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高中”试点:一场比“取消中考”更复杂的系统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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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高中”试点:一场比“取消中考”更复杂的系统重构
2026年秋季学期,湖南娄底两所学校正式启动“十二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试点,小学一年级入学的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可免于中考直接升入本校普通高中。几乎同一时间,北京平谷区约三成普高新生通过“登记入学”提前锁定学位,完全不看中考分数;浙江嵊泗则已在此前一年实现县域普高“愿读尽读”,266名填报普高志愿的初三毕业生全部录取。从贯通培养到登记入学,再到全员直升,“直升高中”正在以一种远比外界想象中更分散、更多样的方式,在多地推开。然而,把这一动向简单读作“取消中考”,恰恰错过了其中最关键的信息。各地试点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废除一场考试,而在于撬动一场涉及学段壁垒、评价方式、资源调配与教育公平的系统性重构。目前各地的“直升高中”试点,形态并不统一,甚至可以说差异显著。浙江嵊泗走的是“全员直升”路线。 作为人口小县,嵊泗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取消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门槛,确保本县户籍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100%升入普通高中。但中考本身并未取消——学生仍需参加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只是成绩不再作为普高录取的门槛;高一阶段学生还有机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入职高。这是一种“淡化选拔功能”的温和过渡,而非对考试制度的彻底否定。北京采取的是“登记入学”模式。 2026年,东城、西城、平谷三区部分普通高中以“登记报名+摇号”方式录取,录取依据是初中综合素质评价材料,而非中考分数。平谷区首次加入便拿出555个招生计划,占全区普高新生的近三成。参与学校类型也颇为多样,涵盖综合高中、民办高中以及与高校一体办学的普通高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名校”。成都、娄底、上海等地则聚焦“贯通培养”。 成都自2025年起在8所学校试点“小—初—高”十二年贯通式培养,关键设计在于不通过考试选拔,而是采用自愿报名、超额摇号,从源头上避开了“掐尖”逻辑;同时设置退出通道,学生可在规定节点回归普通升学赛道。娄底的十二年一贯制同样强调“每班不超过45人”,并配套退出与限转学机制。三种路径的共同指向是明确的:降低中考在升学中的刚性筛选权重,把升学路径从“一考定去向”拓宽为多元通道。 但它们各自所处的条件、覆盖的范围和推进的力度截然不同,这也决定了“直升高中”远不是一个可以一刀切推广的标准答案。理解这场试点潮,不能只看教育理念,还要看人口结构。我国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普通高中资源将面临一轮集中的供给压力。与此同时,适龄人口过峰后将持续下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的判断正基于此:在人口背景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中考原有的选拔与分流两大功能都将逐步减弱,乃至丧失,中考的意义将从“筛选”转向引导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换言之,当高中学位不再是一种稀缺的“筛选后资源”时,用一场高利害考试来决定谁有资格读普高,其必要性本身就在下降。各地扩大普高资源的动作也在同步推进。广东新增普通高中学位20万个以上,武汉在已有基础上再增8000个优质学位,青岛计划明年再扩充6000个以上。“直升”与“扩容”是一体两面:没有学位供给的实质性增加,淡化选拔就缺乏物质基础;而仅仅扩容而不调整录取方式,升学焦虑也只是被推迟而非被缓解。家长圈对“直升高中”的反应远非一边倒的叫好。期待是真实的——不用背负中考的巨大压力,学校可以用更长周期观察和培养学生。但顾虑同样具体:缺少中考这一外部激励,部分孩子是否会产生“反正可以直升”的松懈心态,学习动力下降,基础打得不扎实?贯通班限定本校直升,是否意味着放弃报考外部优质高中的机会,一旦后期潜力爆发反而受限?更深层的争议指向公平。有家长担心,如果“直升”在执行中异化为部分学校提前锁定优质生源的工具,改革便会偏离初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提醒切中要害:“如果贯通式培养执行不当,也可能成为某一部分学校留住优秀学生的手段,如果这样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爽也明确表示,政策红利应惠及所有学生,而非指向“名校”或“牛娃”,其定位是推进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而非为少数人提供“免中考直通车”。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普职分流。嵊泗在全员直升的同时保留了高一阶段向职高流动的通道,体现了“普职融通”的考虑。但储朝晖同时警告,有些地方把职业高中撤销、要求绝大多数学生进普高,“表面上迎合了部分家长的升学需求,实际上却可能违背人的成长规律和多样化发展需求”。“直升”如果被窄化为“人人上普高”,反而可能掩盖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这一更根本的课题。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若社会仍歧视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普职分流焦虑只会被延后,学业压力依然会从高中传导回初中。多地试点引发的另一个认知偏差,是把“直升”等同于“减负”。事实上,贯通培养的教学设计恰恰对学校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一体化设计课程体系,减少学段间的知识重复与衔接断层,尝试过程性评价而非单纯应试刷题。这些目标的实现难度,远高于把中考科目减少几门或降低几分难度。别敦荣的判断值得认真对待:中考改革“不是单纯的考试方式改革,不是改革考试科目、计分方式和录取方式的问题,而是一种教育与考试制度的系统性重构”。普高“愿读尽读”和贯通培养为改革营造了制度环境,但“普高,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均衡化优质发展是中考改革的最重要基础”。在教育资源尚未均衡的情况下贸然拆除中考这把“公平尺”,旧桥已拆而新桥未建,风险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多地试点更接近“试验田”而非“推广方案”。它们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若干条可以复制的“免中考通道”,而在于以可控的局部实践,测试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升学筛选的刚性被降低之后,学校能否真正把教育重心从“分”转向“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会由某一项政策文件给出,而需要一届届学生的成长来检验。改革可以“直升”,但教育质量的提升,从来没有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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