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有一门英语课，老师让我们自由选题，站到讲台上，用英语讲一段事先准备好的内容，然后接受同学提问。
这听上去很像一种教育设计，实际上对我来说更像一种公开处刑。
我这个人，对当众演讲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用中文讲，已经像把一只旱鸭子扔进游泳池；用英语讲，则相当于把这只旱鸭子扔进大西洋，还要求它顺便讲解一下国际形势。
我当时选的题目，好像是马丁·路德·金的生平。为什么选他？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他很伟大，而我很无知。伟大人物最大的好处，就是资料很多；无知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料再多也消化不了。
于是，我站上讲台，开始背诵我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
那一刻，我的身体很诚实地表达了它对高等教育的不满。脖子发硬，嘴唇发抖，手脚可能也各有各的想法。我面对二十多个同学和老师，像一台年久失修的录音机，磕磕绊绊地播放着一段我自己也不太明白的内容。
讲完以后，还有同学提问。
这就更可怕了。背稿子至少还属于人与纸之间的关系，提问则进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来比语法复杂。
所以，台下的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终于结束以后，我如释重负地坐回座位。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一个人刚刚从一场小型灾难中逃生，虽然房子塌了，但人还在。
我后面坐着一位叫 Stone 的武汉同学。他很优秀，英语讲得非常流畅。以我当时的听力水平，其实未必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但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听懂的，比如自信，比如流畅，比如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时那种“这世界我来过，并且我还准备发言”的气场。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所以他演讲的时候，我坐在下面，非常真诚地看着他，不停地点头，像一个负责气氛组的同学，给出十足的支持、鼓励和赞赏。
下课以后，同寝室的同学拉住我，痛心疾首地说：“你怎么那么傻呀？你演讲的时候，那个 Stone 很不耐烦地敲桌子，老师还制止了他！他演讲的时候，你干吗还那么上赶着迎合他呀？”
我当时愣住了。
原来我在台上遭遇的，不只是英语，还有人性。
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我讲的时候，全部注意力都用来维持呼吸、站立和发音了，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观察台下同学的反应？一个正在溺水的人，是不会研究岸边观众表情管理的。
后来那个学期结束，秋老师给我的分数还不错，给那位男生的分数却比较差。同学们都说，老师大概是不喜欢他的作风。
很多年以后再想这件事，我才明白，老师打的也许不只是英语分。
课堂当然要考专业能力，发音、表达、准备是否充分，这些都重要。可是一个人坐在台下，面对另一个正在发抖、正在出丑、正在努力完成任务的同学，他是选择宽容，还是选择轻慢；是选择安静等待，还是用不耐烦去加重别人的难堪，这里面也有一种分数。
这种分数没有写在卷面上，却写在人身上。
我记得那位老师姓邱，还是九三学社的成员。我和他没有单独聊过，也没有听他说过什么大道理。但他在那门课上给过我的鼓励，同学们都看到了。
年轻时我们总以为，老师的鼓励是一句话、一个分数、一次表扬。后来才知道，有时候真正的鼓励，是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有人没有把你的狼狈当成笑话。
谢谢邱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