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得今年的中高考季马上就要到来，天气越来越暖，窗外的梧桐叶越发油亮，我几个要好的朋友家的神兽们，越发觉得时间更不够用，家长们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做好一切后勤工作，在学习上却一发爱莫能助。我的思绪也不禁飘向似乎有点遥远的一九九一年春天，那是我的中考季，时间这个东西真的不经用啊！都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五年了。
中考的事，在考场里究竟答了些什么题，监考老师是什么模样，如今是一点也记不清了。倒是考场外头的那些事，像老屋墙根的青苔，年岁越久，反而越显得鲜润了。
我们那时候，正式中考之前有预考。说是预考，其实就是一次筛选。那时的招生政策，是要把成绩好的学生按比例挑出来，正式中考时再在这里边精选一部分上中专。考上中专的，便算是“跳了农门”，经过三年或四年，就会吃上国家粮，端上铁饭碗。这件事对于城里的孩子或许不算什么，可对于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那真是一道分水岭——岭的这边是黄土，那边可能就是柏油路。
预考是在县城考的。那是我长到十六岁，头一回住酒店。说是酒店，其实叫旅馆更合适些。我们住在阜东路上的海月楼，这名字起得很雅致，可吃的却很糟糕。可是大家心里都绷着一根弦，谁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埋头看书。老师再三交代，考过了就算，不准相互对答案，准备下一场考试就行。
预考前一天下午，父亲特意送我到县城。木讷的他看了我的床铺后，只叮嘱了一句：“不能乱跑，要听老师的话。”也许他知道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不需要交代什么。三天的预考，现在想来真是快得像一阵风。成绩出来那天，我们班四十几个学生，预选上的只有七个。其中两个可以直接进滨海中学的尖子班，那是一个全县只收五十人的尖子班。其中一个鼠目寸光放弃了这一个大好机会，剩下六个预选上的同学，又要在中考里再拼一次。
正式中考的时候，我们住的酒店换了，名字真的记不清了，位置在老人民商场旁边，现在的名字叫佳得利。考点设在滨海县实验小学。那几天热得很，蝉声聒噪得厉害，考场里没有风扇，更不用说空调了。我坐在考场里，手心全是汗，怕把卷子弄湿了，不时在裤子上擦一擦。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紧张，与其说是怕考不好，不如说是怕辜负了什么——辜负了父亲母亲弯着的脊背，辜负了老师殷切的眼神，辜负了自己开窍以后的日日夜夜。
考完最后一门，出了考场，我如释负重，感觉发挥正常，甚至觉得试卷还没有平时模拟的难。不管结果咋样我顺利地考完了。
在酒店回家，没钱坐车，也不知道怎么坐车，父母都在忙育秧，准备收麦子了，我也早就说过考完自己回家。与同村的一个同学一合计，索性走回去。好在也没行李，只有三两件衣服和书本。
从县城住的酒店到老家大约三十几里路。我们沿着阜东路一直向南走，那时候204国道还没有改线，阜东路和国道犹如一条笔直的线，向南延伸，一直到我们老家那边的通榆大桥。公路两边是即将成熟的麦子，风一吹，沙沙地响。我们也不觉得累，一路上说的什么也早已记不清，偶尔停下来在路边的小摊上买碗凉茶喝。日头稍稍偏西，我们到家了。
这一年我们班只有我考上了师范，其他同学有考了中专的，有考进滨中，也有三两人考了及其他高中。这在当时的农村联办初中，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师范毕业那年我十九岁，被分到通榆镇刘簖小学任教。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那些和当年的我一样黑瘦的孩子，我常常想起那三十几里的路，想起旅馆里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想起在考场中挥汗如雨的我。
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当年的中考门坎在现在的孩子看来，早没有那么高的意义了。高速公路修到了村口，那三十几里路开车不过眨眼的工夫。当年的海月楼、**酒店，早就不在了。可是每当看见中考的考点外站着的那些父母亲们，我总会想起一九九一年的春天。那一年，一个乡下少年第一次住进了县城里的酒店；那一年，他从县城走回了家，走了三十几里的路；那一年，他的人生在那间逼仄的考场里，悄然转了方向。
这些短文里都有我初中时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