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杨宇独作论文登上JIE!高考名额的“地域密码”:谁在为区域公平买单?

近日，国际经济学顶刊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官网在线发表了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杨宇独作完成的论文：

On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college seats: Human capital produc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killed labor

高校招生名额的空间配置：人力资本生产与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

作者

杨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摘要

How college seats are allocated spatially creates a 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in aggregate human capital production and equality of college opportunities across regions. Because college attendance also assigns students to locations, admission policies can further shap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killed workers through post-college migration. I study province-based college admission quotas in China. Combining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data and surveys, I estimate a dynamic model of college and migration choices under spatial quota constraints. I find substantial gaps in pre-college human capital among college applicants across provinces, while these differences are only partially reflected in the allocated quotas. A purely merit-based nationwide admission increases aggregate human capital at the cost of less equal college opportunities and substantially greater brain drain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Comparing the current spatial quotas against the efficiency-equality frontier implies a substantial policy weight on equalizing the spatial supply of skilled labor.

高校招生名额的空间分配，在总量人力资本生产的效率与区域间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之间制造了一种权衡。由于上大学同时将学生“分配”到了特定地点，招生政策还能通过毕业后的人口迁移，进一步塑造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本文研究中国的分省高校招生配额制度。结合全国行政数据与调查数据，本文估计了一个在空间配额约束下大学与迁移选择的动态模型。研究发现，各省考生在大学前人力资本上存在显著差距，而这些差距在分配的名额中仅得到部分反映。纯粹基于成绩的全国统一招生虽能提升总量人力资本，代价却是更不平等的入学机会以及欠发达地区更严重的人才流失。将现行空间配额置于效率—公平前沿进行比较，意味着政策对均衡技能劳动力空间供给赋予了相当大的权重。

内容介绍

研究问题

高等教育的空间配置是一个兼具教育政策与空间政策双重属性的问题。当招生名额按地域分配时，它不仅是“谁能上大学”的问题，更是“学生被分配到何处上大学”的问题。由于大学所在地会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工作地选择，招生名额的空间分配进而塑造了技能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格局。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分省招生配额制度在人力资本生产效率与区域间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之间，以及技能劳动力空间分布之间，构成了怎样的权衡？现行配额制度隐含着怎样的政策目标权重？

研究动机

人力资本的空间不均衡是理解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市场被学生的居住地所分割：美国公立大学对外州学生收取更高学费，法国限制跨学区招生，而中国则通过分省配额进行数量调控。中国的制度尤其值得研究——它通过统一学费下的行政配额来调节招生数量，而非通过价格机制，这使得空间配置的效应更为直接和巨大。更重要的是，配额不仅决定了一个省的招生总名额，还决定了该省学生能够流向哪些省份的高校。由于大学所在地对毕业后工作地有因果影响，配额实际上是一个在区域间重新配置人力资本的工具。这一效率与多维区域公平（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和技能劳动力供给公平）之间的权衡，尚未得到系统性的量化研究。

研究设计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离散选择模型，刻画学生在高考后面临的大学选择（受分省配额约束）和毕业后的居住地选择。模型的关键特征有两个：其一，允许学生质量与大学质量在人力资本生产中具有灵活的互补关系，这是决定分类匹配效率的核心；其二，显式地将大学阶段和工作阶段的位置选择联系起来，捕捉大学所在地对后续迁移的因果效应。

数据方面，本文使用2006—2011年六届学生的全国高校招生行政记录（10%随机样本，约165万学生）与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调查（CCSS）的匹配数据，追踪学生从入学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全过程。由于各省高考分数不可直接比较，本文构建了一个潜在因子测量系统，利用同一省份学生进入不同大学、同一大学招收不同省份学生所形成的交叉结构，恢复出全国可比的大学前人力资本分布。

识别策略上，本文利用各大学在各省的录取分数线作为断点，采用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估计大学所在地对工作地选择的因果效应，并将该识别逻辑嵌入结构模型的估计中。

主要结果

大学前人力资本存在巨大省际差距。 恢复出的全国可比人力资本指标显示，各省考生平均大学前人力资本的标准差差距高达1.3个全国标准差，且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然而，招生名额的分配仅与考生质量呈0.609的弱相关，边际录取学生的质量差距仍高达1.1个全国标准差。这意味着，能力相近的学生因省份不同而面临截然不同的入学机会。

大学所在地对工作地有显著的因果效应。 模糊断点回归估计表明，对因边际录取资格变化而改变大学省份的“依从者”而言，在某个省上大学会使其毕业后在该省工作的概率提高约19—23个百分点。这一效应在控制了持久的区位偏好后依然稳健。

学生质量与大学质量存在互补性。 结构模型估计显示，学生大学前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进入更好大学所带来的初始收入边际回报提高38%，与美国已有估计相当。在大学生源地工作相当于每年消费的约11%；在大学生源地工作则相当于约10.9%的年度消费。

反事实政策评估揭示显著权衡。 与现行配额制度相比，纯粹的全国择优录取使大学-学生匹配更优，总量初始收入提高1.31%，被录取学生的平均福利提高3.54%。但其代价是：最富与最穷省份四分位组之间的录取率差距从9.1个百分点扩大至14.8个百分点（增幅63%），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大学毕业生数量下降近20%，人才流失加剧。财政层面，欠发达省份的大学教育投入中，最终在发达地区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从28%升至41%，形成隐性的“穷省补贴富省”转移。

现行配额制度的功能定位。 将现行制度置于效率—公平前沿空间中进行评估，若以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为唯一维度衡量，现行配额制度被严格支配——存在同时提高产出和入学机会公平性的替代方案。然而，在技能劳动力空间供给公平这一维度上，现行配额制度恰恰处于前沿之上，是所考察方案中唯一能最小化技能劳动力空间差距的配置。反转规划者问题后发现，要使现行配额制度优于择优录取和均等录取方案，规划者对“每缩小一个百分点的技能劳动力空间差距”所赋予的隐含权重，至少相当于总产出的0.15%。这意味着，现行配额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将人力资本保留在欠发达地区的空间政策工具。

结论与主要贡献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中国分省招生配额制度在效率维度上并非最优，但在维持技能劳动力空间均衡供给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它通过牺牲一定的总量人力资本产出和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换取了欠发达地区技能劳动力的留存。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

在理论层面，本文将空间配额约束下的大学选择与毕业后迁移纳入统一动态模型，弥补了教育政策评估中空间维度缺失的不足。

在方法层面，本文构建的潜在因子测量系统为在高考分数不可比条件下恢复全国可比的人力资本分布提供了可行方案，其交叉识别策略可推广至其他具有类似分割招生制度的国家。

在政策层面，本文首次量化了招生配额作为空间政策工具所隐含的政策权重，为理解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逻辑、评估招生制度改革方向以及协调高等教育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也指出，未来需在全一般均衡框架下进一步分析技能劳动力空间再配置对地方工资和集聚效应的反馈。

声明：如需在论文中引用数据，请注明数据来自于AI文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