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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出题的人,能不能参加高考—— 流量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边界与证明困境

高考出题的人,能不能参加高考—— 流量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边界与证明困境

算法货架上的“自己人”

提 要:平台给自营业务多一点曝光,究竟算正常的经营效率,还是法律禁止的自我优待?本文沿着《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的构成要件逐层拆解,指出规范并非空白,真正的难题在于“条件相同”的认定、正当理由的审查,以及算法黑箱造成的证明成本失衡。文末兼及中小商户的现实选择。


高考的矛盾是【掌握绝密试题内幕信息】;野马的矛盾,是亲爹控制规则,但规则本身是对外公开的(只是底层权重黑箱),所以,参与同场考试的你,在法律面前“无话可说”。另一块,高考命题老师被明令严禁当年参赛,而流量集团却以“规则公平”来模糊法律,隐藏亲儿子参与市场竞争中私相授予获得“高分”的绝密因子。法律一直在追“算王”,却永远也追不上,在这场旷世持久的追踪赛上,一路只见到成百上千万的小白鼠们献祭。

引子:一张截图能证明什么

一位开烟酒店的老主顾发来一张手机截图:同一时段、同一商圈、同样搜索“白酒”,野马送酒的门店稳稳占住流量之王的亲爹app的第一屏,他自己的店排在第三屏之后。他问得直接——这算不算违法?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原因不在于法律没有态度,而在于它从“有没有这回事”到“能不能被证明”,中间隔着四道门槛。跳过前三道直接谈第四道,是网络讨论里最常见的论证错误;而只谈第一道就宣布“违法”,同样站不住。

一、规范不是空白,是“有原则、缺标准”

先厘清一个常见误解: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自我优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垄断法》第九条明确,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①;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实施滥用行为②。这两条把“算法”从技术中性的保护壳里拉了出来——算法是行为方式,不是免责理由。

具体落到哪一项?是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十七条把这一项在平台语境下展开了,其中一句话分量极重——分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实行差异性标准、规则、算法”③。

这句话的规范意义在于:算法排序本身可以成为差别待遇的行为形态。平台不能主张“排序是商业秘密,法律管不着”,法律已经把它写进了审查清单。

但也要承认缺口。《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只要求平台对自营业务“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这是标识义务,不是中立义务④;第三十五条针对的是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不合理限制”,指向的是强制行为,而非流量分配。换言之,现行法上有的是“不得歧视”的原则,缺的是“流量倾斜到多少算歧视”的刻度。

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了一件次一级的工具:对经营者滥用自身优势地位的行为,监督检查部门可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⑤。它的门槛低于反垄断,但对“平台权力”的刻画仍显粗疏。三层规范叠加,构成了一个“有法可依、标准待定”的格局。

二、四道门槛:一个算法加权要跨过什么

把“野马送酒为什么排第一”翻译成法律命题,需要依次回答四个问题。

其一,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的入口是界定相关市场、认定支配地位。这一步在即时零售这类地域性、场景性极强的业务上尤其复杂——是“某市酒水即时配送”,还是“全国酒类线上零售”?口径不同,结论可能相反。这也是此类案件最先卡住的地方。

其二,是否构成“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之间的差别待遇。 这是全案最有技术含量的一环。平台的抗辩几乎是标准化的:自营与第三方商户在履约方式、备货深度、配送时效、售后责任上并不相同,条件本就不同,故不落入差别待遇。

这个抗辩有其道理,但不能无限扩张。关键要看“条件差异”从哪里来:如果差异源于商户自身的经营能力,属于市场结果;如果差异源于平台在规则层面为自营业务额外设定了一套权重、一条优先通道,那么这种“条件不同”正是平台自己制造出来的,不能反过来用作自己免责的理由。否则,规则制定者只要先把条件改成不一样,就能永久规避第六项——这在法解释上是不能成立的。

其三,是否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给出了审查维度:是否排除限制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是否使交易相对人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并排除限制其所在市场的竞争、是否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⑥。

其四,是否存在正当理由。 同一条解释列举了四项抗辩:基于交易相对人实际需求的差别待遇且符合正当交易习惯、消费习惯或商业惯例;针对新用户的合理期限优惠;基于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平台规则实施的随机性交易;以及能够证明正当性的其他理由⑦。

其中第三项是唯一能容纳算法排序的通道,但它同时设了两道锁:规则本身须“公平、合理、无歧视”,交易须具“随机性”。一把系统性、持续性、只朝一个方向倾斜的尺子,恰恰同时违背这两个要素。也就是说,正当理由条款看似是平台的盾牌,细读之下更像审查的标准。这是本文认为最值得展开的一处法理张力。

三、证明困境:权利在手,证据在对方手里

如果上述四道门槛都能走通,法律上是站得住的。真正的困境在门槛之外。

平台内经营者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通道是有的——上述解释第四十二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主张平台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实施滥用行为的,可依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二条审查认定⑧。通道有了,举证责任并没有随之减轻。原告需要初步证明支配地位、差别待遇和竞争损害,而能证明这三者的原始材料——曝光日志、点击转化、权重参数、A/B 实验记录——全部在被告的服务器里。

于是形成一种结构性不对称:平台方掌握规则、参数与全部历史数据,可逐条比对、逐版迭代;商户方只看到几句笼统的前台规则,只能靠反复截图猜测规律。哪怕后台确实一分额外权重都没加,仅凭这种信息差、技术差和资源差,竞争条件也已经严重不对等。

执法端同样受制。反垄断执法机构要推翻“配送快、备货全、评分高”的效率抗辩,需要调取服务器数据、复现排序逻辑、开展算法审计。这类调查周期以年计,成本以百万计,而算法几个月迭代一次——取证对象在调查期间已经变了模样。这不是执法机关不作为,是技术性证据的固有特性。

由此可以下一个判断:规则模糊与算法黑箱叠加,客观上为平台留出了可操作的空间。这一结论并不需要证明平台主观上刻意作弊;机制本身的不对称,已足以产生系统性偏向。

四、界分:经营性优势与平台权力优势

讨论中最容易混淆的,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优势。

一种是经营性优势:资金、供应链、履约网络、运营团队、对自己规则的理解。这类优势法律并不禁止——大企业开店装修、招人、铺货都比小老板强,这是市场竞争的常态,反垄断法从不要求强者自缚手脚。

另一种是平台权力优势: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在底层评分体系里为自家业务单独设一套权重,或对第三方商户实施隐性限流、两套打分标准。这属于典型的自我优待,一旦查实,须责令停止并处罚款。

两者的分界线,可以用三条可操作的线索去摸:

  • 可复现性
    ——在同等条件下多次检索,位次是否稳定朝同一方向偏移;
  • 一致性
    ——条件相近的自营店与第三方店,是否适用同一套规则文本与同一套权重;
  • 可解释性
    ——平台能否用规则语言解释结果,而不只是用结果解释结果(“它评分高所以排前面”,是结果解释,不是规则解释)。

三条线索都不是“铁证”,但可以在实务中构成初步怀疑,推动调查往深处走。走。走。走到天荒地老,“算王”继续吸血膨胀。

五、比较法:欧盟为什么看起来更“硬”

欧盟《数字市场法》(DMA)第6条第5款的要求很直接:守门人在排序及相关索引、抓取中,不得以比第三方同类服务或产品更有利的方式对待自身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并须对排序条件适用透明、公平、非歧视的规则⑨。

表面看这是“更严的法”,实质是“不同的证明结构”。DMA 走的是事前路径:先依规模、入口数量等标准认定“守门人”,义务随之附体,无须逐案证明支配地位,也无须证明竞争损害,违规即可处罚。我国走的是事后路径:个案认定、逐项举证、完整要件。前者效率高、威慑强,后者更贴合个案事实、误伤风险低,代价是慢。

两条路径不是优劣之分,而是立法者在“执法确定性”与“个案准确性”之间的不同取舍。理解这一点,就不会把“我国执法不如欧盟”当作简单结论——欧盟的代价是认定门槛高、覆盖企业少;我国的代价是举证周期长、个案推进难。

六、制度补位与现实选择

补短板的方向大体清晰。其一,算法层面的透明度建设——《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确立的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制度,已让部分平台的推荐逻辑进入监管视野⑩;其二,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类文件陆续将“自我优待”列为合规风险点,把事后追责前移为事前自查;其三,司法解释通过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为民事救济打通了程序通道。这些都在压缩黑箱的空间,但制度落地的节奏注定慢于商业模式的迭代——法律是对已发生纠纷的事后总结,而算法几个月换一版,这是立法者也无法凭意志消除的时间差。

对普通商户而言,等待制度成熟的同时,更需要的是风险分散:

把平台当作引流渠道之一,而非唯一客源;把重心放在平台拿不走的东西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带来的经营壁垒、周边三公里内的熟客关系、微信私域的复购与预订;把平台内的投入控制在可承受的试错成本内,而不是把身家押在一套自己看不见的排序规则上。

可以这样概括:资本、技术、供应链上的领先,法律不管;利用规则制定者的身份给自己单独加分,法律要管,只是管得很费劲。规范有态度,标准待细化,证明极困难——这三句话连起来,才是这个问题的完整答案。对中小商户来说,与其在别人设计的赛道上硬拼名次,不如先把赛道之外的地盘守住。但是,资本是吸人血的魔鬼,既然法律有漏洞,而公序良俗在能够算天算地的算法律的超级流量平台这个魔鬼面前,或许需要无数小白鼠的献祭,才可能获得不被吃光扒净的生产方和零售方的生存机会吧。


注 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年修正)第九条。 ② 同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③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国反垄发〔2021〕1号)第十七条。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修订)第三十一条(对应第十五条所定平台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行为)。 ⑥ 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6号)第四十一条。 ⑧ 同上,第四十二条。 ⑨ Regulation (EU) 2022/1925 (Digital Markets Act), Art. 6(5). ⑩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所设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制度。

本文属法律探讨性质,所涉事实以公开规范为据,不构成对任何具体经营者行为的定性,亦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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