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同济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考研“858中国政治”真题解析

2026年同济大学“858中国政治”考研真题解析

真题

一、辨析题

1.中书省是执行机构。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政权组织。

3.政协是国家机关，享有立法权、决策权。

4.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制约地独立行使职能。

5.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的影响。

6.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会改变传统政府决策利益协调机制。

二、简答题

1.简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

2.简述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3.简述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体制。

4.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国家－社会关系。

三、论述题

1.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说明大一统思想的创新性转化。

2.说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治理逻辑。

四、材料题

材料是《山东枣庄峄城区：‌构建“纪巡审”联动监督体系》一文，介绍了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纪巡审”（巡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审计监督）联动工作格局，同学们可自行搜索阅读。

真题解析

真题解析总说明

部分真题的答案或源自老师论文，或源自“通行教材”以外的书籍，分析中自然可以直接列出相关文献来源，让考生自行寻找、阅读。

但是，如此这般“事后诸葛亮”的分析显然不合适，因为文献多如牛毛，考生未必看过，即使看过，也未必记得多少。

因此，基于“考生立场”或“在（考）场意识”，本分析强调“未知向已知靠拢”的原则，所谓“已知”即考生在考前已经熟读的“通行教材”，而“靠拢”的意思是尽一切努力从“通行教材”中挖掘一切相关的知识，通过灵活的改写，进而形成相对合适、合理的答案。

当然，有些题目实质上源出于同济大学政治学系老师的论文，因此同学们应重视论文阅读。

解析中所引的通行教材，尤其是杨光斌老师的《政治学导论》和《当代中国制度导论》由于“印次”（不是“版次”）的不同，可能会存在页码不一致的情况，不过细心检索还是能找到相应引文。

一、辨析题解析

1.中书省是执行机构。

解析：

错误。

一般来说，“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是通行的对于“三省”职能的描述，因此“尚书省”才是执行机构，而非“中书省”

当然，要注意的是，“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这个说法也未必符合史实，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四章中说：

“唐代的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三省制度是人们公认比较健全的辅政体制，典章制度和所有的官制史，无不以此制为唐代的规范……这种明著于典章的制度，在实际上并未真正全面实行。按规定，三省长官对重大政务应共同议论于门下省的政事堂，遇有意见分歧，皇帝理所当然成为最高裁定者……这种典型的宰相机构参议辅政制，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宰相个人专权……除三公、三师、中书令可以直接进入政事堂议事，其他官未加‘同中书门下’之名，是不能进入政事堂议事的，三省都成为执行机构，由多人构成的宰相参议班子担当起辅政职责……多人宰相制度和宰相事务机构确立，三省实际上都变成执行机构，所谓的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三省制度，也就成为典章上的纸面规定。”

张鸣老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四章也有相关的描述。总而言之，由于唐朝的“集体宰相制度”的存在，三省的职能并不是纸面上规定得那么分明，而是共同分担。

今年出了两道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题目（另一道是简答题第一题），因此同学们应引起对该科目的重视，上述张鸣老师的著作是比较好的教材。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政权组织。

解析：

错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3. 政协是国家机关，享有立法权、决策权。

解析：

错误。政协不同于人大，不是国家机关而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因而并不享有立法权、决策权。

4.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制约地独立行使职能。

解析：

正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5.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的影响。

解析：

如果阅读同济大学政治学系周光俊老师的相关论文，能形成很好的答案，不过本着“未知向已知靠拢”的原则，我们仍从通行教材中寻找答案。

可以从两个角度讲影响：

①从文化角度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让我们更易接受和形成“文化性”而非“政治性”民族观，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详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五章“民族与现代国家建设”部分；

②从制度角度说，历史演化而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构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文化根源，在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强调，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指导下的自治”，这是尊重“族群多元”的“自治”和强调“国家指导”的“一体”的融合，详见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十三章，尤其是开头部分。

6.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会改变传统政府决策利益协调机制。

解析：

此题可做肯定回答，但最好对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带来的改变进一步论证说明。

这实际上是一道论文阅读题，答案源自同济大学政治学系刘淑妍老师《数字科层制：智能时代政府组织管理结构的创新进阶》一文。

但是，基于“未知向已知靠拢”的原则，我们仍然从“通行教材”中寻找答案。

既然论及的是“利益协调”，这就表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那么题中的“政府”是“复数”而不是“单数”。

因此，首先列出相关的各种利益主体：

第一，“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同级的地方政府”（通行教材中少有论及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对同级地方政府的影响，此处不写）；

第二，“政府”与“民众”（“社会”）。

其次要明确“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对于“决策利益协调机制”的影响，比较容易联想到的是对于“信息”的影响，因为“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确实让信息的获取、整理和流动等各方面变得更容易；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为锚点可以从通行教材中找到更多可利用的内容。

（1）对于“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决策利益协调机制，景跃进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12.3.2和12.3.3中说：

“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上级政府享有更高的政策制定权限，而政策执行也往往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在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中，上级政府往往只有通过不断量化政策目标、加大监控力度和采用督办、检查、评比、综合整治、专项整治等方式来保障政策的执行。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是防止政策出现纰漏的最重要出路，但凡上级政府想要重视某方面的政策执行，它就会在加大此政策领域的执行监督力度。然而，这种压力型体制并非总能实现它的目标，不管是选择性政策执行，还是层层加码执行；不管是层层邀功，还是层层避责，从根本上都是压力型体制所造成的后果，自上而下的政策监控和问责体系都面对着不可克服的信息难题……在地方政府的运作过程中，上级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与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般而言，只要存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遇到代理人监控问题，即政策制定者存在监控政策执行者按照其意图确保政策执行的困难和挑战。”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监控体系下……在任务分配和监控过程中，下级政府往往会采取修改统计数据和‘找关系’等‘解压’方式来规避上级政府的监控。”

“在压力型体制的任务分配和监督过程中，下级政府往往会采取信息截留等解压方式来规避上级政府的监控。因此，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成了压力型体制有效运作的重要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何获得准确的统计信息，一直是政府完善信息系统的一大挑战……”

“因此，改善政策执行并不应该完全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而应当从三方面入手：其一，确保政策执行需要加强自上而下的监控，强化上级政府的监控能力，通过制度化和信息化等方式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以上内容表明，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因为“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处于信息劣势，下级政府则利用信息优势进行“选择性政策执行”，难以保障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得到全面落实，同时上级政府由于无法充分获取信息进而难以对政策执行的效果实行全面的监督与评估，而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处理“信息”上的优势能够让这一状况缓解或改善。

（2）信息化技术对于“政府”与“民众”之间决策利益协调机制的影响，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十一章第三节可以说提供了现成的答案：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代人类社会正处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阶段，两种文明在交融对接过程中，既存在一致也存在冲突。这种一致与冲突的复杂信号传递到上层建筑的公共政策领域，就体现为工业时代政策议程建构模式与大数据信息时代政策议程建构模式之间的交融与冲突。

工业时代政策议程建构围绕着权力而展开。尽管政策议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主协商因素，但是，民主协商主要作为辅助与补充，在权力有选择的组织下有限展开。权力为核心的政策垄断构成了工业时代政策议程建构的主导形态。在此形态下，一些最核心的政策制定者组成了集中而相对封闭的体系……随着大数据网络的崛起，传统政策议程理论受到更复杂的信息流的挑战……大数据网络赋予了大众一种特殊的‘解构’工具，政策共同体与政策垄断

的稳定结构在大数据时代逐渐趋于解构。解构动力源于大数据信息流赋予了大众一种有效的话语表达与民意积聚的工具。工业时代的政策议程协商处于民主的零售时代，原子化分散的个体被权力有选择地吸纳进入政策议程。但是，大数据时代下政策协商则走向‘团购’时代，无数原子化个体可低成本联合起来，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团购公共政策，从而迫使传统政策议程垄断走向开放与重构。”

同学们可以继续阅读该段以下的内容。总结而言，此处描绘了一种趋势：

信息时代的“大数据信息流”提高了“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而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大数据信息流”更能为民众“赋能”，“民众”得以更广泛也更深入地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来，决策权不再垄断于包含“政府”在内的核心政策制定者。

二、简答题解析

1.简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

解析：

可以直接使用杨光斌老师《政治学导论》第五章第三节“国家类型与国家形态”对中国封建国家的描述，要点是：

①秦以后的君主集权；

②发达的等级官僚制；

③与宗法制的密切联系。

此外，《政治学十五讲》第二讲和《政治学通识》1.3（可简括为“外儒内法”）中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的内容也能提供资源。

2.简述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解析：

吴新叶老师《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三维框架与实现路径》一文能够提供比较好的答案。不过，“未知向已知靠拢”，可以利用杨光斌老师的两本著作来回答：

①《政治学导论》第十章，可将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视为“国家”和“社会”二者的平衡问题；

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的“结语”，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部分，可将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视为“国家能力”与“有限政府”二者的协调。

当然以上两点并不冲突，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国家能力”，而“社会”不仅需要“国家能力”以实现其福利，也需要用“有限政府”以保障其权利。

3.简述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体制。

解析：

纯背诵题，见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十一章，不赘。

4.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国家－社会关系。

解析：

这道题也可以从同济大学政治学系老师的论文中得到一些线索，但是肥泽野鹤没有找到特别贴合的论文，还是本着“未知向已知靠拢”的原则来解答。

首先，可先解释何谓“国家－社会关系”，这点在杨光斌老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第八章已有详细解释，简而言之，就是“官－民”或“政府－民众”的关系。

其次，《政治学导论》第五、第十二章所引用的安东尼·吉登斯的学说表明，相较于古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拥有“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依靠“传播媒体、交通、邮电等资源的开发，使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强化其监视力”。

由此观之，数字技术强化了国家管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让国家能够更容易地渗透进社会当中；

再次，“社会”或“民众”也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更广泛、更方便的政治参与，向“国家”或“政府”提出诉求并要求回应，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对这一论点，上述辨析题第六题解析所引谢庆奎书中的内容可提供支持，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和杨光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也有相应内容能加以支撑：

“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传播媒介使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具有了现实的能力支撑，形成了大众真正大规模互动参与的新的‘舆论场’……在这股历史潮流中，民主政治基于‘说服’和‘公开性’的属性日益凸显，通过互联网去了解‘民意’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87）

“在治理理念层面，技术给公众提供了更广泛的参与渠道，公众参与意识增强，重视对政务信息的知情权和民意表达权，因此政府需要更大程度的数据信息公开，同时提倡协同共治、政民互动。在治理方式层面，技术驱动政府扩大政治沟通和更快捷地回应诉求，以数据为基础辅助科学决策，取代传统的经验决策。”（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320-321）

“公民的全面参与是网络民主区别于以往民主形式的最典型的特征。网络民主是一种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并快捷地实现公民要求的一种民主形式。与流行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比较，网络民主不需要中间环节，大大激发了公民参与的热情。”（杨光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P233）

“在互联网时代，民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压力性的‘焦点事件’有增无减。‘回应性’是衡量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杨光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P236）

最后，还可以论述数字技术给国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不写，但不妨说说），肥泽野鹤认为可以从两点说明：

①互联网带来的无序参与或互联网民粹主义带来的压力，这点可见杨光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第十一章的内容：“既然是一种直接参与民主，今天的网络民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奴隶制社会的直接民主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暴民专政’和无政府状态的可能。”（P233）后面的内容大致是说互联网的有组织的“少数人”会打着“多数人”的幌子“故意捣乱”进而危害权威和秩序；

②“社会”并不由同质化的个体所组成，“‘社会’并非单一性概念，其中既包括社会弱势群体这样的典型的社会力量，也包括‘强社会’诸如正常社会里的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十章P225），这点提醒我们，所谓信息时代的“社会”不仅包含了普通民众，也包含信息技术巨头（比如大型互联网企业），政府和民众都必须应对信息技术巨头的技术优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最近兴起的“技术封建主义”概念），在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说道：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驯服技术和资本……同期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迅速占领了传媒市场的最大版图，‘用户生产内容’固然值得‘人人皆有麦克风’，但‘众声喧哗’中不时夹带着如‘无物之阵’的‘网络暴力’，算法推荐‘精准命中’目标受众的同时，也导致了‘信息茧房’和‘回音室’等负面后果，造成意见极化和社会撕裂，互联网成为宣传工作的‘最前沿’……2018年以后，国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也在媒体领域得到贯彻，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淡化党的领导，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

三、论述题解析

1.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说明大一统思想的创新性转化。

解析：

“大一统”概念可能对于同济大学的考生来说比较陌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真题并不多，所以备考时未必重视；但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考题确实在增加，比如23年的623考查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而24年则考察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因此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习应当加大比重。

这道题目是一道源自老师论文的题目，只要阅读同济大学政治学系孙磊老师《“大一统”与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构建》一文便可提炼出答案；

但是，本着“未知向已知靠拢”的原则，我们要做的是在没有读过论文的前提下在熟悉的“通行教材”中找到一个“相对合理”（而不是“绝对完美”）的答案以期得到“更多”（而不是“全部”）的分数。尽管我们对于“大一统”感到陌生，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却并不超出考前必学的“当代中国政治”的知识范围，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从后者中挖掘出合适的答案。

（1）首先，还是得明确何谓“大一统”，这个概念有一个历史演变，简介如下：

①起初的“大一统”是春秋公羊学的一种主张，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何休。

这里的“大”不是形容词而是“意动用法”，即“以……为大”，可以翻译为“张大”或“推崇”；“一”不是“统一”的“一”，而是指“某一个”，这是相对于“通三统”的“三”而论（同学可去了解何谓“通三统”）；“统”这个字难解，可以翻译为“统绪”，可以“近似”理解为某一个王朝以及该王朝所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政治秩序”）的总和。

因为，最初的“大一统”可以认为是“推崇某一个统治秩序”，强调政治要“定于一尊”。

②当今中国人普遍理解的“大一统”则是“大统一”，即在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实现政治生活各方面的“统一”，强调的是“中央集权”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主义、分裂主义。

就做题而言，我们不必严苛地区分二者，只要按照②的理解便可形成答案。②所强调的“大统一”及“中央集权”是当代中国政治教材详细说明的，加以“靠拢”，可做以下回答：

①维系“统一”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正是确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才有全中国的“大一统”。

在古代，能否“大一统”不可或缺的前提是一位拥有普遍权威的中华天子，但是随着清朝的灭亡，帝制不复存在，随之开启是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即使是“洪宪帝制”和“宣统复辟”也无法扭转这一分裂的局面，因为帝制的覆灭不仅是清朝一家一姓帝制的覆灭，更是帝制合法性本身遭到了根本否定，更因为这两项试图恢复帝制的挣扎本身基于军阀政治的逻辑——袁世凯是最强大的军头却不足以并吞其他军头，就仿佛“五代”君主能够获得一些“十国”国王名义上的臣服，却无法实施实际的垂直控制，而支持“宣统复辟”的张勋本人也是个军阀。

帝制已无可能促成“大一统”而军阀本身就是阻碍“大一统”的力量，这时候让中国重归“大一统”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政党”身上，而这种政党不再是西式议会政治中的政党，而是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列宁式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的相似努力失败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所以“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党得以领导人民动员一切资源清除了一切诸如军阀、劣绅、帮会和帝国主义等阻碍“大一统”的势力，再造我中国之一统，形成了以党为领导核心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结构。

以上答案来自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下称《当代》）“导论”的“历史－空间维度的重要性”部分和“1.1中国党政体制源起的历史逻辑”部分；杨光斌老师著《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绪论”第一节“新制度的建立”部分。

②如何维系“大一统”？在党的核心领导下进行了以下具体制度构建，可分述如下：

央地关系。“大一统”的对立面是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所以首先要将“地方”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因此可分别论述单一制（中央集权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这三种制度在景跃进、杨光斌和谢庆奎的书中都有论述，表达时要侧重这三种制度是如何维系国家统一的，比如景跃进的书强调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

阶层关系。古代的“大一统”以天子为核心将不同的阶层或群体（比如“士”与“民”、各种文化族群）整合起来，在当代中国也有同样的需要，反映在治理结构则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群众路线、党领导下的政协制度和统一战线，这些制度机制将社会中不同阶层或群体（如“群众”与“精英”、不同的民族与宗教团体）统合了起来，塑造了“大一统”的向心力。

文武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确立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进而建立新政权，结束了近现代中国军政分裂、百年战乱不断与暴力泛社会化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党领导军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以文驭武’模式的恢复与重构。在党政体制下，这一模式重新实现了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引自《当代》P225）

意识形态。正如古代主张“大一统”的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需要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以凝聚社会共识（即“立国价值”，regime values）。“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在价值日趋多元甚至彼此冲突的情况下，形成和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引导公共舆论，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公民文化品质，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领导权的根本内容和具体体现。”（引自《当代》P56）

2. 说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治理逻辑。

解析：

这道题看似国家安全学的题目，但是仍然本着“未知向已知靠拢”的原则，调用通行参考书知识说明：

①所谓“发展”可框定为“经济发展”，“安全”可框定为以“政权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须保证政权拥有“合法性”，而“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绩效合法性”。因此，如果以“合法性”为中介衡量，“发展”能促进安全；

②但是，诺斯教授也提出了“国家目的的矛盾性”，即一个国家政权需要实现两个目的（或者说受到两种约束）：

第一个目的即“政权安全”，书中称之为“租金最大化”，即国家政权的权力不受威胁和挑战，现有的政治制度能够稳固存续（即“竞争约束——就是说现有统治者干得不好时潜在竞争对手会出现”）；

第二个目的即“经济发展”，即“社会产出最大”进而让国家政权的“税收最大化”，这要求一个更高效率的经济制度（即“交易成本”约束，交易成本越低，经济制度越高效，经济发展程度更高）

从表面上看，二者并无矛盾，因为更多的税收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的权力统治，但是诺斯教授根据经济史研究指出，有利于国家政权权力巩固的政治制度与更高效的经济制度之间实际上存在持续的冲突，“有利于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却可能不是建立在有效的产权组织（即‘经济制度’——引者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无效的产权组织之上，当有效的产权组织得到快速发展时，就可能削弱无效的产权组织，从而构成对统治的经济基础的挑战，因此，统治者有可能有意识地保护无效的产权组织而遏止有效的产权组织。而当有效的产权组织的发展受到遏制时，整体税收就会减少，因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二者的冲突正是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的根源。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与“安全”二者实际上存在着“冲突”关系。（以上内容引自杨光斌老师《政治学》第五章之“国家目的的矛盾性”部分，包刚升老师《政治学通识》4.5）

那么，二者能否“协调”呢？诺斯认为还是可能的，比如历史上的英、美。对于陷入“发展”和“安全”两难境地的国家而言，则需要审慎而坚定的改革，让国家的两大目的和谐相容。

杨光斌老师在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第九章开篇实际上就运用诺斯的理论给出了一个很好用的“现成答案”：

“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有两个基本考虑：一是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即‘安全’——引者注）；二是在经济上通过市场经济提高效率进而实现社会产出和税收的最大化（即‘发展’——引者注）。没有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改革就难以实行；而没有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就不能保证民众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中央政府要在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选择市场经济并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虽然冲击了传统上的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但结构上的非并联性并不等同于利益上的完全矛盾或冲突。毕竟，社会产出最大化意味着为国家提供了更多可供汲取和支配的资源。 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与既有的国家权力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但市场经济产出的更多的经济资源又弥补了国家权力所赖以生存的国有经济产出之不足，是一种国家和社会公众双赢的选择。”

进一步地，杨光斌老师还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将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通过党的渠道纳入制度之中，而这正是制度发展和稳定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P1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它鼓励新生的企业精英加入共产党，这样将在组织链条上连接党与非国有企业，使既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加和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P18）

③此外，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会考，要看）中的思想也可资借鉴亨廷顿认为，处于剧烈现代化进程（即“发展”过程中）的国家由于高度的政治参与和低度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矛盾会导致“政治衰朽”。政治衰朽本身意味着失序与动荡，是一种“不安全”的状态。因此，亨廷顿认为要走出怪圈，众多发展中国家需要“权威—秩序—发展”这个药方，“权威”和“秩序”就意味着摆脱了霍布斯式丛林状态的“安全”。因此，可以说：

剧烈的“发展”导致了“不安全”，因此需要树立起能够创造安定秩序的国家权威，营造“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以上答案引自杨光斌老师《政治学导论》第七、十章有关亨廷顿的部分，燕继荣老师《政治学十五讲》第十五讲。

四、材料题解析

材料是《山东枣庄峄城区：‌构建“纪巡审”联动监督体系》一文，介绍了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纪巡审”（巡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审计监督）联动工作格局，同学们可自行搜索阅读。

总的思路：

材料题的“材料”千变万化，题目具有“开放性”，要求灵活作答，很难以“照抄照搬”的方式应对，向来被考生视为畏途。对此，我有两项建议：

①摆脱寻求答案“确定性”的适应不良型完美主义思维，要认识到开放性题目并没有高度标准化以至于死板的“标准答案”，考生的回答只要表达通畅、文理清晰即可拿到一定的分数。因此，在“战略”上不必有畏葸心理，材料题之回答并不足以成为决定分数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战术”上要训练提炼文字的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而对这两项能力的锻炼可贯穿于考前学习的全过程，如阅读文献之后的回忆复述、写笔记或回答历年真题。

②虽然前文讲的是“灵活”，但到底有没有一些相对模式化、易于把握的方法或策略呢？我认为是有的，就是前文提及的“未知向已知靠拢”这一原则。尽管材料和问题对于我们而言是“未知”的，但是我们考前所学的知识是“已知”的，我们要做的是在二者之间搭建起“桥梁”，并且运用自己的写作能力使之“合理化”。以该题为例，所谓“‘纪巡审’联动监督”是陌生的、未知的，但是对于参考书的内容，比如《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中有关“纪检监察口”的知识我们是熟悉的、已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后者对前者进行解读，只不过在文字上要稍作调整即可，以下我会展示这种“用法”。

1. 结合材料说明纪巡审体制的联动运作机制。

解析：

此题属于“语文阅读题”，考查提炼概括能力，不赘。

2.结合政治监督的原理（或“法理知识”），说明“纪巡审”联动机制的理论内涵（或“对‘纪巡审’体制进行学理分析”）。

解析：

依前所述之“未知向已知靠拢”原则，

（1）首先，这道题考的是“纪检口”相关知识，那么与“已知”联系，就可以回忆《当代》中第6章“纪检监察系统”，去寻找与该题有关的知识。

由题目我们可以知道，“纪巡审”涉及两类主体，一是属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委监委（在法理上纪委是党的机关而监委是国家机关，但是二者“合署办公”，党的机关是当然的主角，因此在本题分析中有时就合并而论），二是属于狭义之“国家（政府）”机构的审计局，那么为什么分属于“党”和“国家（政府）”的两个机构为何能够“联动”工作呢？那么就可以联想到中国的“党政体制”（或曰“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party-state system），书中说：

“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审计工作受到了更多关注，也成为反腐败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初的监察体制改革动议中，想把审计制度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采取监审合一模式，但最终审计监督的职能被保留，未来纪检监察系统与审计工作的协调与联动，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1]

“需要说明的是纪检监察系统——为什么不设置独立一章讲国家监察委，而将其归入纪检监察系统？这一安排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虽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前者是党内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后者是具有宪法地位的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但它们合署办公，国家监察委主任同时也是中央纪委的副书记；检索两个机构的官方网站，也可以发现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共用一个网站。这一制度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基本趋势——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下，统筹安排党的机构与国家/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将党的纪检与国家监察整合起来，放在纪检监察系统中加以考察，既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反腐败事业。”[2]（肥泽野鹤注：进一步说，属于“国家/政府机构”的审计部门自然也可以在“统筹安排”之内。）

“党政体制的奥秘在于，作为一个复合体，它既超越了政党组织的逻辑，也超越了政府组织的逻辑。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将两者整合在一起，自我生成了一种新的逻辑。”[3]

继续追问，是什么能够将二者“整合”起来呢？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或“党统领全局”，正是因为党领导全局、协调各方，所以能够将分属于不同组织系统的纪委监委和审计局在“政治监督”这一领域整合起来，让其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更大合力。书中说：

“（党政体制）作为一种全控型政治，政党通过垄断全部暴力资源和大部分人力、组织资源，主导国家的政治方向，规定国家的政治过程，决定政治价值的配置，政党由此成为国家和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结构……”[4]

“权力形态的统合性。政府内党组有权参与政府具体政策的制定，与政府共同履行政府职能，政府不仅受其内部党组领导，而且受其外部同级党委领导，政府完全成为党的组织体系的组成部分。”[5]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纪巡审”联动体制的第一个理论或学理内涵就是折射出“党政体制”这一“核心概念”[6]或“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出发点或前提”[7]，而在党政体制当中，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正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将纪委监委与审计部门“联动”起来工作。

（2）其次，党通过何种制度实现“一元化领导”？其中之一就是“归口管理”制度[8]。书中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党政关系展现出了‘愈加紧密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突出表现在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归口管理逻辑的复兴。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随后全国人大批准了改革方案，由此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第八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本次改革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机构’这一重要概念，并在这一概念的统摄下，囊括了党政军群四大体系的所有公共机构。归口管理逻辑的复兴是本次改革的鲜明特色，而这正是通过厘定党和国家重大工作，并重构党政体制来确保党对重大工作领导的实现……本次机构改革基于‘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大部制原则，将职能重合交叉的党政部门合署或合并，将工作归口党中央统筹协调，同时对党中央的职能部门、议事协调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与重组，系统地梳理了党中央归口管理格局……监察体制改革正是在归口管理逻辑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推动与发展的，也是2018年党中央机构改革的第一项内容。监察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纪委监察与检察机关反腐败侦查二元分立的格局，试图解决监督力量分散、监督存在盲区、监督衔接不足等问题。当然，如前所述，在最初的监察体制改革动议中，想把审计制度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采取监审合一模式，但最终审计监督的职能被保留，未来纪检监察系统与审计工作的协调与联动，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9]

上述引文中说，尽管审计制度最终并未合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但整段语境强调的是党领导下的“归口管理逻辑的复兴”，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纪巡审”联动机制视为一种近似于“归口管理”的实践探索。

（3）再次，审计部门的工作对象包含了“行政机构”，再联系“巡视监督”，可联想《当代》5.3.3“党中央领导国务院的工作机制”中的“外部监督”相关内容：

“由于手中拥有强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即便有了上述政治领导、功能协调、人事管理和内部控制四大机制，官僚机构仍然还有自利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行政系统的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制度成为执政党从外部对行政机关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对于加大执政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有效遏制行政权力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10]

这一段强调了党对行政官僚机关的监督，监督的理由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带来的“自利”与“腐败”问题；

“行政自由裁量权”“自利”与“官僚自主性”相关，故可围绕“官僚自主性”与“腐败”两点展开说明。

①官僚自主性即“行政机构和个人超越其法定的地位和职能，超越政治家的控制”[11]，这里的“政治家”在中国语境中可以替换为“执政党”或“党中央”，因为政治家的首要的权力在于决策权[12]，而“党中央是最高的决策中心”[13]。在中国，行政或官僚机关是要在“讲政治”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14]，而“讲政治”一大要求就是要做到“两个维护”；

可是，官僚自主性及相关的自由裁量权成为“选择性政策执行”的一大根源，因此“确保政策执行需要加强自上而下的监控”[15]，而“巡视监督”和“审计”都是“加强自上而下的监控”的一种方式。

②纪委聚焦于“政治监督”而审计部门则关注“经济责任”监督，政治与经济的不良互动便是“权力寻租”或“腐败”，因此“纪巡审”联动监督体系也可以认为是抑制“权力寻租”或“腐败”的一种新机制，相关知识见以下引文：

“政府‘寻租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对政治腐败的分析中，认为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并在人为地制造稀缺，一旦制造出稀缺，寻租活动便有了可能，腐败也由此而产生。因此，正是行政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产生了租金，从而使企业为了寻求租金而不得不向官员行贿。由租金获益的官商既得利益者，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并不断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进一步扩大租金规模，权力腐败现象因此更为严重。”[16]

“党的十六大以来，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成为权力反腐制度化发展的方向，国家审计被看作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署权限范围大幅扩张……2003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审计署联合发布《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鼓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工作中互通情况、相互支持，加强协作配合，建立沟通、协调机制。”[17]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保证。权力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缺乏制约和监督，就容易沦为牟取私利和贪污腐败的工具。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特别是对行政权力来说，更要加大管控力度，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行政权力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首先是要紧盯‘重灾区’（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等），对之进行重点监督；其次是完善审计制度，审计数据最有说服力，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秘诀和基本经验。中国政治改革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的民主法治道路。”[18]

3.从更普遍的角度，给出应如何完善“纪巡审”机制的建议。

解析：

材料是新材料，但答案却是现成的，只要稍加改造即可。因为“纪巡审”机制涉及纪委、监委、审计“三个机构”，党纪、国法“两种规则”，做一下“联系”，《当代》一书中就涉及了“纪委”和“检察院”之间的机构协调问题，以及“党纪、政纪、法纪”贯通的问题，在此我们稍加变换套用即可。

（1）完善“纪巡审”之间的机构协调机制

“20世纪90年代后……纪委与检察院之间出现了沟通不畅、协调与配合欠佳、线索重复举报等问题……2003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审计署联合发布《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鼓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处案件工作中互通情况、相互支持，加强协作配合，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在实践中，审计机关主要起到互通情况、协作配合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党政关系规范化的时期……检察院与纪检系统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管辖不清问题给纪检监察工作中带来了许多阻碍。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审计工作受到了更多关注，也成为反腐败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党政关系规范化时期，纪检监察系统仍然有分有合，权力监督体系配置依然比较分散。”[19]

这段引文指出，属于党的机关的“纪委”与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检察院”存在着“沟通不畅、协调与配合欠佳”的梗阻导致“权力监督体系配置分散”，那么加以发散的话，就可以推测属于党的机关的“纪委”与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审计部门”也有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第一条建议也就出现了：

二者要“互通情况、相互支持，加强协作配合，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甚至要从一种地方性试验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

（2）完善“纪巡审”之间的规则衔接，让“党纪”与“国法”贯通、“党治”与“法治”平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并明确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再次提出了处理好纪法关系问题……平衡纪法关系的难点是纪法协同问题。加强日常监督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如解决形式主义突出、为基层减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日常监督可能过度的问题。此外，强调日常监督也带来了考核上的难题……如何在纪法协同过程中维持‘党治’与‘法治’的平衡，是当前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一大挑战。”[20]

联系上文并结合“纪巡审”联动机制，纪委主管“党纪”，而监委与审计部门则以相关的“国法”为监督工作的依凭，二者存在着“平衡纪法关系的难点”，因此要完善相应的规则体系，让“党纪”与“国法”贯通、“党治”与“法治”平衡，即“从严治党”又“依法治国”。

引用来源：

[1]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二版，下同）p155-156

[2]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6

[3]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6

[4]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3

[5]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7-18

[6]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6

[7] 杨光斌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37-38页,《政治学导论》p128页

[8] 杨光斌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38,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64页

[9]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55-156

[10]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30-131

[11] 杨光斌著《政治学导论》p131

[12]《政治学通识》p161

[13]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7.展开来讲，“官僚自主性”的例子就是杨光斌著《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中说的中央行政机构与地方行政机关的“反市场行为”（比如地方行政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对“反市场行为”的抑制则需要中央权威，这里的中央权威首要指的就是党中央的权威，参见该书第九、十章。

[14]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p130

[15]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286-287

[16]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第二版）p128

[17]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55

[18] 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三版）p313

[19]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54-155

[20] 景跃进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p157-158

本文由“肥泽野鹤”发布，2026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