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作文的境界与格局
之
（五）关注内心，让情感真一点
文/张旋
（图片来自网络）
真挚动人的情感是优秀作文的标志之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文章的生命，有了情感，生活也就有了情趣，文字也就有了灵性。
但是有些同学一拿到作文题，就开始无中生有，瞎编乱造起来。什么环卫工人伟大，什么叫花子可怜，什么带病上课改作业无私，什么送伞送雨披深情！其他像什么家庭破碎啦，让座搀扶啦，天灾人祸啦，舍生赴死啦，等等。甚而至于，还有人以剽窃抄袭为能事，背上几篇不入流的所谓“满分”作文，遇到什么题目都敢硬生生地往上套，还美其名曰“借鉴”“模仿”！
我们不是说环卫工人不伟大，一切劳动者都是伟大的。我们也不是说乞丐不可怜，大概很多人都曾为“三毛”这个流浪街头的小叫花子伤心不眠。还有，我们也不是说老师带病工作不时兴了，也不是说父母给孩子们送伞送雨披子有什么骄纵；可是，如果大家不是不约而同地碰巧遇上了这样一群所谓“感人”的人，那就一定是不约而同地集体撒大谎。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作文就成了造假或剽窃的集中营。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在作文上弄虚作假？是觉得“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不如“远方”的新鲜有趣？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不如人家的“白富美”“高大上”？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不如别人的绚烂多彩、曲折有致？或者还有什么别的不便明言的原因？总之，造假已经成了有些同学的作文常态。
什么是作文真实？作文为什么要真实？我们不妨从朱自清的《背影》这个老例子中一探究竟，并深刻领悟一下作文真实的重要意义和真情实感的表现方法。
很多人赞赏朱自清的《背影》，是觉得它新颖独特。比如有人说“人们大都歌颂母爱，这篇课文却写父爱；歌颂父亲，一般是正面写父亲的高大形象，这篇课文却写父亲的背影，写父亲不美的外表、动作和不漂亮的语言……”
这种解读显然是想告诉读者，这篇文章的角度是“新颖”的，因为他写的是“父爱”而不是“母爱”，是背面而不是正面，是不美的外表、不美的动作和不漂亮的语言，否则就是步人后尘，难成高格，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了。这样的解读正不正确、符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呢？这样的解读又会给读者和学写作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抒情前提。1917年浦口送行，朱自清的“父亲”穿铁道，爬月台，买橘子的举动之所以让作者数度流泪，是因为它有一个足够酝酿感情的前提，那就是“父亲”正处在丧母、失业、举债、谋事等生活之重的人生颓败状态中，而那时作者已经成家，是一个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的20岁的成年人了，在北京大学已经上了一年之多，北京也已来往了两三次，完全不需要父亲前来送行，但父亲不顾生活之苦、谋事之艰，还是亲自来送了，并且拖着已有些龙钟之态的笨拙的身躯穿铁道，爬月台，为儿子买橘子。
在传统的中国父亲观里，父亲就是一座山、一根柱、一架梁、一个肩膀、一片港湾，是力量，是依靠，是支撑，是栖息之所，是希望之地，而眼前这位父亲却正面临着人生和事业走向低谷，家庭生计难以为继，精神状态趋于颓唐的人生窘境。尽管如此，为了继续承担起一个“父亲”对家庭、对孩子的责任，他还得继续去“谋事”，去“东奔西走”，去“独立支持”。境遇已是如此艰难，还要亲自来送别已经足够独立的儿子，这怎能不让作者感动流泪？
其次，我们来看看它的抒情契机。1925年，27岁的作者已年近而立，并谋职在京，家与业都有了较好的安顿，而此时的父亲则如烛在风，力量、责任、抱负均如过眼烟云，对自己生命前景的黯淡是父亲唯一的生命状态。你看父亲的那封家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仅仅是“膀子疼痛”就想到了“大去”之死，这种自甘“示弱”而不再“示强”的生命状态，最终触动作者心灵深处那个最柔软的角落，父爱点滴又一次涌上心头，而那个在特定背景下的买橘子的瞬间，就成了流淌这种情感的最好的出口，因为那是父爱深情的最真实的流露，也是儿子对父亲的爱的理解的最深沉的唤醒。
事实上，早在1947年《文艺知识》的编者向朱自清提出有关本文的意境的问题时，朱自清就回答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写实”这一说法在叶圣陶先生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叶圣陶在为朱自清编选文集时，说这篇文章“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
叶圣陶本人就是一个把“真实”当作创作生命的人，这一点朱自清也曾做过详尽的评述。他说：“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
两位作家在创作的“真实”这一点上互相点评，互相呼应，互为印证，可见《背影》的感人力量就是因为“真实”——“真感受”“真性情”，连“意境”都说不上，连明显的“有意的”目的都谈不上。如果说这篇散文客观上达到了“新颖”“脱俗”的效果，那应该说不是作者的创作本意，只能算是意外收获罢了。
其实，本文的真情实感也是经过作品主人公——父亲检视过的。
作者的弟弟回忆说：“1928年，我家已搬至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秋日的一天，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倚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父亲眼睛里的光彩告诉我们，他对儿子的记录是感动的，这也意味着这里的记录是真实的，不矫情的。任何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文章都是见不得主人公的，更何况主人公还是自己的父亲呢。
不光本文，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散文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真情，有的是动人心弦的力量，而没有半点矫媚作态。他在《论逼真和如画》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从来都能轻而易举地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在不经意间把作品带到了艺术殿堂的最高境界——美。我以为，《背影》是这样，《给亡妇》也是这样；《荷塘月色》是这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是这样；《我所见的叶圣陶》是这样，《哀韦杰三君》也是这样……在整个一部《朱自清散文集》里，我们找不出异样的文章来。
其实不光是朱自清，其他像胡适的《母亲》、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等，哪一篇不是真情实感的天然流露？哪一篇是专在炫技弄巧上做文章的呢？
所以，是“真实”，也唯有“真实”，才使得这篇文章成为传唱父爱深情的经典篇章。
然而，如果纯粹是为了所谓“新颖”“意境”，那《背影》势必会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朱自清是为了角度新颖，为了内涵深刻，为了给大家树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作样板，才写了这样一篇赞美父爱的文章的。似乎如果角度不“新颖”，“意境”不“深刻”，就算父爱再深沉，朱自清也不会去写它。这种误读流传开来，势必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它只会削弱文本的感人力量乃至作者的人格魅力；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它只会将读者带进神秘的技术主义的泥淖。
事实上，好的文章应该是情感之河的天然流淌，就像朱自清父亲的那封信一样，是“情郁于中”方才“发之于外”的，任何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的写作态度都是不能让人看入眼的写作做派。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使“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并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阅读境界。写文章、搞创作也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天然的境界，唯其如此，才能使“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并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不经意间契合的境界。
而那种庸俗的所谓“新颖说”“深刻说”作用于阅读，则容易“剑走偏锋”，作用于写作，则易于顾此失彼。那么“这篇课文感人的力量从何而来？”它的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真实”。它写了一个特定情境下的真实场景、真实人物和真实感受。正是因为这一对父子的真性情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种真实感，这篇文章才能够感动万千读者，并成为不朽的经典。
而追求片面的“新颖”“深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写景，春天是不能写的啦，因为你能写得过朱自清的《春》吗？夏天也是不能写的啦，因为你能写得过梁衡的《夏感》吗？秋天自然也是不能写的啦，因为你能写得过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吗？冬天当然也就不能写了，因为你能写得过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吗？试问，天下四季之景还有什么人敢写？
如果是写人写事，父亲母亲不能写了，只能写清洁工人、捡垃圾的老人、跪讨的乞丐、公交车上让座、十字路口搀扶、河边勇救落水儿童等。凡人琐事、正常的生活不能写了，那就只剩下离异的父母、破碎的家庭、离奇的车祸、畸形的爱恋等。而我们读者读了这些东西，能不心里发虚，头皮发麻吗！古今中外，以假为真的文章还少吗？以“新”害美的文章还少吗？
鲁迅在他的杂文《作文秘诀》中曾经告诫我们，作文就是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著名教育家张中行先生也说：“所写非自己确信的真实，轻言之是没有给人读的价值，重言之是反而出丑，所以不能不视为写作的大忌。”我说，不是一切真实都必然会走向美好，但所有的虚假永远只能走向邪恶。真实是善美之本，虚假乃万恶之源。
那中考作文如何表达真情实感呢？第一是柔软内心，培育情感点；第二是找准契机，表达真情感；第三是妙用手法，突出情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