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十二岁，进了县初中的重点班一班。全年级十几个班，只有两个重点班，一班和三班。刘星老师，就是我们一班的班主任。
但我并不是"考"进这个班的。
我上学早，考上初一才十一岁，中间又从乡里转到县城，所以重读了一年初一，十二岁才进了刘星老师这个班。按那时候的说法，我是个"蹲鸡篓子"的。留级、转学、从农村来的，这些标签加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像是重点班班长的料。可刘星老师偏偏选了我。我们班五十多个人，她连自己的亲侄女都没安排当班长，选了我。这一选，就是三年。
那年她三十八九岁，属虎，是共和国初年长大的人。她当时已经是重点班班主任，带过好几届学生了，在学校很有名气。她长得不是那种浮夸的、张扬的美，是端庄、正派、让人不敢造次的好看——大眼睛，身形挺拔，只要来学校，永远穿得板板正正。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套卡其色西装，成套穿，里面配小领衬衫，淡粉的、淡黄的，上面带着黑色小星星，干净得很。
初一那年冬天，北方十一过后就要糊窗缝了。那时候教室的窗户是木框镶玻璃，玻璃用钉子固定在木框上，玻璃和木头之间有一圈缝隙，冬天风一吹呼呼往里灌。家家户户、每个教室，都得用浆糊把裁好的报纸条一条一条沿着玻璃边缘贴上去，把缝堵死。这活儿每年都得干，谁家糊得整齐、字摆得正，一眼就能看出来。
同学们从家里带报纸、带浆糊，我这个大班长把全班分成六组，每组负责一扇窗户。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不用上课，又有新鲜感，嘻嘻哈哈地裁纸条、刷浆糊、往窗缝上贴，很快干完了。
我跑去跟刘星老师说："老师，窗缝溜好了，您下来检查吧。"
她来了，挨扇窗户默默地看了一遍，然后站到讲台上，说了一句话："拆了，重糊。"
全班都愣了。
窗缝明明糊严实了啊，冬天肯定不漏风，我们干得又快又好，怎么还要拆？
刘星老师看着我们说："你们是有文化的人。糊窗缝不能像不识字的农村妇女那样，字都贴得歪七扭八的。"
原来她检查的不是窗缝漏不漏风，是报纸上的字正不正。
有的纸条宽、有的窄，我们裁的时候只顾着把缝堵上，没注意报纸上印的字有的倒着、有的歪着、有的冲下。她说，横的窗缝报纸要横着裁，竖的窗缝报纸要竖着裁，总之——字，必须冲上。
我们恍然大悟，又觉得老师说得对极了。于是拆下来，重新裁、重新贴。这一次每个人都精心筹划，保证每一个字都是正的。糊完以后老师让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也觉得，字冲上的窗缝，格外漂亮。
这件事在我心里扎了根，而且这根越扎越深。
后来我工作了，做PPT的时候经常遇到需要竖排文字的情况。我发现很多人竖排的时候字是倒着的——你得歪着头才能读。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带的团队，我也这么要求他们：字，必须正着。
但这件事教会我的，远不止"字要正"这么简单。
它教会我的是——做人要正。心里得有一杆秤，有个标准，这个标准不用挂在嘴上，但得长在骨头里。老师从来没有长篇大论地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但她自己穿衣服永远板板正正、干净、得体——什么场合穿什么装，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事有分寸，做人有底线。她站在那儿，本身就是一堂课。
她让我明白，一个人做事的标准不是别人要求的，是自己给自己的。你是有文化的人，就不能干没文化的活；你是重点班的学生，就不能用对付的态度对待任何一件小事。这个"正"字，从糊窗缝的字冲上开始，延伸到穿衣戴帽要正、待人接物要正、做事的底线要正。
同事有时候觉得我"较真"。他们不知道，这个较真是从初一那年糊窗缝开始的，但根子，是刘星老师这个人。
她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做事要有标准"这种话。她就是让你把窗缝拆了重糊，让你亲眼看到字冲上和字歪着的区别。她用一件小事告诉你：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做事，不能将就。
这个标准跟着我走了三十多年。不是因为她骂过我，是因为她抬举过我——她说"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我就一辈子不想辜负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