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通高考看本土文化认同的缺失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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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通高考看本土文化认同的缺失与重构
我是南通人。十一归乡,盘桓数日,感触颇深。走在濠河边,水还是那河水,城却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城。我专程去了张謇博物馆,在那些泛黄的照片与手稿前站了很久。一百多年前,张謇在这里办实业、兴教育、开风气,以一人之力将南通推上“中国近代第一城”的位置。那时的南通,是有底气的。那种底气,不是GDP的数字,而是一座城市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可站在今天的南通街头,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家乡,没有长成它本该长成的样子?更刺心的,是我自己。我也是走出去的南通人。当年从这片土地考出去,此后在外求学、工作、定居,一年到头回来不过数日。我没有回来建设南通。不是不想,是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爱南通,但我的生活不在这里。这种感觉很难对外人道——你为家乡骄傲,可你恰恰是那个离开的人。你怀念它的好,却没有为它变得更好出过多少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代南通学子的共同轨迹。我们被这片土地培养成最优秀的人,然后被这片土地目送着离开。它教会我们如何跳出去,却从没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回来。或者说,它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足够有分量的理由。我不禁想:一个地方倾尽全力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却留不住他们,甚至从未认真想过要留住他们——这到底是教育的成功,还是文化的失败?我们这些走出去的人,究竟是“跳出去的成功者”,还是“回不来的离散者”?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在全国基础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南通高考成绩连续多年领跑全省,本科录取率超过92%,一本率常年超过50%,江苏每六个一本生中就有一个来自南通。2026年南通全市24337名应届生参加高考,69人进入清华北大,其中7所县中包揽了67个名额。如皋中学600分以上616人,海安中学610人,海门中学510人,启东中学451人——每个县的头部高中单独拎出来,都能“吊打”苏北一个市。但与此同时,南通也长期被一个尴尬的标签缠绕:“出去一火车,回来一卡车”。每年高考后离开南通读书的学生数以万计,这些人才流向了上海、南京、苏州、北京、甚至海外。我也是这列火车上的一个。这就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南通拥有全国最强的“向上跳台”,却缺少让人愿意落回来的“根”。 高考在南通被全民信仰,恰恰是因为它被理解为一张“离开南通”的船票。当一个地方的高考越强,人才流失反而越彻底,这本身就是本土文化认同缺失的最直接证据。二、高考为什么在南通能“全民化”?南通高考的全民化,不是偶然,而是一套精密制度与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制度上“不掐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通就坚持各县中在县域范围内招生,严禁跨区域招生,严禁市区优质高中到县区掐尖。南通市教育局副局长朱全中说得很直白:“最让我们自豪的是,南通的县中一个都没有塌。”海安中学、如皋中学、如东中学、启东中学、通州中学、海门中学——这些学校在各自县域内都是“文化地标”,学生在本地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第二,文化上“崇文重教”。 南通素有“教育之乡”的美誉,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家培养了56位两院院士。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张謇。一百多年前,张謇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在南通先后兴办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学校。张謇教育思想在改革开放初的南通崛起叙事中被重新激活,锚定了“科教兴市”的第一战略选择,使政府注意力优先分配于教育,从而塑造了县中发展的良好生态。第三,现实上“没有退路”。 但更根本的驱动力,是现实的经济压力。有评论指出:“相比于江苏其他地区,南通经济相对落后,农家子弟只有通过上大学,才有可能跳出农门,进而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于是高考在这里就演变成了生存竞争。”对于大量普通家庭而言,高考不是选择,而是唯一的出路。第四,外地人涌来“借读”。 由于南通县中教学质量突出,大量来自徐州、连云港、盐城、宿迁等地的家长将孩子送到南通借读。海安中学核定招生名额800多个,年级实际在校生接近1200人。借读费用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接受学校以此改善经济收入。南通高考不只是南通人的高考,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面向全省的“教育服务产业”。所以,南通高考的全民化,表面看是教育成就,底层逻辑却是:在一个缺乏本地高端产业和上升通道的城市里,高考被集体选择为最可靠的阶层跃升工具。 它全民化,恰恰因为它被理解为“跳出去”的最佳通道。三、跳出去之后,为什么回不来?南通高考的强大,本质上是一种“离心力”的强大。它把最优秀的人才高效地输送到更高能级的城市,而南通自身,更多时候只是站台,不是终点。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考出去,留在外面,成了那个“出去了就没回来”的人。这种困境有清晰的数据印证。由于本地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匮乏,南通长期面临“教育漏斗”效应——培养的人才被更高能级城市虹吸。南通大学每年约7000名毕业生中,仅约三分之一选择留通发展。有论坛网友直言:“南通发展无后劲,南通每年高考成绩优秀,但回南通工作的不多,这就是南通发展无后劲的原因之一”。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认同结构。有观察者指出:“南通各县级市对市区认同感也低……外出上大学报家乡都会具体到哪个县。”县域认同很强,但“大南通”认同偏弱。一个海安人、一个如皋人、一个启东人,他们对各自县中的骄傲是真实的,但“我是南通人”这个身份,在向外表达时往往不够有力。这就形成了与福建、潮汕截然不同的格局。福建潮汕的逻辑是:生意可以做到全球,但身份要锚定祖地。 出去赚钱,是为了回来建大厝、修祠堂、修族谱、祭祖、光宗耀祖。祖地不是落后的象征,而是信用中心、身份服务器。闽南侨乡有侨批传统——长辈出海谋生,无论身处何地,都通过侨批寄钱回家,支撑家族生计与子孙教育。福建华侨在1915年至1949年间在家乡独资或联合捐资兴办的中学就达到48所。他们走的是一条“以商养学、以学报国”的路,出去是为了回来建设。南通走的是另一条路:教育资本向外输,身份认同向更高城市迁移。 出去是为了不再回来,或者至少成为“上海人”“纽约人”。南通的高考越强,这种离心力就越强。崇文重教的传统没有转化成“留在南通也光荣”的地方认同,反而变成了“考出去才有出息”的集体共识。四、不是“出去”错了,是“回来”没有理由需要澄清一点:人才流动本身不是问题。福建、潮汕的人也在全球流动,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但他们始终有一条文化纽带牵回祖地。南通的问题不在于“出去”,而在于“出去之后没有理由回来”。我扪心自问:如果南通有更好的产业、更活的氛围、更强的认同感,我会不会回来?我不敢回答,但我知道,至少今天,这个问题本身还不够有吸引力。福建潮汕的侨乡模式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祖地始终提供着几样东西:宗族归属感、祭祀仪式、信用网络、面子认可。 你出去赚了钱,回来建房子、修祠堂、捐学校,全族人都知道你“混出来了”。这种社会承认,是金钱之外的另一种回报。南通缺少这套“回流激励系统”。一个南通人在上海做到了高管、在纽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回到南通能得到什么?除了父母亲情,他很难感受到一种“回来是被需要的、被认可的、被尊重的”公共叙事。没有祠堂,没有族谱,没有侨批,没有一套把“离散者”重新聚拢的仪式和符号。有学者发现,南通出来的人特别以自己是某一个县中的校友为傲。这其实是认同资源的雏形——县中就是南通的“祠堂”替代品。但校友认同主要在“同学圈子”里起作用,还没有上升为一种更广泛的“南通人”认同,更没有转化为人才回流的制度性动力。五、从站台到枢纽:南通需要“操作系统”升级如果把经济、交通比作硬件,本土文化认同就是操作系统。南通硬件不差——GDP在江苏前列,家纺、建筑、船舶海工、教育都有底子,交通也在改善。但如果操作系统不升级,硬件越强,越容易变成通道:人和钱穿城而过,城市只是站台。南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近年推出的人才政策力度很大:到南通企业就业的青年人才可享受每月500-5000元的生活补贴和15-30万元购房补贴。海门推出“东洲雁归”社会实践培养计划,启东实施“青春留启”项目,建成高校联络站近20个,常态化联系和服务学子超2000人。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南通高中毕业生考出去约1.7万人,四年后的2023年,留通、回通、来通高校毕业生达7万人,呈现“出去一火车、回来几火车”的逆转态势。但政策只是“拉力”,认同才是“引力”。钱能吸引人回来工作,但文化认同才能让人愿意把这里当作家。南通需要的不只是补贴,而是一套让人“以留通为荣”的公共叙事,一套让离散者愿意连接回来的文化身份。具体而言,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发力:一是叙事重构。 从“北上海”“上海北大门”转向“江海门户、近代第一城、实业教育名城”。不是拒绝上海,而是做长三角的独立节点,而不是卧城。南通的骄傲不应该只是“离上海近”,而应该是“张謇在这里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二是仪式与符号。 让张謇文化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板。张謇文化节、江海文化节、开渔节、濠河灯会、方言日——这些不是怀旧,而是建立“南通人”身份的可体验载体。当海门中学的学子走进大生集团和南通二中研学,当他们说“我们不仅要铭记根本,更要继续发扬南通文化的光辉”,这种认同是真实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研学目前还是零星的,需要系统化、常态化。三是教育扎根。 在中小学地方课程中增加家族史、社区史、乡土调查,让下一代在考出去之前,先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南通大学和本地校友网络应该成为认同的发动机,而不只是就业的中转站。四是给“留下”面子。 表彰本地实业、教育、文化、社区贡献者,让成功不止一种定义。留下、回来、远程贡献,都算。当一个南通的年轻人不再觉得“没考出去”等于失败,认同才算真正建立。我自己就是一个走出去的南通人。写这篇文章,不是站在岸上点评,而是站在“离散者”的位置上反思。我爱南通,但我没有回来;我为家乡骄傲,可我也是那个让家乡骄傲却没能让家乡受益的人。这种拧巴,可能是很多南通人共同的心结。南通高考的全民化,本质上是一套“跳台文化”的全民化。它让一代代南通人高效地跳出去,却没有建立一套让他们愿意跳回来的引力系统。福建潮汕的启示不是照搬祠堂,而是:离散网络必须有祖地锚点。 生意可以全球,身份要有一个根。南通也可以建自己的“江海共同体”——不是封闭排外,而是“根植江海,面向全球”。张謇当年在南通建学校、办实业、开博物馆,他做的不只是经济建设,他是在为南通人创造一个“值得留下”的世界。一百多年后,南通需要的,是重新建立那种“南通值得”的文化信念。当南通人不再把“出去”当成唯一成功,当出去的人愿意把网络、资本、经验、情感接回南通,南通才算真正从站台变枢纽。南通要搞好的,不是“让别人觉得南通好”,而是“让南通人自己觉得南通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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