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县城中学门口等侄子下课。一个瘦高的男孩蹲在台阶上啃馒头，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旁边家长议论：“这娃儿，中考数学才考了四十二分，能上高中都是掏了择校费的。”男孩没抬头，把馒头渣一点一点捻进嘴里。我注意到他手背上全是冻疮留下的疤——那是冬天在出租屋里写题，没暖气，攥笔攥出来的。
那孩子叫陈默，住我家隔壁。三年前中考出分那天，他妈蹲在巷口哭，他爸蹲在门槛上抽烟，烟灰落了一地。分数条上那几科成绩，像几记闷拳。亲戚们来劝：“让孩子学个手艺算了，读出来也是浪费钱。”陈默闷声闷气地说了句：“我想再试试。”他爸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试啥试？咱家这条件，经不起你折腾。”
我那天去买菜，正撞见陈默在院墙根底下背书。九月的太阳还毒着，他后背洇出一圈汗碱。我问他：“初中知识落下那么多，能跟上不？”他抹了把脸：“跟不上也得跟。我算过了，高中三年，一天多学四个钟头，三年就是四千多钟头，够我补回来了。”他说话时眼睛盯着墙缝里一棵草，那草被砖头压着，却从缝里斜斜地挣出一截绿来。
后来我常看见他。冬天早上六点，县城路灯还没熄，他裹着那件旧棉袄往学校跑，跑得呼哧呼哧的，嘴里吐出的白气在路灯下一团一团地散开。有次下大雪，我开车路过学校门口，看见他站在传达室檐下背单词，雪落了他一头一肩。传达室大爷喊他进去暖和暖和，他摆摆手：“进去就困了，站着清醒。”
高一期末，他数学考了七十八分。他爸看了成绩单，没说啥，只是晚上多炒了个菜——一盘土豆丝，搁了两遍盐。陈默扒着饭说：“爸，再给我点时间。”他爸筷子顿了顿，半晌才说：“你自个儿的路，自个儿走稳当就行。”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碗筷碰触的声音。我隔着墙头听见，心里忽然酸了一下——这世上多少父母，嘴上说着认命，心里却偷偷盼着孩子能翻出点浪花来。
高二那年，他选了理科。物理从三十分往六十分爬的时候，他整宿整宿地不睡。他妈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屋里灯还亮着，推门进去，他正趴在桌上打盹，脸压着一本习题集，口水把纸洇湿了一角。他妈没叫醒他，只是把灯调暗了些，又给他披了件外套。第二天早上，陈默起来看见外套，愣了很久。后来他跟我说：“那件外套是我爸的，特别沉，压得我心里踏实。”
让我意外的是，他不光补功课，还捡起了英语。他英语底子差，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他就把单词抄在小纸片上，贴在饭桌上、床头、厕所镜子上。有次我去他家借酱油，看见他家灶台上贴着“”，问他啥意思，他说“冷凝”。我说你学这个干啥？他说：“我以后想学材料科学，造那种能扛住极端温度的零件。现在多记一个词，将来就多一分可能。”他说这话时，炉子上的水壶正咕嘟咕嘟地响，白汽往上冒，他伸手拨开，眼睛亮得像映着光。
高三那年冬天，他瘦了十几斤，颧骨都凸出来了。有一次模拟考，他物理考了班级前三，数学却考砸了。他攥着卷子在操场边站了很久，风把他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正好去操场跑步，看见他，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他没回头，声音闷闷的：“叔，我怕我撑不住。”我说：“你想想三年前蹲在台阶上啃馒头那会儿，你不也撑过来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也是。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现在不也好好站着么。”
高考前三天，他来找我借书。我问他紧不紧张，他搓着手说：“紧张。但我想了想，紧张也没用。该刷的题都刷了，该背的都背了，剩下就看命了。”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叔，就算考不上，我也认了。这三年的路，每一步都是我自个儿走的，走得值。”
成绩出来那天，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他妈拿着手机跑出来，手抖得厉害，声音也抖：“陈默……陈默你考上了……重点大学……”陈默没说话，只是仰头看天。那天傍晚的云烧得通红，像一把火把整个县城的天都点着了。他站了十来分钟，才低下头，用袖子狠狠擦了一下眼睛。
他爸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糖水蛋，递过去，嘴唇动了动，啥也没说出来。陈默接过来，低头喝了一口，忽然就哭了。那碗糖水蛋的热气扑在他脸上，他哭得像个孩子，又笑得像个傻子。
我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浮起一句不知在哪看过的话：人生最暗的那段路，往往不是没有光，而是你自己就是那盏灯。三年前那个蹲在台阶上啃馒头、被人看低的少年，大概也从没想过，自己真能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
前几天我去县城中学接侄子，又路过那个台阶。一个男孩坐在那儿翻一本旧课本，封面都卷边了。旁边有人嘀咕：“这娃儿，中考数学才考了三十八分……”男孩没抬头，只是把书页压平，接着看。我忽然想起陈默，想起他说的那句“再给我点时间”。我没过去打扰他，只是走远了才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正好落在他翻书的指尖上，那光，暖得像三年前陈默院墙缝里那棵草，斜斜地，却硬是挣出了一截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