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卷纸，静静地卧在书案上。墨痕并不算古老，仿佛前些时日才从笔尖落下，却已是百五十年的旧物了。伸出手，去触那些字迹，指尖竟有些微的颤——不是怕损坏了它，是怕惊动了一个少年的魂魄。纸是极薄的，竹帘纹隐约可见，像江南冬日水面上最后一片薄冰，你一呵气，它便要化了去。
庐陵。念出这两个字时，唇齿间便生出些温润的意味。赣江的水汽仿佛漫过来了，青瓷的碎片在河床里闪着幽光。那是个盛产文曲星的所在，欧阳修从那里走出，带走了半部宋史的文采。吉州窑的窑火熄了七百年，釉色里的月光却还亮着。可世人只知道井冈山，只知道“老俵”与梭镖，把一座“三千进士冠华夏”的城，看成了粗粝的山野。这大约是历史的偏心了——它总爱把复杂的魂灵，简化成几样便于记忆的符号。
白鹭洲。那洲头该是有白鹭的罢。淳祐元年的风，吹过一位名叫江万里的儒士的袍袖，他立在赣水中央，望着对岸的城郭，忽然就想在这里种下一脉文气。于是书院起了，与白鹿洞、鹅湖遥遥相望，像个沉默的盟约。彼时，那些清瘦的少年，晨起在廊下读书，江水在脚下流，白鹭在头顶飞，他们念着“大学之道”，声线里带着吉安的方音，念到“在明明德”时，一只鹭忽然惊起，白翅膀划过青天，像一行未干的墨迹。
大师兄是文天祥。他在这里读书时，大约也是这样的春日罢？花影落在石阶上，他踩着花瓣走去考场，还不知道自己日后要写出“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样的句子。少年时的壮志都是清朗的，像赣江的水，还没有被血泪染浑。后来他当然知道了，知道了人生有些路，走着走着就走成了绝笔。但那都是后来的事——在白鹭洲的晨读声里，未来还远得像个传说。
触摸这卷纸的一角，墨香幽幽地浮上来。是极工整的小楷，却又不类馆阁体的圆融——馆阁体太规矩了，像一排排穿戴齐整的官员，脸上是同一副表情。这一卷不同，笔划有些飞扬，透出少年人按捺不住的意气。写字的少年叫刘灿黎，籍贯一栏，大约填着“庐陵”二字。那一年他多大呢？十六？十八？就忽然想起史可法——二十岁中秀才的人，在梅花岭上站成了一座碑。相似的年纪，相似的功名起步，后来的路却这样不同。人生真是个谜，同样的笔，有人写出山河，有人写出烟云。
童生。这个名字真好听，像个没长大的孩子，还带着儒林的露水。他是刚过了县试罢？还是府试？青衫薄薄的，走在庐陵的街巷里，看什么都新鲜。沿街有卖吉州窑茶盏的，他停下来，指腹抚过兔毫盏的纹路，想着考中了，要给母亲买一个。窑工们不知道，这个看盏的少年，正揣着一卷文章，文章里有一个士子的江山。
科举是四级的台阶，他站在最低的一级，仰着头望。上面是秀才的免徭役，是举人的免田税，是进士的簪花游街。再上面呢？是翰林院的青烟，是六部的朱批，是“致君尧舜上”的古老梦想。每一步都铺着锦绣，也藏着荆棘。范进在泥水里拍手笑的样子，其实一点都不好笑——那是一个灵魂被功名压得太久，终于碎成片片的声响。只是当时的少年们不知道，他们只看见“解元”“会元”“状元”这些词，像天上的星子，明晃晃地挂着，等着人去摘。
目光回到这卷纸上。刘灿黎的字，在“之乎者也”间穿行，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我仿佛看见他坐在考舍里，初夏的风掀动试卷，窗外有蝉声，一声一声，把光阴拉得绵长。他的手边搁着半个炊饼，墨锭是新磨的，砚池里有一小片天光。他忽然停下来，望着笔尖出神——那一刹，他想到的究竟是“大学之道”，还是洲头那只白鹭飞走的姿势？
暮色从窗外漫进来，纸上的墨迹渐渐模糊。把这卷纸轻轻放回去，像放下一个熟睡的孩子。百五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薄薄地叠在一卷纸上。庐陵的窑火熄了，白鹭洲的书声静了，连科举的功名都散了，只剩下这些字，还固执地保持着少年握笔时的温度。
就忍不住会去想，那个叫刘灿黎的童生，后来中秀才了么？做举人了么？殿试上见过天颜了么？这些，都不知道。历史只记得状元、榜眼、探花，记得文天祥们的丹心，记得范进们的疯癫。那些刚刚踏上台阶的、青衫的少年，他们消失在时间的褶皱里，像一滴墨落进水里，散了，化了，再也寻不见。
但至少，还有这一卷纸。它替他活着，替他保持着二十岁时的端正与清瘦，替他在百年后的某个黄昏，与一个陌生人相遇。陌生人在纸上看见的，不只是八股文的起承转合，还有一个少年在人生的清晨，怀揣着全部的未来，轻轻叩响了第一扇门。
那门里是什么，是锦绣还是荒芜，是梅花岭上的雪还是泥水里的笑，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叩门的这一刻——笔尖悬在纸上，墨将落未落，窗外有白鹭飞过，天地间都是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