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考历史:概念——人文精神”?!

一般而言，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1］。如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个性和人格，渴望做人尊严、平等和自由。换言之，它始终是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维护为中心。事实上，“人文”一词在中国古代最早出现于《易传》，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其中，“文”，原指纹路、纹理，也指世界万物变化运行的轨迹。所谓“天文”，即是天体运行的轨迹，引申为天体运行的规律和规则，亦即“天道”；所谓“人文”，即是人类文明化过程的运行轨迹，引申为人类文明生活的规律和规则，亦即“人道”。《易传》所指，乃是古代“圣人”通过观察研究“天道”，以明察时节的变化，如获得物候学知识，用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观察研究“人道”，以教化天下之民，使之循道（“礼”“乐”文化）而行，以成文明礼俗。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某个民族中间，并且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如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等）是以儒家文化为轴心。其认为“人文”不仅是一个名词，既指“各得其分”的人伦关系或人伦序列，也是一个动词，又指人们对这种人伦关系或序列的合理把握，亦即“各得其分”的“化成”。据朱熹《周易本义》所载，“内离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故为贲。止，谓各得其分”。换言之，伦理性是中华人文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即基本观念、信念、原则和精神归宿）显著的特点之一。据《荀子·强国》所载，“夫义（遵循一定‘伦理准则’的行为规范）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简单来讲，可从儒家文化中剥离出中华人文精神的主旨，即是以人为本，不为神役，不为物役，强调通过礼乐伦理教化，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个人身心的宁静与达观［2］。

▼龙纹玉玦（西周，直径3.9、孔径1.4、厚0.3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白色，有褐斑。器物为圆形片状，一侧开口。器表饰双龙，龙首雕椭圆形眼，龙身相交缠，身饰简洁羽纹。玉玦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曾是中华玉文化的起源标志物之一，商周时依然兴盛，战国以后衰落。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人文精神萌生于三代，形成于“轴心时代”，绵延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精神。事实上，与神秘莫测、威严超然的“神文”不同，“人文”自有其突出地位。据《尚书·泰誓》所载，“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无论是对自然的治理，还是对社会的治理，人始终是掌握着主动权。面对洪灾，大禹因势利导，“尽力乎沟恤”（《论语·泰伯》），体现了顺应自然的思想和克服与战胜自然灾害的自主（“人定胜天”）精神。面对“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的旱灾，羿“上射十日”，使“万民皆喜”（《淮南子·本经训》）。对于治乱兴衰、王朝更替，也认识到其关键在人而不是神，“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简单来讲，人事是重于神事的，民意是急于神意的。众所周知，商代神权色彩浓厚，神本位是其时代的精神文化特征，笃信“天命神权”（天神至上）观念。据《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一是商王通过占卜理解天命（“王占曰”“王贞问”），决定一切政治事务，即“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二是不断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以示对鬼神的敬畏。面对商周政权的更替，周人的宗教信仰已发生转变，不再“迷信”天命鬼神观念，而是认为“天命靡常”，即人是可以通过“合理行为”“驾驭”天命的。周人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得出结论，“皇天改大邦殷之命”，而“兴我小邦周”（《尚书·召诰》），是由于其“敬德”所致。显然，正是基于“天命非常”的忧患意识（与夏商时期“敬天地，拜鬼神”的观念不同，其注重对社会和人作用的认识，以及自我责任的觉醒）［3］，周人将“德”的观念引入，用以解释王朝兴替、人事盛衰，并将其视为施政的准则。据《礼记·表记》所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种以“敬德”为主观性观念意识的形成，标志着西周人文意识开始觉醒。

所谓“敬德”，即是“敬天保民”。事实上，对于“天”，周人仍存敬畏，在承认“天”的权威下，认为人的“合理行为”可以“操纵”天命。有基于此，周人在祭祀时对上天突显恭敬。这是通过借助天的权威（在本质上这也是一种“神权”），对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并“麻痹”民众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主要基于夏商“失德”（主要是由于统治者施政不检，贪图享乐，不重视民众，以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周人既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如克制情绪，谨慎治国），也认识到民众的作用，亦即要“保民”。换言之，主张统治者体恤民间疾苦，了解稼墙的艰难，减轻剥削，以缓和阶级矛盾。从天人关系来看，周人已是不完全听命于天，而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这说明对神权的崇拜已逐渐淡漠，而对人自身地位的认识与日俱增，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与“敬德保民”相关的是“明德慎罚”，即首要的是利用道德规范（礼乐）使民众约束自身行为，而对于不遵守道德、无法教化的民众，也要采取相应的刑罚措施。相对于夏商“酷刑”，周人的刑罚方式及程度上都有所改进，如采取“量刑适中”的原则。事实上，礼乐文化也是西周“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上古时期先民以舞蹈表达热情、暴怒等诸多原始情感，这即是初始状态的礼乐。到夏商时期，人为地对礼乐进行整合，使“自由”发展的音乐、舞蹈元素与祭祀仪式紧密联系，这即是初现雏形的礼乐制度。及至西周，周人将祭祀仪式与宗法等级相结合，从而使西周礼乐文化走向制度化、人伦化。夏商时期礼乐主要是用于对鬼神和祖先神的盲目崇拜，即带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不属于“礼”的范畴。周人虽然继承了夏商崇拜“天”和祖先神的传统，但是受到“天命靡常”的影响，提出了人伦道德思想，即“德”的观念。一般而言，符合伦理道德的即为“礼”；符合等级要求的诗、乐和舞蹈即为“乐”。同时强调“礼”“乐”结合，二者是一种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关系，即以礼的范畴约束乐的用度，以乐的配合进行礼的修养［4］。

▼兽首玉饰（西周，长4.5、宽2.6、最厚1.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质青绿色，局部有黑点及赭褐色沁。器体呈不规则梯形。正面上部高浮雕一兽首，头顶凸起，大耳，圆目，身饰羽翅，羽与足爪以阴刻线刻出。下端有两道横凸弦纹及五道竖纹。背面内凹，边缘四角各有一对相通的隧孔，可能为嵌饰件。

周礼是调整政治、经济、军事、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总和，强调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有不同的礼制，在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也有不同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亲亲”，即重视血缘宗族关系的和谐；二是“尊尊”，强调等级关系，以示别贵贱、序尊卑。“亲亲”之中“父为首”，旨在维护宗法家长制；“尊尊”之中“君为首”，旨在维护神圣王权。对于“乐”，强调在乐舞中灌注诸如“有孝有德”（《诗·大雅》）之类的伦理道德精神，使各等级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高尚的情操，在思想和情感上明确遵守礼制的必要性，养成遵守礼制的自觉性。在教育上，礼乐文化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是政治伦理课，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乐”是综合艺术课，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礼”“乐”是贵族子弟教育的主课；“射”（射箭）“御”（驾车）是军事训练；“书”“数”是基础文化课［5］。简单来讲，西周礼乐既是用于宗族和国家的祭祀大典的礼乐仪式，崇拜“天”和祖先神，也蕴含了人伦道德精神的礼仪规范，对不同等级的思想与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及至“轴心时代”，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知（智）为认知手段，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目标，即是以重人伦与实用理性为特征，是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道家尊崇天道，向往自然，倡导无为，追求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强调通过精神的提升，而实现与天道的同一，是对人的生存理想的憧憬。墨家强调物质生产（“尚力”）的重要性，承认每一个独立主体的平等地位与权利（“兼相爱，交相利”），重功而利行，这反映了墨家对人的本质、生存的利益、诉求的感性经验的把握和以理性认知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的反思［6］。综上所述，从上古时期先民自由歌舞，礼乐不分，到夏商时期崇拜鬼神和祖先神的祭祀仪式，礼乐意识萌芽，再到西周时期礼乐概念的明确、礼乐用制的完善和礼乐用度的相互映衬，这是人的主体意识开始逐渐觉醒的过程，即以人文（礼乐）“化成”，亦即人文精神开始得以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2］［6］吴毅，朱世广，刘治立.中华人文精神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10，22-23.

［3］［4］刘彩梅.西周时期人文精神的体现及其影响研究[J].兰台世界，2015（33）：141-143.

［5］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