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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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一
日历翻到十月末,风就变了性子,不再是秋天那种爽利的凉,而是带着一股子往骨头缝里钻的寒意。街角有人开始烧纸了,一小堆一小堆的火光,在夜色里明明灭灭,空气里弥漫着那种特有的、略带焦糊的纸钱味儿。我知道,寒衣节快到了。母亲走的那年,我还没成家。她是在一个腊月里没的,天寒地冻的。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寒衣”,只觉得她走得太急,我还没来得及给她买一件新棉袄。那年冬天,我翻出她生前常穿的那件藏蓝色棉袄,抱在怀里,上面还有她身上的味道,淡淡的皂角香混着一点药味。后来,每到十月初一,我都会去十字路口给她烧几件纸糊的棉衣。火苗舔着纸衣的边角,黑灰打着旋儿往天上飘,我就想,她那么怕冷一个人,在那边总算能穿暖和些了。母亲离开快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够一个婴儿长成顶天立地的汉子。可我每次想起她,脑子里还是她四十多岁的样子:齐耳短发,围裙系在腰间,站在灶台前炒菜,油烟呛得她直咳嗽。她没享过什么福,一辈子围着锅台和孩子转,好吃的都紧着我们先吃,自己吃剩下的。她走的时候,我连一句“妈,你歇会儿”都没来得及说。父亲是四年前走的。母亲走后,他一个人过了二十多年。他不会做饭,头几年净吃些糊弄肚子的东西,后来慢慢学会了煮面条、炒鸡蛋。每次我回家,他总说:“别买东西,我啥也不缺。”可临走时,他又会往我包里塞东西:一兜子自己种的青菜,几瓶腌的咸菜,或者一袋他从集上买的、自以为很便宜的点心。他走得很突然,头天晚上还在电话里跟我念叨“天冷了,多穿点”,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我赶到家时,他躺在堂屋的床上,脸上盖着黄纸,身子已经凉了。我握着他的手,那手又粗又硬,全是茧子,像老树皮。我使劲攥着,却再也暖不过来了。父母都走了,我才真正明白“来路”这个词。以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心里总有个底——大不了回家。现在那个家还在,房子没塌,院子没荒,可一推门,空荡荡的,没有人应一声“回来了”。屋里的摆设还是老样子,茶几上放着父亲的搪瓷缸,缸底沉着半缸凉透了的茶根;墙上挂着母亲的遗像,黑白的,她笑得有点拘谨,像是不习惯照相。我有时候坐在那儿发呆,就觉得他们只是出门了,去集市上买菜了,或者去邻居家串门了,一会儿就回来。可一等,就是好几年。这二十多年,我也送走了不少人。先是姥姥,那年她八十多,算是喜丧;然后是二叔,肝癌,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前年是大舅,摔了一跤就没再醒过来。每送走一个人,就像从身上撕下一块皮肉,疼过一阵,结了疤,可疤底下永远空着一块。今年夏天,对门的老张头也走了,他在楼道里住了二十年,天天早上五点起来咳嗽、吐痰,声音大得像拉风箱。以前我烦他这动静,现在早上醒过来,听不见那声咳嗽,反倒睡不着了。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着。送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面孔,又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生的人。前年我妹妹添了闺女,粉嘟嘟一小团,抱在怀里,软得像团棉花。她哭起来嗓门大得很,整栋楼都能听见。我抱着她,就想起我妈抱着我妹妹的样子。我妈那时候还年轻,头发黑亮亮的,一边喂奶一边哼歌,哼的什么调我忘了,就记得挺好听。现在我妈走了,她的小外孙女来了,一老一小,一死一生,中间隔着的,就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天一天地熬日子。寒衣节那天,我得去给父母烧点纸。今年我打算多买几件棉衣,那种带棉裤的套装,厚实。再买几刀黄纸,一捆香。父亲的坟在村东头的地里,母亲的骨灰跟他合葬了,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风大的时候,火不好点,我得蹲下来,用身子挡着风,一张一张地往火里送。烧完了,磕三个头,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再点一根烟抽完。不说话,也没什么可说的。该说的,活着的时候都说了;没说的,他们也听不见了。回去的路上,天大概就黑了。村里亮起灯来,一家一家的窗户冒着热气,都是做饭的时候了。我开着车,暖气开大点,车窗上起了雾。拿手一抹,看见路边有个小孩,裹着花棉袄,在门口蹦跶着等大人回家。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日子就是这么回事: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烧纸,有人做饭;有人在寒夜里赶路,有人在家门口等着。一代一代的,就这么传下来。寒衣节过了,天就更冷了。再过俩月,又该过年了。年三十晚上,我照例得给父母摆两双筷子,倒两杯酒。他们吃不了,我知道,可摆上了,心里就踏实。就像小时候,他们坐在桌边看着我吃,自己不动筷子,光笑。风又起来了,我紧了紧衣领,往家开。后座放着两件新买的棉袄,给活人穿的,不是烧的那种。回去先洗洗,周末给我妹妹送去。她今年也四十了,该穿暖和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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