了反应——它不再接受那种语气,不再接受那种审视,不再接受任何人用那种方式定义我在那个考场里的位置。那年高考已经结束了。那巴掌也已经落下了。但那间考场和那个监考的声音,已经不再是我需要面对的东西了。我已经走过了那里,走向了另一条不需要再动手的路。美院艺术家,工作两年后复读两年,中国图库签约摄影师,国家高级陈列师。走过弯路,掉过头,重新出发。现在做规划师,专门帮美术生和复读生做决策规划。我的公众号「色阶指北」,写的是艺考决策、复读规划、美术生出路。如果你也在犹豫要不要走艺考、要不要复读、或者不知道方向在哪——可以先关注我,看看我是怎么走的。这条路我走过,我知道它有多难。如果你需要,我也可以陪你走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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