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首先崛起于20年代的日本，所谓新感觉派，这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给日本《文艺时代》杂志周围那批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等）起的名称，同这些作家最初在创作实践上、随后在理论主张上追求的一种新的艺术倾向有直接关系。日本新感觉派受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与传统的写实主义相对立。
这些作家不愿意单纯描写外部现实，而是强调直觉，强调主观感受，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进客体中去，以创造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创造所谓由智力构成的“新现实”。横光利一的短篇小说《头与腹》、长篇小说《上海》，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便代表了这种作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标志着这些作家作为一个流派已经集结在一起，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
中国新感觉派创作的第一个显著特色，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尤其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可以说，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开拓者中的重要一支。
鲁迅在1926年谈到俄国诗人勃洛克时，曾经赞许地称他为俄国“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并且说：“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如果说20年代前半期中国确实没有“都会诗人”或“都会作家”的话，那么，到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可以说已经产生了——而且产生了不止一种类型。写《子夜》的茅盾，写《上海狂舞曲》的楼适夷，便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们是站在先进阶级立场上来写灯红酒绿的都市的黄昏的（《子夜》初名就叫《夕阳》）。
另一种类型就是刘呐鸥、穆时英等受了日本新感觉主义影响的这些作家，他们也在描写上海这种现代大都市生活中显示出自己的特长。他们写大都市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态人情，从舞女、少爷、水手、姨太太、资本家、投机商、公司职员到各类市民，以及劳动者、流氓无产者，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这种描写常常采取快速的节奏，跳跃的结构，如霓虹灯闪烁变幻似的，迥异于过去小说用从容舒缓的叙述方法表现恬淡的农村风光，宁静的生活气氛。当时左翼作者的文章也说：“意识地描写都市现代性的作家，在中国似乎最初是《都市风景线》的作者呐鸥”。他的小说场景，涉及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滨海浴场、特快列车等现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心主题则是暴露资产阶级男女的堕落和荒淫。
继刘呐鸥小说而起的，就是穆时英那些收在《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集子里的作品。他在创作都市文学方面的地位，实际上比刘呐鸥还重要些。苏雪林也说：“穆时英……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保尔·穆杭、辛克莱·路易士以及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堀口大学相比。”以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为例，它取一个周末的夜总会作为场景，从这个横断面反映了旧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生活，可以说是上海的一个缩影。作品里这五个主人公，一个是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以致破产的资本家胡均益，一个是失了恋的大学生郑萍，一个是失了业的市政府职员缪宗旦，一个是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黄黛茜，一个是整天研究《哈姆雷特》各种版本、迷失了方向、越研究越糊涂的学者季洁，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极大苦恼，在星期六晚上拥进了夜总会，疯狂地跳着舞，从疯狂中寻找更大的刺激，一直跳到第二天黎明的最后一支乐曲为止。出门时，破产了的“金子大王”胡均益终于开枪自杀，其余人把他送进了墓地，为他送葬。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个周末。 《上海的狐步舞》则更进一步接触到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的某种本质：“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应该说，这些描写是有真实性的。小说有异常快速的节奏，电影镜头般跳跃的结构，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眼花缭乱的场面，以显示人物的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所有这些，都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此外，穆时英在采用刘呐鸥惯用的题材时，往往能写出人物内心的悲哀，这也是他比刘呐鸥显得深沉的地方。
而施蛰存的作品题材范围最为宽广，不仅写上海这个大都市，也写到上海附近一些小城镇的生活，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的一些重要特点，而且作品的内容也比较干净一点。他写大都市生活的那些小说，如《薄暮的舞女》《四喜子的生意》《特吕姑娘》《失业》《鸥》等，偏重在写都市中的下层人物，但节奏也是比较快的。
《薄暮的舞女》主要通过电话上的对话，表现舞女的悲哀和辛酸。女主人公渴望结束舞女生涯，急盼情人如约到来，以便终身有靠。她回绝了舞场老板签订合同的要求，也婉言谢绝了舞客的邀请。然而她所等待的人却一等再等仍不见踪影。最后得到消息：她的情人原来在投机事业中失败，已经破了产。这位舞女绝望了，只得赶紧给已经谢绝了的舞客打电话，赔笑脸，表示接受对方的邀请。作者怀着很深的同情而又很冷峻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素雯在一个黄昏时刻的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得相当活泼生动。
总之，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在尝试着打开都市文学道路方面是有功的。如果说2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的成就是在“乡土小说”和表现知识青年生活的“自我小说”方面，那么30年代都市文学的兴起在现代小说史上就是突出的发展，其中也就包括新感觉派所做的一些贡献。
2.主观感觉印象的刻意追求与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
新感觉派小说在表现都市生活内容的过程中，刻意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并对小说的形式、手法、技巧作了一定程度的革新。
这个流派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将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渗透融合到客体的描写中去。他们那些具有流派特点的作品，既不是外部现实的单纯摹写和再现，也不是内心活动的细腻追踪和展示，而是要将感觉外化，创造和表现那种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所谓“新现实”。
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通过“流着光闪闪的汗珠”的白云，使人了解到上海某一天很高的气温；通过天空里发散的“尘埃，嘴沫，暗泪和马粪的臭气”，使人体会到赛马场的紧张的气氛。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客体化、对象化，使艺术描写具有更强的可感性，具有某种立体感，这正是新感觉派要追求的效果。
例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写上海租界繁华区的夜景，作者没有一般化地说商店的霓虹灯光如何变幻闪烁，街上行人如何熙熙攘攘，卖报的孩子如何在叫卖晚报，……而写卖报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把卖晚报孩子的叫卖与周围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等商店霓虹灯光的闪烁变化综合起来描写，写出形体、声音、光线、色彩诸种可感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上幻觉和想象，就克服了平面感，产生了如临其境的感觉，使人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繁华与紧张跃动的气氛，加深了读者的印象。正因为新感觉派重视写各种感觉，有时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不同的方面复合起来写，因而容易出现所谓“通感”的现象。
此外，他们在借鉴电影的表现手段，吸取西方意识流手法，以及将诗歌中的叠句运用到小说中创造某种气氛等方面，也都是有特点、有成就的。像《上海的狐步舞》那种场景切换的方法，那种跳跃的镜头和快速的节奏，没有对电影的借鉴是不可思议的。至于小说《街景》，连时间、空间也是有所颠倒，写得颇有特点的。
总之，新感觉派小说在形式、手法、技巧等方面很重视创新，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3.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与心理分析小说的建立
在挖掘与表现潜意识、隐意识、日常生活中的微妙心理、变态心理等方面，新感觉派同样显示出重要的特色，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就。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中，有一部分专门表现一种心理过程。像刘呐鸥的《残留》，完全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写成。发表时《新文艺》编者曾说：“《残留》是刘呐鸥先生自己很满意的新作，全篇用着心理描写的独白，在文体上是现在我们创作上很少有的。”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施蛰存的整本《梅雨之夕》集子和《春阳》《莼羹》等，都属于这种性质。这些作品发展丰富了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增强了心理分析的深刻程度和细密程度，表明了弗洛伊德学说对小说创作影响的积极方面。
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开始于《梅雨之夕》。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只是写一位有雨具的男子在街头碰上一个躲雨的姑娘主动将她送回家时一路上的心情。一次完全没有结果的萍水相逢，作者却有本事把人的心理过程写得极为曲折细微而又富有层次。开头是把姑娘作为美的对象来欣赏；以后侧面看姑娘的脸型像自己少年时代的女朋友而发问；再后来雨停了，姑娘道谢告别，男子心里竟埋怨老天爷何不再多下半点钟；最后回到家里怅然若失，甚至有点失魂落魄：这一切都写得很能吸引住读者，不断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不会写的人常常把这类细微的心理过程给拉直了，而施蛰存却能把它写得这样曲折和引人入胜。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那些具有较多的反封建意义，而且艺术表现上也相当精致的作品。如《春阳》一篇，细致地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产阶级妇女内心的隐秘活动。十二三年前，她为了要得到夫家一大笔产业，在未婚夫病死后抱着丈夫的牌位举行了婚礼。不久公婆也去世，她掌握了遗产，然而被族中人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只能孤身生活下去。作品从她某天来到上海银行里取钱以后写起，写了她在春天暖和的阳光照耀下内心一些微妙的活动（包括意识和深一层的潜意识），表现她渴望得到爱情、得到幸福的热切心情。然而周围的男子都把她看作有夫之妇，称她为“太太”。她只好颓丧地离开上海回家。小说采用某些迹近意识流的手法来写，但写得明白好懂，绝不晦涩费解。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新感觉派小说选 ....pdf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41IwnlAfUNtgsMrM7vJGw?pwd=3bqZ 提取码：3bqZ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