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说高考是人生分水岭。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更早的分水岭在中考就出现了。
数据显示，全国大约40%的学生在中考后会走上另一条路——接受职业教育。
这是一条很少被大众讨论的路，很多人觉得，这有点像“掉队了”。
这条路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高，还有技校。
随着前面几种越来越注重文化课，也在走类似高中的升学考试路线，由人社部门管的技校，仍然坚持让学生学手艺、好就业。
也就是说，在技校，文凭和升学不是首要目标，培养有技能的人才是。
技校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他们的故事却很少被听见。
虽然我们有时会看到大学生主动去当技术工人，或者“与其卷文凭不如卷技术”的新闻，但这些故事和真正的技校生关系不大。
袁洁在一所南方技校教了15年语文，她是这样说的：
“大部分学生进来时，都是中考没考好的，甚至有些是家长怕孩子年纪小、在社会上学坏，才给送进来的。”
袁洁把自己在技校的教学经历和与学生的相处写成了《南方技校的少年》一书。
书在2025年11月出版。
大众对技校和技校生有很多猎奇的想象。
但正如袁洁所说，她和这群学生的日常并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情节。
在这15年里，她慢慢想明白了在技校当老师的“生存法则”
“面对这些早早离开主流升学轨道的孩子，老师要能看到他们非常缓慢、微小的进步。
就算一直看不到，也得保持耐心。
和这些学生相处，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人和人之间的碰撞。”
我们和她聊了聊：
这些进入技校的少年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不用考试和排名，他们在技校的三年、五年，甚至六年都在干什么？
他们有什么烦恼和困惑？他们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过自己的人生的？
袁洁一直知道人们对技校生有刻板印象，但直到她把学生们的经历写出来，和各地读者交流时，才发现这种印象如此根深蒂固。
有些读者认为技校里都是成绩差、混日子的“坏孩子”，男生爱打架，女生会早孕。
“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我的书里没看到那种‘很乱’的事情？”
另一群出身名校的大学生读者也有困惑：
自己高中过得很苦，大学似乎也没想象中美好，那没有考试压力的技校生，是不是活得自由又快乐？
袁洁告诉我，不追求分数不代表孩子们没压力。
有些长期垫底的孩子看上去什么都无所谓，但其实他们并不快乐，压力只是换了一种样子存在。
高中有个统一的考大学目标，学习以外的问题会被暂时放一放。
但在技校，不卷成绩，一时好像找不到明确目标，学生们心理状态、人际交往和表达能力上的问题，反而都被放大了。
有一次，一个新生班的学生没带课本也不做作业。
按纪律，她让学生站起来。
但那天不知为什么，那个学生突然很生气，不仅不站，反而在课堂上直接顶撞起来。
课后，袁洁跟班主任说了情况，班主任马上把孩子找过来问原因，但那学生也是当场发火，大喊明天就让家长来办退学。
被学生顶撞，几乎是所有技校老师都会经历的事。
可“当老师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一开始，袁洁也受不了，但慢慢地，她发现就像那个学生一样，他们的暴躁往往不是针对某一位老师，而是还没学会怎么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来技校的不少学生，长期生活在自卑甚至暴力的阴影下。”
家庭、学校、社会，各种原因堆在一起，才让孩子成了现在的样子。
明白了这一点，慢慢把心态放平，袁洁才在技校坚持了下来。
少年的暴躁情绪不只对着大人，也对着彼此。
这群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孩子，打架变少了，似乎更喜欢在网上骂人，甚至发展成“开盒”（曝光个人信息）、“挂厕所”（在匿名平台辱骂）等极端行为。
有人会把不喜欢的同学的信息发在朋友圈或社交媒体上，让大家去骂。
每当发现这种情况，袁洁只能一边教育骂人的学生，一边安慰被伤害的孩子。
在不成熟的年纪，这种伤害可能让人很久都走不出来。
学生没有更多梳理情绪的方法，也找不到更有效的方式对抗自己受到的伤害，脏话就成了最直接、最方便的发泄方式。
袁洁曾经开过一堂关于脏话的课，“语言里的脏话大部分和女性有关，说一次脏话，男生就是对全体女性的冒犯，女生更是在贬低自己。”
在她持续劝说下，有些同学的确改好了很多，但袁洁不指望靠一堂课解决问题，她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老师，把该做的做了，效果只能慢慢来”。
袁洁觉得自己性格比较较真，但在长期相处中，她重新审视自己对待学生的方式，有一种从“较真”到“难得糊涂”的转变。
学校严禁学生抽烟，但有些学生的抽烟习惯不是说戒就能戒。
每次生活管理老师在宿舍发现烟头，就会告诉身为班主任的袁洁。
刚开始，烟头总是没人承认。
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哪怕不是自己抽的，举报室友也是件不光彩的事。
袁洁每次都像“侦探”一样仔细查。
后来她反思：“花大量精力，查清是谁抽的，然后严格处理，显得自己很公正，但对那个孩子真有帮助吗？”
袁洁渐渐不再执着于找到具体某个人。
她告诉同宿舍的孩子：“宿舍被翻出烟头了。
你们不用告诉我是谁，但这事绝对不能再有。
大家要一起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
如果在宿舍看到谁抽烟，可以不用告诉我，但你要劝他。
实在劝不住，当然也可以找我帮忙。整个宿舍是一个集体，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
和普通高中比，技校更关注的，可能不是分数，而是“人”。
技校老师会把大量精力放在学生的心理状态、行为规范和情绪沟通上。
袁洁不希望学校最后培养出的是一个暴躁、易怒的成年人，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忘了大家是一个集体。
“硬性的约束，他们从小到大已经承受了很多，早就滋生了叛逆情绪，甚至因此崩溃过。
我们只能用更灵活、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袁洁说。
技校的日常课程分三种：文化理论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训课。
文化理论课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
专业理论课根据学生选的专业不同，比如电工专业要学电学知识，烹饪专业还要学营养知识；
专业实训课一般由老师演示指导，学生在实训车间或专门场地动手操作。
其中，专业实训课占教学比重百分之六十以上。
袁洁教语文，难度比高中下降很多，更接近通识教育。
但在技校，这类文化理论课仍然是相对边缘的。
尤其是数学、英语这类对基础有一定要求的课，很多学生嚷嚷，上课像“听天书”。
他们在初中早已反复体验过失败，带着对学习的挫败感走进校园，面对未来很迷茫。
长期的无力感甚至会导致极端行为和性格，而老师要做的第一步，是帮他们重建自信。
袁洁提到，烹饪班有个孩子，性格和专业技能都很好，是让老师省心的那种学生。
袁洁看到这位学生做的糕点很用心、很漂亮，聊天才知道，她小学一年级就喜欢看家楼下烘焙店做糕点，投入了很多时间去学去试。
但聊到数学，她就连连摆手，说：“老师，我数学真不行，一点都听不懂。”
袁洁问她：“你先别下结论。你对比一下，你在数学上花的时间，和在做糕点上花的时间能比吗？”
学生毫不犹豫：“那肯定不能比。”
袁洁说：“你看，你给数学的时间这么少，学不好不是很正常吗？你只是没花足够的时间，不代表你学不好。”
在技校，很多学生对文化课的抗拒，不能简单用“懒”或“没天赋”概括，更多是失败经历太多了。
有学生因为从没体验过“学得好”的正向反馈，一看到那门课就难受，甚至身体会不舒服，于是陷入“学不好-更不想学”的恶性循环。“他们以为自己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
有学生告诉袁洁，“我18年没做成过一件事，我就是个失败的人。”
还有学生确实不能理解：“我都这样睡了三年了，为什么现在你要来管我？”
作为老师，她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在某个时刻转换想法，“也许有一天，你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就会看到改变。
你永远可以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孩子们需要先找到一点自信，袁洁希望从语文课开始。
她想让他们明白，现在的语文课和以前要刷题的语文课不一样了。
前段时间，袁洁在给学生讲《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
这是一本偏学术的社会学著作，概念很多，语文教材要求学生读完。
可是，就算袁洁课前布置了阅读任务，也几乎没学生会去完成。
她本以为这节课会很难上，但当她把书里内容和生活中的具体现象对照着讲，孩子们听得很认真。
2020年，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在袁洁教的班级里，农村户籍的孩子也不少，虽然其中很多是随父母进城的“随迁子女”，离传统的“乡土生活”似乎远了，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乡，那里有他们的亲人、长辈。
袁洁问学生：“过年回家是不是会和家里老人聊天？”
很多学生说：“他们只会问我成绩，考了多少分，所以我不爱聊。”
袁洁又说：“老人问这些，可能是他不知道能和你们聊什么。
就好像跟晚辈只能聊分数，跟适龄青年就只能聊对象。
你看了《乡土中国》，懂得更多，更理解他们之后，就可以主动找话题跟老人聊，他们也不会没话找话，只问你考多少分了。”
课后，不少学生来问这本书多少钱，他们产生了一点兴趣。
袁洁觉得，这堂课的目的就达到了。
学生进技校，都会有一段迷茫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有的连专业也不是自己选的。
很多孩子先否定学校：“我上的是技校，一个烂学校”，然后再否定自己：“我也是个烂人，努力也没用”。
16岁就开始自我放弃，是件可怕的事。
想改变技校生对自己的偏见，或许先要改变每个人看待技校生的偏见。
采访中，袁洁反复强调，技校与技校生，不过是很普通的学校和学生。
同伴矛盾、校园霸凌、心理抑郁、甚至青春的烦恼，都不是技校生独有的。
技校生与其他学生之间，更多是不同的个人，而不是不同的“两种人”。
袁洁曾借着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学生们讨论生与死的问题：
“人这一生，有绝望的时刻很正常。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胸和眼光放大一点，别只盯着眼前的小事。
每个微小的生命，一点点的改变，都是很值得高兴的事。”
“自我放弃”并不是从学生来到技校才开始的，家庭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袁洁发现，不少班级里，来自单亲、重组家庭的孩子甚至能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父母每天忙于谋生已很不易，“孩子基本上处于一种留守状态”。
有一位学生的父亲很排斥来学校，老师三催四请，家长却说：“孩子上初中时，我每次被叫到学校都有七八个老师围着我，我受够了，我绝对不会再去学校。”
在微信家长群里，不少家长从来不说话，有的甚至私聊也从没反应过。
袁洁把“消失的家长”分为三类：一是无心管孩子；二是没能力管孩子；三是既无心也无力。
其中，第二、三类占大多数。
有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对老师说：“这孩子我教不了，全靠老师了。”
也有家长会因孩子多门挂科要留级而怒斥老师：“你们就一个技工学校，管那么严干什么？”
袁洁想，这或许不只是技校面对的情况。
教育正在慢慢被看成一种商品，老师只是商品的提供方、一个服务者，要满足作为“顾客”的学生和家长的要求。
相比高中，技校的课不多，第一年之后也没有晚自习，学生们有大量课余时间思考自己的方向。
有的孩子在校期间，就开始琢磨怎么赚钱。
虽然可能最后放弃了学了三五年的技术，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热爱。
小聪和小士是袁洁十年前的学生，他俩读施工专业，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学习委员。
在一次语文课的口头表达练习中，他俩一唱一和，给大家推销起学校周边的一个新楼盘，语速飞快，业务熟练。
据说他们已经承包了一部分销量，干了一个月，净赚八千以上。
更让袁洁担心的是那些每天在宿舍睡觉、打游戏、刷视频、毫无目标的孩子。
和他们接触久了，她发现这些孩子自己也难受。
打游戏不是他们的兴趣，而是一种无聊的排遣，但结果只是越来越无聊。
技校里的明星学生不是“校园十佳歌手”，而是技能大赛的获奖者。
其中有个孩子让袁洁印象深刻。
这位学生在读书时参加了技能大赛，拿了不少奖。
他曾给学弟学妹做专业讲座，讲自己如何找到专业乐趣、如何备战大赛。
毕业那年，他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台上发言。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经历几次“顿悟”的时刻，让人下定决心改变。
这位同学的改变发生在一个暑假。
他跟着父亲跑长途货运，路上看到父亲宁愿在车里睡觉，也舍不得花钱住旅店。
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认真对待学习，或是学一门技能，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他很喜欢自己学的电子专业，专业水平过硬，口头表达等各方面也很出色，毕业后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
“在心态上，他能理解技校生们的处境；
在教学上，他备战比赛和学习技能的经验又能给学生们很多启发。”袁洁想。
“农民父母、小市民父母、打工者父母，理解的、不理解的，能沟通的、不能沟通的，原生家庭并不能决定你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个孩子越早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有了明确目标，越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教育能做的，也只是推他们一把。
在可预见的几年里，技校接收的大部分仍然是在主流教育体制下难以好好学习的孩子，这是一种托底的教育。
这些孩子显然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上班，如果只是呆在家里，缺少同伴交往，也不利于未来发展。
聊起现阶段最大的心愿，袁洁说到自己带的班级的孩子明年就要找工作了。
她希望这些孩子实习时能好好适应，用人企业也能更有人情味地对待他们。
目前，人社局要求企业在招工时，认可中级工毕业生相当于中专学历，高级工毕业生相当于大专学历。
但袁洁对企业实际执行的情况感到担忧：
很多技校生的工资会受到学历影响，出于个人发展考虑，学生们会选择通过成人高考等方式去拿一个文凭。
袁洁第一次去技校报到时，学校刚搬到郊区的新校区，校园里的树还没长大，袁洁也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工作15年。
之前，她从没想过当老师，更别说技校老师。
高中时，她曾和一个技校男生是笔友。
巧的是，那个男生就读的正是她现在工作的这所技校。
在此之前，她甚至搞不清这类学校和那种专门管“问题少年”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只记得大人们提起这类学校，脸上都是“不要和那些坏孩子来往”的表情。
当时，他们在信里聊郑渊洁童话、国际形势，还有足球。
节日时，还会互赠贺卡。
男生的字并不好看，表达也略显贫乏，不知道说什么时就抄张学友的歌词。
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同龄人，又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但当她进入技校教书，那个曾经模糊的世界变得清晰，而曾经清清楚楚的“好学生”与“坏学生”的区分标准，却开始模糊了。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拿升学作为区分的标准。
只有当这个评价目标消失，真实的人才会出现。
在上海做新书分享时，有个读者告诉她，自己看完这本书，突然发现技校生和其他同龄孩子没什么区别。
袁洁很高兴，她想，这正是自己希望呈现的。
点个赞，咱们一起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