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房间里喝第三杯咖啡。
准确地说，是冰水兑咖啡浓缩液。我喝这玩意不是因为穷，是因为懒。这件事有时候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就像虚伪和感恩，它们也常常长着同一张脸。
消息是初中同学聊群发来的，说要聚餐，问我能不能回去。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大概十秒钟，脑子里飞速运转，计算出一个不用回去的完美理由——我在清远，而他们在清远。这个距这一块离大约是一公里不到，但也足够体面地拒绝任何社交活动。倒是让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事。
这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
这个初中班级的同学当中，有好几个，座位原离我不远。成绩算不得拔尖，但也不是顽劣不堪的，如今面容都已模糊了，只记得都是些安安静静、本本分分的学生，像田垄边上尚未成熟的庄稼，青是青的，绿是绿的。
这些人都曾经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用同一套课本，呼吸着同一片空气。然后这班主任伸出一只手，像分拣邮件一样，把他们分成了两个堆。一堆寄往高中，一堆寄往中专。
将他们分拣好的，便是那位唤作“老师”的人。她现在大抵已经退休了，或者还在哪里高就着，我不知道，也不愿去打听了。
初三那年，大约是春天，学校里便陆续来了些生疏的面孔。他们穿着齐整的制服，操着或高亢或亲切的腔调念叨着“技术”、“铁饭碗”、“国家急需的人才”。他们说，读了高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未必有出路；而进了他们的学校，三年便可出来工作，赚钱养家，是顶实惠的。
这位班主任便站在一旁，频频点头，脸上堆着一种近乎谄媚的笑。她帮衬着说，这些同学，考高中希望不大，不如走一条“捷径”。她是为我们着想的。一个一个地找学生谈话，谈家里的困难，谈未来的就业，谈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她尤其找那些成绩不上不下、家庭又非大富大贵的谈。她的道理是现成的：你们是中等生，上不上，下不下，最是危险。与其去高中垫底，不如到中专做尖子。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温和，温和得像一个二手车商销售在推销一辆水泡车。
后来我知道了，每送一个学生去那几所中专，她能拿到一笔介绍费。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足够她当年在学校里过得稍微体面。
这番话，如今想来，是何等阴险。它像一把软刀子，明里是为你好，暗里却将你未来的无数可能，一概都给阉割了。
于是那些同学，便在中考前夕，一个接一个地，从这间教室里消失了。他们走的时候，有的还来与我告别，脸上带着一种奔赴新生活的、憧憬而又茫然的神情。我那时也涉世未深，不懂事，竟也说不出什么来，只祝他们前程似锦。现在想来，那“锦”，大约只是些花花绿绿的招生广告罢了。
后来，我在外面读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总算是见了些世面，读了点书。从旧日的同学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些他们的消息。散落在各个城市的角落，做着无声的劳作，成了这社会庞大机器下一颗颗磨损得最快的螺丝钉。
他们成了“底层”，成了那些“分流”话语里，一句轻飘飘的注脚。
更可悲的事还在后头。
前些时日，沉寂很久的初中同学群里热闹得很，说是要聚餐，地点选在城里一家还算过得去的饭市。发起者是几个和我一样当年读了高中、后来考了大学、如今在所在城市有着相对体面工作的同学。他们在群里热情地张罗，言辞间洋溢着一种功成名就后的怀旧与温情。
我没有去同学会。
后来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那晚的照片。他们笑得很真诚，真诚得让人觉得可怕。一张张油腻而红润的脸，簇拥着一个老妇，便是当年的班主任了。她坐在那里，笑得很是满足，很是从容，仿佛一个凯旋的将军，接受着部下的膜拜。那眼神，我认得，和当年那些招生的人站在一起时，是一模一样的。
那些围绕着的同学们，他们的嘴脸，在照片里，被滤镜熏得有些模糊了。但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情，那种仿佛与有荣焉的派头，却清晰得令人作呕。他们大约是真的在感恩，感恩老师当年将“机会”留给了自己，而将“分流”赐予了旁人。他们大约也在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被那双翻云覆雨手，拨弄到那另一条通往底层的路上去。
他们感恩的，哪里是什么师道尊严。他们感恩的，不过是自己的运气，是那场残酷的“分流”中，自己侥幸站到了幸存者的一边罢了。
这件事最荒诞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他们虚伪——虽然他们确实虚伪——而是他们的虚伪甚至不是有意的。他们是真的相信她是个好老师，真的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而他们只是其中的受益者，不需要为此感到任何不适。
这也很可笑，这让我懂得了，只要你说的话足够诚恳，你就可以把任何人卖掉，然后还会有群后现代心理空虚综合症患者回来感谢你！这就是教育精神。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疯狂，因为不管你做什么事，只要等得够久，人们就会遗忘，然后请你吃饭。然后退休，领退休金，然后安详地死在一张好床上。
窗外的风停了，太阳照常升起。我起床，洗漱，出门，去上班。车子启动的时候，我想，我和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不同。我看见了，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在这里写这些字，又能改变什么呢。
什么也改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