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教育界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的顾明远老师在三十人论坛上的发言被不少人误解为是要“扩大普通高中规模、增加综合高中办学计划、取消中职教育”。我先说下自己的观点：在当下高等院校入学层面与就业市场仍旧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在普通高考的主要功能没有发生质变的前提下，普通高中与综合高中根本无法在现阶段与后续几年里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一味地提倡“取消中职教育”更是极不可取。因此，开头的那个传闻真的严重缺乏正确逻辑。
不可否认，在近几年有关教育改革的讨论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声音，主张扩大普通高中规模乃至取消中等职业教育，以期让更多学生接受普高教育。然而，这种主张是否经得起推敲，需要我们从高中教育的内在规律与现实条件出发进行审视。一个基本事实是，普通高中的核心学术课程，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其难度与思维要求相较于初中阶段并非平缓上升，而是呈现显著的跳跃性。这种跳跃并非单纯知识量的增加，更本质的是思维层次的跃迁，从具体运算和简单推理转向高度抽象与形式化的逻辑演绎。以数学为例，高中阶段的函数、导数、不等式、复数、解析几何等概念，其深层逻辑往往需要站在高等数学的视角才能完全理解，这本身就说明了其知识结构的进阶特性。
这种课程特性决定了，并非所有初中毕业生都具备顺利适应普通高中学习所需的思维类型与认知能力。许多学生在进入高中后，尤其在接触第一章集合论之后的抽象内容时，会感到原有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经验难以与之衔接，仿佛面前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他们无法从熟悉的初中知识点自然地推导出新的高中概念，这种断裂感导致学习困难与挫败感大大加剧。因此，若将普通高中教育简单地视为所有学生的必然福利或权利，则严重忽略了个体在学术天赋与多元智力类型上的客观差异。
进一步看，普通高中教育与通过普通高考进行的高等教育选拔，其重要社会功能在于为国家筛选和培养学术研究型与高端应用型人才。这一选拔体系必须维持一定的标准与难度，才能有效履行“为国选材”的职责。如果为了盲目追求普通高中入学率的提升，而系统性地下调课程难度与高考选拔标准，其结果将是稀释人才选拔的效能，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国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竞争力。这便构成了一个现实困境：一方面，在需要维持选拔标准的前提下，普通高中的课程难度难以大幅降低；另一方面，人的智商和学习能力都呈正态分布，而且高低差距很大，学习相同内容所需时间，最强的那1%的人花不到最弱那1%的十分之一，现实很冰冷但却无法回避。因此，这种天赋与效率上的客观差异，意味着既有的普高课程难度，会让一部分孩子长期在“听不懂、跟不上的挫败感”中挣扎，使得这部分不适应学术型学习的学生被排除在了有效学习的范围之外。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考虑高等教育资源的总体容量与就业市场的结构。当前，公办高等院校的录取名额相对于庞大的考生群体而言仍然有限，就业市场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结构化的特征。如果无视这些约束，一味扩大普通高中规模，导致大量学生涌入普通高考或者省内大专提前单招进行竞争，其结果很可能是制造更大规模的升学压力与就业压力。许多学生将经历更为艰辛的三年高中生活，除了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以外，最终很可能既无法进入理想的大学，又因缺乏职业技能而面临就业困难。
因此，在高中课程难度、国家选拔标准、高等教育资源及市场就业结构未有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于中考后实施普职分流，并非一种对部分学生的“淘汰”或“歧视”，而是一种基于现实条件的、具有一定必要性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其目的在于让更适合学术路径的学生在挑战性环境中得到培养，也让那些在实践与技能领域更具潜质的学生，能够尽早进入职业教育的轨道，获得有针对性的发展，避免在单一学术赛道上经历无谓的挫折。
当然，坚持中考普职分流的前提，必须是社会旧有观念的彻底改变以及职业教育自身质量的全面提升，使其成为一条真正因材施教、有质量、有尊严、有前景的成才通道，并能与普通高中教育体系建立有机衔接和多次融通的制度。教育的真正公平，不在于提供完全相同的教育，而在于为不同禀赋和志向的学生提供最适合其发展的、有质量的教育选择。这正是当前教育政策设计需要直面和解决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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