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搬来与淼淼同住那年，淼淼十二岁。
她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个铁盒。淼淼后来才知道，铁盒里装的是黄纸、红线、一小袋米、几根桃枝。
外婆有很多讲究。搬家要看日子，连淼淼换个书桌位置也要翻那本泛黄的老黄历。淼淼感冒发烧，她不是先拿体温计，而是端一碗水，拿三根筷子在淼淼头上绕，念念有词，随后试图让筷子立在正中央。她说这叫“叫魂”，是孩子在外面受了惊吓，魂丢了，要叫回来。
淼淼第一次见时觉得荒唐。筷子怎么可能立在水里？
后来她真的看到那三根筷子直直地立在碗中央。她告诉自己那是表面张力，或者什么巧合。她是学过科学的人。
十四岁那年，淼淼读了几本科普书籍（譬如《十万个为什么》），自以为了不起，终于忍不住在外婆面前科普一番——生病要去医院，筷子立起来是因为水的张力，而黄纸和桃枝都是心理安慰。
外婆没有反驳。她只是安静地听着，轻声说：“淼淼说得对，囡囡书读得比外婆多，懂得比外婆多。”
这份平静反而让淼淼觉得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那天半夜，淼淼起来喝水，路过外婆的房间。门没有关严，她看到外婆坐在床边，借着台灯的暗光，正在看着那些黄纸。她的动作很慢，一张又一张，对折，再对折。
外婆在哭。眼泪淌过她满是皱纹的脸，眼泪滴落在黄纸上，她甚至忘了抬手去擦。
淼淼怔怔地立在门口。她忽然问自己，一个人要绝望到什么程度，才会需要让三根筷子立在碗中？
又过了两年，外婆生了场大病。有一天她精神好些，跟淼淼讲起年轻时的事。她在乡下，十四岁那年，她的母亲在一个雨夜里去世了，急性病，来不及请大夫。她说她跪在床前，握着母亲越来越凉的手，却什么也做不了了。
“后来，我就想，如果我当时会叫魂，会不会不一样？”
淼淼张了张嘴，本能想说“这没用”，但她最终没有说出来。淼淼在看书时，看到过“祛魅”这个词。现代社会的进程，就是用理性驱散迷信和神秘主义，让一切变得透明，可以用科学与数据剖析。这当然是文明的巨大进步，怎么可以质疑？
外婆也未必不知道这没用。只是一个人在面对至亲离去的无助和绝望时，她只能依靠这些，营造些“我还在做什么”的幻觉，才能撑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她隐约明白，不是所有悖于科学的事都该“祛魅”。人在生死面前，实在太渺小。那些在顺风顺水的人眼里嗤之以鼻的“魅”，也许是走投无路的人生活的全部念想。诚如那些黄纸、桃枝和叫魂仪式，是外婆在命运面前为自己筑造的最后一层屏障。设若祛除了它们，就是硬生生拆掉了外婆的防御壁垒，强行要她直面无望的命运。这样的“祛魅”，何异于杀人诛心，多么残忍？
淼淼再也没有和外婆争论过筷子能不能立在碗中。
外婆叫魂的时候，她会静静站在一旁，看着外婆那双布满皱纹的、虔诚的脸。等外婆放入那三根筷子，她走过去将那碗水倒掉，然后让外婆摸一摸她的额头——
“外婆，烧退了，你把我的魂叫回来了。”
“祛魅”一词，是将事物从神坛请下，洗去其神秘的光晕与不真实的滤镜，让它回归平凡的本真。于我而言，褪去对书法老师的“天才”滤镜，是我成长路上一次深刻的祛魅之旅。
墨色在宣纸上晕开，像一团浑浊的泪痕。我怔怔望着“永”字八法最后那软弱的一捺，心如同被这团墨迹浸透——第三次在书法班当众练习，笔下的字迹依然稚拙，引来几声嗤笑，细针般刺入耳膜。
还记得初遇张老师时，她在我心中几乎是完美的化身。她写得一手刚劲又飘逸的行楷，笔锋如刀刻般利落。我总觉得她是书法之神的宠儿，天生就写得好字，仿佛从未有过手抖的时刻，那支笔仿佛在她手中就有了灵性，从容游走。
那次当众练习后，我一遍遍地练着，教室里只剩我与张老师。她轻轻地走到我身边，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笑着开口：“小陈，你看，这捺缺了点力道，不过你别灰心，老师当年比你还糟呢。”我愣了一下，抬头看见她微笑着伸出手，摊开手掌，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她找出一张泛黄的宣纸，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和她现在的字判若两人。“你看，这是我小时候写的，当时老师说我的字像蚯蚓爬，我哭了很久，还藏起来不给家人看。”她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嘲，眼神中透着几分温柔。
那一刻，我心中的她那天生书法家的完美光环裂了一道缝，不是对她失望，而是获得了一种真实的解读。她原来也曾与我一样有过笨拙的起步，也曾为写好一个字而反复练习几百遍。我一直以为她的从容与优秀是与生俱来的，却忽略了她日复一日的坚持。那天之后，我认真投入书法，在挫折中学会逆锋起笔。
人生何尝不是一场祛魅？这不是打破美好，而是让我们看清真实，认清书法修行的必经之路。
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我的小时候，简直无所不能，任何事情都轻松做到——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小时候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父亲每周都会来看我，给我带来一些小零食和小玩具。每次我提出想要什么，他下一次来时准保让我心满意足。我有什么东西提不动或者干不了时，他那宽大的手掌和有力的臂膀总是能轻而易举完成。在幼小的我眼中，父亲就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我最信赖的依靠。
后来，我被接到城里去读书，转眼间上了初中。初一那年的一个晚上，我起夜上厕所，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父亲。他已经伏案睡着了——我忽然发觉，他鬓角的白发已不知何时变得灰白，胡子也像是许久没刮，乱糟糟地交织在一起，眉头仍然紧皱着。而电脑上的网页是一个求职应聘的网站，我看到了父亲的求职信息。他——失业了。不，准确地说，他那段时间一直失业着，而我浑然不觉。
那段日子，父亲仍跟以前一样在家中逗我们哈哈大笑，在我的面前也保持着自然寻常的样子。我却不知道，这强撑的体面背后，是简历遭到数月冷落、拒绝的失落焦虑，是面对“boss直聘”时的患得患失，是深夜中在书房中奋笔疾书的疲惫。
眼前这个已略显苍老的男人，从来就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我鼻头一酸：原来，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负重前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担着压力与苦恼的活生生的人而已，只是坚强如他，向来把开朗明媚的一面展示在我们面前，把黯淡脆弱的那面收藏给了自己。
父亲如“神”的光环在那无意间瞥见的场景里悄然脱落。对父亲“无所不能”祛魅后的我，一夜长大。
那年初夏，我作为小记者首次采访影视剧组，见到了银幕之外的“他”。
在此之前，他是我的精神灯塔。房间里尽是他的海报，手机里存了他的上百张剧照，他的每一句台词都能脱口而出。银幕上，他眼神深邃如星海，微表情里藏着万水千山。我曾笃信他是天生的表演者，拥有凡人难以企及的“戏魂”——让他在人群中发光，谈吐间都带着神圣。
我追了他三年微博，翻阅了无数曾经的采访，以为自己在无限靠近一个真实而完美的灵魂。
然而那个午后，所有想象都撞上了现实的墙。
片场在郊外一处废弃的厂房。他身穿皱巴巴的白T恤，头发没打理，随意拢在脑后，脸上没有妆，粉底遮不住青黑的眼圈。他蹲在角落吃盒饭，米粒掉在裤腿上，随手一弹。副导演喊“准备”，他放下餐盒跑过去，同一场戏拍了九遍，到后来嗓子都变得沙哑，导演说：“过了。”他却主动要求：“再来一条：刚刚情绪不够到位。”
收工后，他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揉脚踝——拍第四遍时他崴了一下，没人注意到。没有助理簇拥，没有镁光灯，他就那么坐着，和所有平凡、疲惫、认真工作的普通人别无二致。
我曾仰望的这座神像，原来是我用光影与距离铸就的幻影。我把他想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用非理性的崇拜将他送上神坛。而其实，他也不过肉胎凡身，会累，会病，甚至工作时也只是吃盒饭，疲惫时也只能咬牙坚持。当神秘感与光环褪去，作为一个平凡演员的他留给我的，反而是更值得尊重的品质——努力、敬业，以及对表演朴素的热爱。
银幕之外的他，让我对“明星”祛魅。在这个祛魅的过程里，我懂得了“与其崇拜神，不如看见人”的道理。
当“祛魅”成为网络热点，有人在其中消解盲目的偶像光环，或戳破消费主义幻象，而有一点却常常被忽略：对人性的重新认知正是一种深刻的祛魅。褪去“人性本善”的浪漫滤镜，直面善恶并存的本真，我们终将明白：真正的成熟，是接纳人性的复杂后，依旧清醒地选择向善。
年少时，我们总被灌输“人性本善”的单一观念，默认真诚无私是人心常态。带着这份理想化的滤镜看世界，在撞见人性阴暗时却更容易陷入认知崩塌的窒息感。或许是朝夕相伴的同窗因利益背弃约定，或许是平日和善的熟人在关键时刻露出私心。于是许多人便陷入非黑即白的偏执：用一处阴暗否定整片光明，用一人之恶否定人性，进而在负面认知中封闭自我。这并非真正的清醒，而是半途而废的祛魅——只打破了幻想的美好，却未建立理性认知。
长期以来，人们总以文字批判人性之恶，痛斥自私虚伪的市侩等种种不堪，却总是援引他人向善、奔赴光明的例子。但许多批判者却存在空想：他们一心想要至善，扬着已打造文明人性的旗帜，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善恶共生才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常态。当人们苛求凡人必须做到毫无杂念、纯粹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在周围道德说教根除人性黑暗时，殊不知，这也像对“绝对圆满”的偏执，本质是藏在道德外衣下的精神贪婪。老子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贪婪从不只局限于物质层面，强行改变人性本色、贪求“纯粹人性”，恰恰是不知足的体现。
黑格尔言“存在即合理”，落于人性之上，便是通透的智慧。人性的恶不必刻意美化，也不必过度苛责。自私是生物本能，懦弱是面对风险的韧性，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无法根除。真正的人性祛魅，是坦然接纳这份复杂：我们承认恶的客观存在，但绝不纵容伤害他人的恶行；我们不再强求他人完美无瑕，也不再以极端标准审判人心。
当然，接纳人性之恶绝非放弃善良。祛魅并非悲观厌世，而是褪去天真的清醒。看透人性幽暗，懂得保持分寸、约束本能；知晓人性温暖，依然愿意坚守善意、温暖待人。
人生本就是一场祛魅的旅程。对人性的祛魅，打破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建立的是更稳固的认知。放下对绝对圆满的执念，接纳善恶并存的人性本真，以度量调整世事，让善意从容生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复杂社会中前行，于幽暗与光明间，活出清醒而从容的姿态。
从小到大，我听说过太多这样的话：“黄种人跑不过黑人”“亚洲人缺乏爆发力”“田径赛场不是我们的强项”。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如同一副枷锁，让我在看比赛时，总带着一丝不自在。
真正完成对这类话的祛魅，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男子100米半决赛，苏炳添站上了跑道。身旁全是黑人选手。可是发令枪响后，9秒83！苏炳添冲过终点，打破亚洲纪录，成为第一个闯进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亚洲人。
电子屏上的那个数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多年的阴霾。所谓的“人种极限”，原来不过是一个等待着被打破的谎言。那些“我们不行”的说法，有多少是未经检验的偏见？我们以为别人天生更强，以为某些领域只属于某些人，这不正是莫大的讽刺吗？
随后的比赛中，这样的“祛魅”接连上演：张雨霏在泳池中劈波斩浪，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后说“我们就是最好的。”这句话平静而有力，因为它的底气来源于事实。
真正的“祛魅”，不是让我们傲慢，而是让我们变得清醒。清醒 地知道，那些被视为“不可逾越”的差距，往往只是没有人尝试去逾越；那些被奉为“真理”的偏见，往往只是为了维护某种既得利益。
当奥运赛场上偏见的光环褪去，我看见的，是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真实的世界。那里，肤色不代表能力，出身不决定高度，而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这大概就是“祛魅”的真正内涵：不再仰望神话，也不再自卑于宿命。去行动，去让不可能变成现实。
叫号机嗡嗡地轰鸣，队伍里的人们举着手机张望着。母亲看了看招牌：“这家麻糍挺火的，我手机里刷到好几次了。”麻糍？是那种裹满糯米，咬一口能拉丝的糯叽叽食物吗？我和母亲相视一笑，走进队伍。
拿到号，傻眼了。前面还有五十多号！看着那如蛇般蜿蜒的队伍，我和母亲悻悻而归。可那香甜的口感，丰富的食材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母亲无奈，又在手机上找了一家，驱车载我前去。
店面不大，也不显眼，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走进一看，玻璃展示柜内，各色水果琳琅满目，一排排摆放整齐，错落有致。静谧昏黄的灯光为这色彩缤纷的食材增添了几分美感与食欲。
我和母亲一人点了一份。老板娘话不多，动作利索不拖沓，用铲子铲了一大勺奶酪酱，在上面放满了切好的水果，再将麻糍皮一揪、一折，筋道的麻糍皮被拉伸成透明状，露出里面充足的馅料。当那个沉甸甸的球落到我手中时，我已经情不自禁地咧开了嘴。
奶酪的奶香与水果的清甜洋溢在味蕾中。嚼几下，麻糍的筋道显露无疑。我一咕噜吞进嘴里，再看看母亲，手中亦是空空如也。我们相视一笑，对老板娘夸赞连连。
再次刷到那家网红店，是一位食客的吐槽视频。“味道极差，奶酪像是预制的，水果也不新鲜，体验感更差。”我回想当时蜿蜒的长队与拥挤嘈杂的人海，没想到不过如此。
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我们执迷的，根本不是那家店，而是“没吃到”三个字长出来的光环。我终于看清：让我痴迷的，从来不是麻糍，而是我的欲望和自作多情的想象。
我终于学会对网红店“祛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