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兰是我同学陈虎的二哥，二兰是他的乳名或曾用名，他的官名叫陈彪。在元山子这个小村，同龄人打称呼是不称官名的，叫一声乳名，让彼此间感觉到邻里的温情和亲切。
其实乳名是很讲究的，每一个乳名的背后，都包含着父母和长辈们的某些祝愿和企盼。
在我的印象中，二兰在村里的同龄人中，最能体现温文尔雅这个词，他不像陈虎那般在性格中充斥着一股热烈和豪放气势，而是在待人接物中态度温和，举止文雅，在深沉中让人有种舒适之感。
二兰在1974年从土城子农中初中毕业，按照学习成绩，学校本来推荐他到全旗唯一高中宏中上学，可那一年正赶上批判教育回潮，上高中是需要村里大队推荐的，因而他与高中失之交臂。
生产队农活对一个初中毕业仅仅十四五岁孩子来说，是很不适应的。劳动一段时间后，他的父母通过亲戚送他到外地读了两年高中。
1977年恢复高考，关闭十一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这一声重启，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让一个国家从动荡中迅速转向以知识和人才为本的发展轨道。
对于二兰来说，那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而是一次改天换命的机会，是改变命运的一扇大门。
全村近二十名初高中毕业生和下乡知青报名参加考试，二兰是全村公认最有可能考上大中专的一员。
深秋十月，正是村里打场入仓的农忙季节，不可能让参加考试的青年请假复习。二兰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只有到晚上才有时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他只好把高中课本拿出来。特别是物理和化学，所用课本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许多内容学校都没有讲，深奥的力学、电学知识，繁杂的元素周期变化规律，处处是拦路虎，又没有请教之处……
十二月十三日，高考的帷幕终于拉开，考场外寒风凛冽，考场内热血沸腾，安静的考场能听到笔尖在试卷上的行走声。
高考结束后十多天，村里只有大队副主任张所成接到了中专上线通知，二兰和村里其他考生都落榜了。
日子慢慢恢复平静，落榜的打击并没有让二兰放弃，在失落了几天后，他又拿起了书本。
春天播种前要浇地，三队水浇田大多在离村十几里地之外，到那里浇地需要驻宿，条件艰苦，但可以挤出大把时间复习。他主动申请去了那里，每天除了保证电机正常工作外，整天坐在潮湿阴冷的机房内学习。
内蒙的春天，西伯利亚的寒风卷着表面解冻的沙土，一路无阻肆虐着这方裸露的高原，天空灰黄，风沙打得人脸生疼。无孔不入的沙尘在机井房中飞扬，灌入二兰的嘴巴、鼻孔和眼睛中，为了不影响学习，他把皮袄蒙在头上，龟缩在电机的一角。
艰苦的环境和过度的疲劳侵蚀着他的健康，春播结束后，他病倒了，全身无力，皮肤变黄。经诊断为乙型肝炎，只能接受治疗。
在回家治疗期间，正好亲戚给他寄来一本油印的《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根据去年在理化上失分的情况，他决定报考中专。
1978年的高考，开创了全国统一命题的先河。这一制度安排，旨在建立全国统一的选拔标准，确保各地考生公平竞争。
病情好转后不久，七月份的高考开始了，这年大学和中专采用不同试卷，中专考试在高考结束后开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多历经艰辛的努力，终于兑现在考场上，每张试卷是那样的熟悉，每道试题就如复习时的回放，这一刻他的内心产生了一考定乾坤的自信。
他从容不迫，是苦难磨砺后的温润；他的自信和底气，源于吞咽过的苦涩，最终化为自己胸中的沟壑与山河。
1978年的九月，二兰接到了中专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了面朝黄土的家乡，迎接人生的转折和命运的改变。
他是恢复高考招生后村里走出去的第二人，他的大名叫陈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