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西南交通大学文论真题试看(第八弹)

四季读书网 2 0
2026年西南交通大学文论真题试看(第八弹)

(论述)晚清章回体小说与西方的不同(2026)

晚清章回体小说与西方小说的差异比较论述如下:

首先,两者小说观念存在差异,载道传统与审美自主的分野。

晚清章回体小说是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极端化。一是启蒙工具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抬至“治国平天下”高度,《新中国未来记》直接嵌入宪法草案、政党章程,使章回体沦为政治演说容器。二是实录精神的畸变:《官场现形记》按“捐官—钻营—贪腐”模块罗列官场黑幕,形成“新闻剪辑式”叙事,较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更近于社会调查报告。

西方小说有艺术自律性的确立。一是为艺术而艺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因“客观展示通奸”受审时,辩护词强调“小说家如上帝隐于宇宙”,凸显艺术独立性。二是心理真实探索: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主张“意识中心”理论,其《鸽翼》通过人物内心折射道德困境,与晚清小说外向化叙事形成对比。

晚清“文以载道”传统在救亡语境中异化为宣传工具,而西方自康德“审美无功利”说至唯美主义运动,逐步确立文学本体价值。但需注意:狄更斯《荒凉山庄》同样干预司法改革,证明西方小说亦有社会功能,只是未如晚清般压倒审美维度。

其次,两者结构体制存在差异,说书程式与有机整体的对抗。

晚清章回体的程式化特征。一是回目对偶的韵律枷锁,《老残游记》第十七回“铁炮一声公堂解索,瑶琴三叠旅舍衔环”,硬凑工整却割裂情节节奏。二是说书人腔调的持续干预,刘鹗常以“看官听说”插入治河策略议论,造成叙事断裂,这种“拟书场”模式延续宋元话本传统。

西方小说是有机结构实验。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将哲学辩论、法庭戏剧、圣徒传说编织成复调网络,每条线索皆为主题服务。二如乔伊斯《尤利西斯》将都柏林一日扩展为史诗,其“意识流”手法彻底打破线性叙事,较之《海上花列传》的“穿插藏闪”技法更彻底。

差异在于文化逻辑,晚清章回体回末“欲知后事如何”的悬念设置,对应农业社会间歇性阅读习惯;西方19世纪连载小说(如《悲惨世界》)虽也分期刊登,但整体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戏剧结构,体现工业时代对系统性的崇拜。

再次,两者叙事模式存在差异,全知全能向限制视角的演进。

晚清的第一人称实验困境。一是叙述者人格分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死一生”自称“目睹者”,却大量转述他人轶事,实为伪装的第一人称全知。二是日记体变形,《孽海花》开头采用金雯青日记,五回后即回归传统全知叙事,暴露作者对限制视角的不适应。

西方小说视角差异,一是限制视角的成熟:詹姆斯《黛西·米勒》严格通过温特伯恩的有限认知展开叙事,误读与偏见成为主题组成部分。二是多元视角建构: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让三兄弟分别讲述家族衰落,呈现“罗生门”式相对真实。

晚清小说滞后的视角意识,反映传统文化对“权威叙事”的依赖;西方视角革新则与现象学“意向性”、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现代认知革命同步,如沃尔夫《到灯塔去》对时间主观性的文学化呈现。

最后,两者文化功能存在差异,文明冲突中的身份焦虑。

晚清小说善写中西碰撞的创伤书写。一如器物迷恋与恐惧,《文明小史》中留学生剪辫穿西装被斥“假洋鬼子”,显微镜、电话等西方器物常被妖魔化。二如制度想象困境,《新中国未来记》将议会辩论写成骈文对仗,暴露传统文体与现代政治话语的龃龉。

西方擅长殖民叙事的自信表达。一是表现为他者化书写,吉卜林《基姆》将印度描绘为需要英国教导的童稚世界,叙事中充满人类学式观察距离。二是殖民主义叙事,康拉德《黑暗之心》以刚果河航行隐喻文明回溯,其叙事者马洛的欧洲中心视角从未被质疑。

两者现代性体验的本质区别在于,晚清作家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章回小说如《痛史》写文天祥抗元实为影射当下,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镜像;而司各特《艾凡赫》虽也写历史,却旨在建构民族认同,这种从容是半殖民地作家无法享有的。

总之,晚清章回体与西方小说的差异,本质是被迫现代性与自发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投射。前者在程式化框架内仓促回应救亡命题,造就了《官场现形记》式的“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后者在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土壤中,孕育出从《堂吉诃德》戏仿骑士小说到《尤利西斯》颠覆史诗传统的完整创新链。但若以“小说进化论”简单贬低晚清成就,将落入西方中心主义陷阱——《老残游记》中的黄河结冰意象系统,构建出独特的自然危机美学;《孽海花》通过赛金花穿梭宫廷与妓院的身份流动,解构了传统性别与阶级秩序,这些本土智慧恰是西方小说未曾开发的维度。两者的差异最终启示我们:文学现代性并非单一图谱,而是各自文明在应对历史剧变时,用叙事艺术书写的不同答案。

(论述)杜甫的诗史性质和集大成(2026)

集大成

叶燮:“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原诗》)杜甫诗歌集大成的成就兹论如下。

首先,杜甫吸收诗骚的诗艺。

杜甫学习《诗经》中的“国风”比兴手法和“小雅”叙事诗的来叙夹议方式。

比兴如《新婚别》,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开头,《新安吏》以“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进行画面对比。

夹叙夹议如《新婚别》叙事的结尾以“人事多错忤,与君永相望“议论作结。

杜甫吸收《离骚》反复陈述理想的手法。

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分三段反复陈述,“一篇之内,三致志焉”。既有“穷年忧黎元,叹惜肠内热”,又有“葵霍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还有“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从个人、百姓、君王等多角度反复陈述理想。

其次,杜甫吸收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

一方面继承汉乐府关心民瘼的传统,在技巧方面学习汉乐府对生活画面细节的选取、环境描写和对话建构。环境描写如《石壕吏》“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细节如“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对话如“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

另一方面学《古诗十九首》闺怨诗传统,《新婚别》以女性视角入诗;《垂老别》中“还闻劝加餐”一句从《古诗十九首》“努力加餐饭”中化用而出。

再次,杜甫吸收魏晋及南北朝的文学精萃。

其一学习建安风骨,杜诗早年诗歌《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其二学习陶渊明平淡自然诗风,形成自己的“萧散自然”诗风,如《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写出避难成都的适闲心情.

其三学习鲍照的拟乐府,反映民生疾苦。《代东武吟》《代贫贱行》等对杜甫《无家别》等影响深远;

其四学习经历相似、集南北文学之胜的庾信,学其诗境苍茫,诗艺之工语,赞颂鲍庾诗艺:“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其五学习永明体、大小谢。

此外,唐初诗人对杜甫影响极大。

陈子昂、张若虚等人的风骨、境界沈宋定下来的唐诗格律,为五律发展为七律奠基础,杜甫得以在前人体制上集律诗之大成,祖父杜审言带给杜甫文学世家的自豪感:“诗是吾家事。”让其“晚节渐于诗律细”,《登高》现世为古今七律第一。

另外,杜诗受其他文学样式影响。

如汉赋铺排手法,司马迁秉笔实录历史的方法,他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按照旅途所见描写、抒情、叙事、议论结合,可视之为受汉代述行赋影响。

总之,元稹曾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赞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谢鲍,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诗史性质

杜甫诗歌关心民瘼,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和《诗经》以来的关心民瘼精神,其人被誉为“诗圣”,其诗被誉为“诗史”,其诗以“三吏三别”为代表,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的个人史、社会史、文化史,既有与史书互补处,亦有补史之所缺处,现论述如下:

首先,记录个人史。

杜诗中有鲜明的醇儒形象,写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颠沛流离,如《羌村三首》写自己侥幸苟活归家,“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这般奇遇令人又惊又喜,“邻人满墙头,感慨亦嘘唏。”“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道出心情的惊魂甫定;《述怀》这位“一饭未曾忘君恩”的醇儒终于凤翔得见天子,“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写个人翻山越岭见到天子时的尴尬装束,同时暗含须盛装觐天子的盛唐一去不返的悲叹;《月夜》中怀想:“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写杜甫思念妻儿时个人的复杂心情;《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幼子饿已卒”:“无食致夭折”的人文悲痛。

其次,记录社会史。

一方面,杜诗可证正史之实,两相补充,谓为“诗史”。至德元年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写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有《收京三首》,收河南河北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九节度使兵溃邺城,胜利在即,有《冼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兵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如《新婚别》新妻劝慰被充壮丁的丈夫“努力事戎行”;《垂老别》写老翁不顾孤弱的老妻,明知死别,仍豪言报国;《新安吏》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善于描摹镜头,两相对比,以小惨衬大惨,渲染家国至时代之悲,包容广大,无愧“诗史”。

最后,记录文化史。

文化史是一种更详尽情感、知觉、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录,杜甫通过抒情律诗的形式怀念开元、天宝之盛唐气象,表达家国沦陷后的个体感受,融入浓厚的怀恋之情,通过想象还原彼时盛世之景,从而记录对盛唐的“文化记忆”,又《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盛唐难再,盛世已矣。借“花”“鸟”浸染主观情感,表达对盛唐的追忆;又如《秋兴八首》“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采用倒装句,将“香稻”“碧梧”美好事物提前,表示对盛唐的追忆,带来感慨之美,此外,“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等亦是对文化史的记录。

总之,杜甫的“诗史”可以分为“社会史”、“个人史”、“文化史”,而对于这三种历史,杜甫分别用了不同体裁的诗歌进行表现,也就相应的,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呈现历史。

(论述)从内容、体例、结构等角度比较严家炎文学史教材和其他教材的不同(2026)

从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其他主流文学史教材(如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比较来看,其在内容选择、体例编排、结构逻辑上呈现出鲜明差异,论述如下:

首先,严版内容取向,从“革命叙事”到“现代化叙事”的转型

不同于钱理群版(《三十年》),以“启蒙现代性”为线索,将鲁迅《呐喊》置于“立人”思想框架下,但相对淡化解放区文艺政策的影响。

不同于陈思和版(《当代教程》):首创“潜在写作”概念,论述无名氏《无名书》等被遮蔽文本,但弱化了体制化生产(如“三红一创”)的历史必然性。

严家炎版实现革命史观与文学本体论的平衡。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焦点:在论述左翼文学时,既强调《子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政治维度),也分析其“蛛网式结构”的叙事创新(艺术维度)。填补“非主流”空白:专设“沦陷区文学”章节,挖掘张爱玲《传奇》、钱锺书《围城》在战争语境中的现代性探索,较早期教材(如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仅侧重解放区文学,更具包容性。

其次,严版体例设计,从“线性分期”到“问题集群”的革新

不同于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采用“一体化—分化”的宏观模型,将“百花文学”与“文革地下文学”作为体制裂痕的印证,更具理论抽象力。

不同于丁帆版(《中国新文学史》)首创“双翼论”(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并置),但在时段衔接上存在跳跃。

严家炎版采用板块结构。一是体现在时空交叉编排,将1917-1949年的文学按“思潮—体裁—区域”三维切分,如“话剧民族化实践”单元同时考察国统区(曹禺《北京人》)、沦陷区(杨绛《称心如意》)的平行探索。二是附注系统的学术对话:通过页下注收录夏志清、李欧梵等海外汉学观点,形成开放性学术场域。

再次,严版结构逻辑,从“进化论”到“张力论”的嬗变

不同于唐弢版(经典教材)严格遵循“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形成“鲁迅方向—左翼壮大—延安文艺”的单线进化结构。

不同于陈晓明版(《当代文学主潮》)以后现代理论重构先锋文学,将余华《现实一种》与西方荒诞派直接对接,但略去本土现实主义传统的制约因素。

严家炎版强调多元共生的张力叙事。一是消解“主流—支流”二元论,在“十七年文学”部分,既肯定《红旗谱》的革命史诗性,也论述《百合花》对人性美的坚守,揭示意识形态与艺术自律的博弈。二是打通现当代分野:将“五四启蒙精神”与1980年代“新启蒙文学”设为隐形脉络,论证王蒙《活动变人形》与鲁迅《狂人日记》的精神谱系关联。

此外,严版方法论上,实现史料实证与理论阐释的权重分配

王德威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编年+事件”的复调结构,但以“理论先行”著称,如将1942年定为“压抑的现代性爆发年”,引发争议。

刘俊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侧重方法论训练,每章附研究范例,但缺乏通史的整体感。

严家炎版具有实证主义底色,一有版本校勘的史学意识,对比《倪焕之》1930年开明版与1955年人文版的修改,揭示作家在时代压力下的自我调整。二有传播接受维度的引入,分析《暴风骤雨》在苏联译介时的删改策略,展现跨文化过滤机制。

总之,严家炎教材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承前,继承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史料扎实传统;一方面启后,为陈思和“民间隐形结构”、洪子诚“制度研究”等新范式开辟空间。其局限则在于对通俗文学(如金庸武侠)、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性论述不足,而这恰是后来者(如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着力填补之处。本质而言,文学史教材的差异折射出学界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永恒辩证:严版在意识形态与审美自律走出独特轨迹,而其他教材或选择解构(后现代范式),或重铺(新左翼叙事),共同构成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复调景观。

补充了解:严家炎版代表历史主义中和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文学自律性间寻求平衡,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与钱理群、黄子平共创,但更强调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复杂缠绕(如分析台湾日据时期小说中的语言政治)。相较于1950-60年代教材的“政治审定”色彩(如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唯一标尺),严版诞生于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浪潮,又比1990年代后现代史学影响下的教材(如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主义视角)更具史学稳健性。

(论述)浪漫主义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2026)

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

首先,浪漫主义作家着力抒发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极大的愤懑和反抗之情。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与大革命带来的结果之间的矛盾,给浪漫主义作家的激愤和抗议提供了现实依据。如雨果的《悲惨世界》以社会底层的苦难人民为表现对象,展现了一副惊心动魄的悲惨世界的图景,“贫困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谴责沙皇暴行。由于浪漫主义作家的激愤和抗议源于个人价值的捍卫,所以不限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而指向一切形式的精神桎梏,一切既有的秩序和规则,如古典形式、保守道德、人性的平庸等。

其次,浪漫主义文学表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解放斗争,尤其反映在美洲一些新兴民族和欧洲一些落后、弱小民族的文学创作中。

如惠特曼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草叶集》表现了美利坚民族形成时期蓬勃向上的豪迈精神。

最后,浪漫主义文学热情讴歌自由、民主、平等的先进思想,抒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

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主义信念,是浪漫主义作家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反抗专制统治和压迫的武器,同时也是他们构筑社会理想的基石。如对理想的表现,浪漫主义有两种表现:“向前看”指向未来看,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构建,如雪莱的《西风颂》以强烈暗示的语言对未来发出召唤;《解放普罗米修斯》描绘了乌托邦的场景;“向后看”指向过去看,向中世纪寻找理想,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中世纪为社会背景从中寻找真善美,而弗罗洛等黑暗的宗教势力最终死亡是作家在批判假丑恶。

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

首先,强调主观性,着力表现个人情感。

如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提出,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注重挖掘内在的宇宙,和 18 世纪的感伤主义文学相比,浪漫主义一方面抒发感情更加丰富和具有个性,如有因不满现实产生的愤懑,有看见凄凉景色的悲伤,有理想破灭的忧郁。另一方面对潜意识、梦境等非理性心理活动进行了探索,开启了通向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道路。如霍夫曼《魔鬼的万灵药水》。

其次,浪漫主义文学体现了对外部世界的崭新理解。

A.作家把外部世界看成是心灵的外化形式,外部世界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心灵的存在。

B.理想化的自然、乡村、异域受到作家的钟爱,侧重于描写自然风光,寄情山水,歌颂大自然,标举卢梭“返归自然”的主张,如华兹华斯笔下的英国西北部湖区,雨果笔下的大海,描写乡村习俗和对生活的赞美,赞美乡村平静悠闲恬淡的牧歌情调。C.追求异国情调,追寻东方特别的美,作为拯救堕落腐朽的欧洲社会的良药,如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印第安人,美国作家库柏笔下的美洲西部荒野,雨果的东方。

再次,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艺术形象。

如拜伦式英雄、世纪儿、多余人都富于反抗精神,是乐于孤军奋战的个人主义者,对现实抱有不可调和的仇恨,蔑视一切陈规陋习,心性高贵,行动果敢坚毅。这类形象发展到极端,就具有了恶魔般的性质,他们对死亡无所畏惧,甚至渴望死亡,作恶以决绝于人类。

此外,各种新的文学体裁诞生。

诗歌是最灿烂辉煌的文学样式,从抒情诗、叙事诗、剧诗,到诗体长篇小说,都十分繁荣。抒情诗有华兹华斯,雪莱,济慈,诗体长篇小说有拜伦的《唐璜》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民间文学有德国的海德堡派作家、格林兄弟;历史小说有司各特吸收莎士比亚小说的样式和写实手法,开辟新的表现领域。

最后,表现手法上有独特之处。

首先是比喻的大量采用。

浪漫主义诗人的理想和想象变成可以捕捉的物象,比喻是必不可少的。华兹华斯透过黄水仙的外表,发现了它们潜在的寓意;济慈的《秋颂》暗示了自己想象中秋天的内在本质;施莱格尔认为“只有通过象征手法,只有在形象和符号中”含糊的事物才能变得清楚,因此带有象征性和暗示性的比喻在诗歌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浪漫主义诗歌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现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

其次是对比和夸张的运用。

浪漫主义创作的基本动力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作家喜欢把截然相反的事物安排在一起,从而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浪漫主义作家用以对比的事物,具有美与丑、善与、崇高与卑贱、光明与黑暗的矛盾特征,这种对比渗透到作品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因素中。这一创作原则在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指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与共。”为此,浪漫主义作家往往省略了事物之间的过渡,排斥了事物之间可能有的交集与包含,拒绝采用中间色,总是夸大事物的某种属性,趋于极端。

其次,在情节和场景等方面,浪漫主义文学追求离奇、惊险和刺激甚至怪诞、神秘。

例如爱伦坡的恐怖小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作品中常常充斥着密室、毒药、匕首、凶杀、决斗,以及标新立异的爱情和死亡,展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神奇诡异的世界。它们多是作家想象力的产物,而非生活常态和现实本身。

抱歉,评论功能暂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