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自己的方案的目标，不再是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是要改善自己在这个实际上显然无可救药的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通过集体努力进行社会改革并从中获得回报，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争斗实现个人对战利品的占有。
—— 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19页。
在成长过程中，为了顺利通过一路上的关口，家人、老师和社会都会鼓励一个人要为了机会和荣誉竭尽全力。在某些省的高考教室的墙上，有这样的标语，“同窗学习，怎忍甘居人后？”“增长一分，干倒千人”。透过这些高悬于墙上的红色条幅，一股战争气息扑面而来。在这种环境中，同学不是我要交谈了解的人，而是我要竞争的对象。只有超过他，我才是安全的。在互为对手的情况下，他人的努力不再令人钦佩，反而会让参与比较的人感到不安。这种以超越他人为目标的努力观和因惜时而自我驱动的努力观有明显的不同，在这种竞赛的状态下，一个人不再出于兴趣进行探索，而是为了摆脱掉队被甩出去的恐惧奋力前行。
社交媒体加剧了青年群体“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在高中阶段，卷学习是中国大部分家庭最主要的竞赛项目。转折点发生在高考结束后。“努力就能胜出”不再适用大学，大学的优绩规则是由绩点、社团、竞赛等维度组成的。通过小红书、B站和抖音，20年以后进入大学的多数青年都在入学前后，充分地认识到大学是竞争激烈的场所，并渴望通过链接优秀学长学姐或学习技能,让自己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中脱颖而出。一位高考结束、尚未入学的预备大学生说，“（到了）大学就进到不一样的评价体系里面了。大学才是优绩主义最明显的阶段。小红书和B站是非常明显的优绩平台。有很多大学生啊，有这种超级凡尔赛的装，大家就漫不经心地露出自己的毕业证书或者是奖金什么的。我比较担心和害怕这个点，我现在很缺确定性。”
“上行社会比较是指个体通过与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进行比较，从而评估自己在社会中的能力与价值，从而获取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的心理体验。”群体的向上比较会引发监视他人、嫉妒他人、普遍怀疑他人能力与动机等消极心态。
在面对面课堂上，每个人在谈话场景中的表现是不可预测的。教师为学生的交谈安排顺序，将或杂多、或感性的表达与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老师会被学生激发，学生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激发，某个话题的讨论有时会延伸至课下。“大学教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学会站在他人的思维范式里思考、体悟一种独立的智识人格，并思索构建属于自身智识人格的真正要义。我们聆听他人言说之时，总会从对方身上映照出自己内心渴求的模样。”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述说的是传统的中国教育理念，老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观上给予学生启迪，甚至是老师与学生在相处中一同思考人生与学术之道。人们普遍认为课堂是学识渊博的老师传道授业的场所。
线上授课以及争取保研的经历使中国Z世代群体认识到：机会与自身的名次有关，机会转化为资本的程度与单位的等级相关。“教育遵循两项基本原则，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强化教育作为公共行动和公共利益的形式。”然而，人们发现布尔迪厄悲观的判断正是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拥有大量资本的家庭通过大学来实现资本的整合和再生产。精英统治表面上宣扬优绩主义是自由竞争的体现，实则放弃对公众的公共承诺，利用自身的位置进行着资本积累，通过好名声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竞争与信用相结合维护着资本再生产。
电子媒介在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不可避免地排除了其他超越之路。媒介活动和屏幕特有的磁场将用户卷入到过溢的媒介符号指令中去。主体不断接收他人的欲望并在观看他人欲望的过程中滋生了自身的欲望。他们从一个个屏幕前穿过，却无法满足自身在现实生活的需求。个体在剩余产品的消耗与再购买新产品的过程中滋生的是狂躁、失神、欠缺，而不是自身进入生产、遭逢他人、理解世界的能力。屏幕中心化的感官模式将人的感知禁锢在闭环体系之中；而由屏幕催生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从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共通感性。
节选自：澎湃新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