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哲真题解析 | 《易传》讲“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什么意思?——人民大学(2008)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出自《易传·系辞上》。

这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形而上学命题，也是中国哲学首次明确区分本体与现象、法则与器物、抽象与具体的经典表述。相较于先秦孔孟偏重人伦教化、缺少形上架构的理论特征，《易传》通过形上、形下的二分，为儒学建立起天道本体论基础，贯通自然、人事与性命，构建出道器一体、体用不二的哲学模式，深刻塑造了此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本体论思维，是中国哲学史由伦理哲学转向形上哲学的关键节点。

《易传》以“形”为分界标准，确立形上与形下的基本内涵。所谓“形”，指一切有形有象、可感可见、具有具体规定性的现实形体与物象。凡落入形体范畴、具有具体质料、处于流变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万物、日用器物、社会制度与具体人事，皆为形而下之器。“器”是具象、个别、经验、可变的现象存在，是人们感官可以把握、日用可以接触的现实世界。与之相对，超越有形物象、无形无象、不滞于具体形体的普遍法则与终极本原，即为形而上之道。道不可见闻、不可限定，不是具体事物，而是支配万物生成、变化、流转的总体规律，其核心内容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宇宙生生不息、动静往来、阴阳消长的终极根据。

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并非彼此割裂、二元对立，而是体用相即、本末一体的统一关系。《易传》并不承认脱离器物的悬空之道，也不认为器物可以脱离法则而独存。道为体，器为用；道为本，器为末。无形之道贯通、寓居于有形之器之中，通过器物的变化、流转、生生得以显现；有形之器依道而成、顺道而化，凭借形上法则获得存在秩序与运行规律。离开器，则道无所依托、无从彰显；离开道，则器无序无则、散乱无章。这种道在器中、体用不二的思维，奠定了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特质，即不割裂本体与现象、不隔绝超越与现实，始终坚持即器明道、由用显体。

从思想内涵来看，形上形下之分打通了天道与人道，实现了自然哲学与儒家伦理的统一。形而上的阴阳天道，不仅是自然万物的运行法则，同时也是人伦道德、礼乐秩序的终极依据。天地阴阳、刚柔动静的形上秩序，落实于人间即为仁义礼智、尊卑秩序、进退节度。因此，人伦日用、修身立德、治国教化等一切形下人事，皆本于形上天道。儒家不再单纯依托经验伦理与传统礼制立论，而是为道德秩序找到了超越、普遍、永恒的宇宙本体根基，使儒学由世俗伦理上升为贯通天人的完整哲学体系。

《易传》这一命题对后世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魏晋玄学的本末、体用之辨，直接承袭道器形上形下思维，以无形统有形、以本体统现象。至宋明理学，程朱将“形而上”直接界定为理，将“形而下”界定为气，以理气道器重构整个心性本体体系，确立“理为形上、气为形下”的理学基本框架。陆王心学同样沿用道器、形上形下结构，主张心即道、道在事中，坚持本体不离日用。可以说，整部宋明理学的本体论架构，皆建立在《易传》形上形下二分的基础之上。

总体而言，《易传》形上形下之辨，是儒家形而上学的理论开端。它区分普遍法则与具体物象、超越本体与经验现象，确立道器一体、体用不二的思维范式，贯通天道、心性与人事，弥补了先秦儒学形上不足的理论短板。既强调形上之道的超越性、普遍性与绝对性，又坚守形下器物的现实性、实践性与日常性，使中国哲学始终保持即体即用、不离世务、日用即道的鲜明品格，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核心思维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