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我的右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像一只笨拙的白色翅膀。医生说至少要两个月才能拆，但中考不等人。

六月的考场里，老旧的风扇在头顶嗡嗡旋转，把炎热搅成黏稠的热浪。我用右手握着笔，每一笔都显得笨拙而吃力，汗珠顺着额角滑下，在试卷上晕开小小的圆点。就在我艰难地写下作文最后一个句号时，一阵穿堂风袭来，试卷猛地扬起，像要挣脱桌面的束缚飞走。

我下意识伸出打着石膏的左手想去压，却只碰到冰冷的石膏表面。就在试卷即将飘起的瞬间，一只印着青花瓷纹样的玻璃水杯稳稳落下，压住了试卷一角。我抬头，监考老师向我点点头，又安静地退回讲台。那杯子里泡着几片茶叶，在晃动中轻轻旋转，杯壁上凝结着细小的水珠。我忽然觉得，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水杯。

中考最后一门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不是因为考试，而是我终于可以暂时告别这种不便。

暑假是农忙季节。每天清晨，我跟着父母下地，做各种农活——拔草、摘菜、递工具。左手静静地垂在身侧，提醒我它的存在。邻居们看到总会问：“小杰的手还没好啊？”妈妈总是笑着回答：“快了快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七月初，地里的玉米长到一人高。夜晚，我躺在屋顶乘凉，看着银河从东南方斜斜划过天空。七夕要到了，我的生日也要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尹婉在课间问我生日，我随口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那天。”她眼睛亮了一下：“真好记。”

说完我就后悔了。谁会记得一个同学的生日呢？

生日那天早晨，妈妈照例煮了两个红鸡蛋，用井水浸凉后塞进我手里。“十六啦，是个大人了。”她摸摸我的头，手上有泥土和炊烟混合的味道。我点点头，把鸡蛋在门框上轻轻磕破，剥开光滑的蛋壳，蛋白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洁白。

整个上午，我坐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看蚂蚁搬运食物，听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叫。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点，在我的石膏上跳动。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扬起一小片尘土。

“田超！”

我抬起头，以为听错了。但路的尽头确实出现了三个身影——尹婉骑着天蓝色的自行车，翟曼在后面，吴策骑着一辆稍大的车跟在旁边。他们越来越近，近到我能看清尹婉被风吹起的马尾，翟曼手里抱着的方形礼物，吴策车篮里那抹粉色。

“你们怎么……”我站起来，石膏手臂笨拙地晃了晃。

“生日快乐！”三个人几乎同时说道。尹婉跳下车，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方形礼物里面装的咖啡杯、翟曼的是相册。吴策拿出那抹粉色——是一顶遮阳帽：“太阳这么大，你打着石膏又不能戴草帽，这个轻。”

我站在原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十六年来，我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第一次有同学记得我的生日，第一次不是只和红鸡蛋一起度过这个日子。阳光突然变得刺眼，我眨了眨眼，把涌上来的温热逼回去。

妈妈从屋里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脸上是惊讶而后灿烂的笑容。“同学们来了！快进屋坐，外头热！”她转身就往街上走，“我去买点菜，你们玩！”

那天中午，厨房里传来久违的热闹声响。妈妈做了拿手的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还特意杀了一只鸡。小小的方桌第一次坐满了同龄人，尹婉讲着中考后各自班级的趣事，翟曼说着暑假看过的书，吴策模仿物理老师的口头禅，惟妙惟肖。

“你的手什么时候拆石膏？”尹婉问。

“医生说下个月。”我抬起笨重的右手，“其实已经不太疼了，就是痒。”

“拆的时候叫我，我想看看你真实的手臂长什么样。”她笑着说。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侧脸，细小的绒毛染成金色。那一刻，我忽然希望石膏永远不要拆，这个夏天永远不要结束。

饭后，我们回到槐树下。尹婉提议在石膏上画画。“等拆了，这些画就消失了，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她说。

“但我们会记得。”翟曼已经拿出彩色水笔。

于是我的石膏上开出了花——尹婉画的向日葵，翟曼写的小诗，吴策涂的卡通火箭。最后，尹婉在手腕处画了一只小小的纸飞机，笔尖轻轻划过石膏，痒痒的，一直痒到心里。

“好了，现在它是世界上最特别的石膏了。”她满意地后退一步。

黄昏时分，他们该回了。妈妈把剩下的饭菜打包，又装了一袋刚摘的蔬菜。“路上小心，常来玩啊！”她站在门口，一直挥着手，直到三个身影消失在路的拐弯处。

我低头看着五彩斑斓的石膏，忽然明白了监考老师那个水杯的意义——有些重量不是为了压制，而是为了守护；有些不便不是障碍，而是为了让某些瞬间变得珍贵。

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粉色，银河的轮廓在东方隐隐浮现。我小心地摸了摸石膏上的纸飞机，想象它真的能飞起来，穿过这个漫长的夏天，飞到下一个七月初七。

绷带终会拆除，夏天总会结束，但有些东西一旦落在心上，就再也不会被风吹走了。就像那个午后，三个突然出现的少年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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