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非遗考研真题解析可以直接背(请说明非遗的“系统性”保护)

1.请说明非遗的“系统性”保护

首先：系统性保护理念的提出与确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抢救性保护”向“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渐进演变过程。

时间线起点：2001年—2005年，抢救性保护理念确立。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此为契机，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正式进入快车道。2002年，冯骥才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提案，首次提出“抢救性保护”理念。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非遗保护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突出了抢救性保护的地位。这一时期，抢救性保护针对非遗濒危危机，通过立法保护、建立档案名录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

时间线推进：2007年—2020年，整体性保护框架逐步搭建。 2007年，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为起点，至2020年，全国已设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一模式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明确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时间线深化：2020年—2022年，系统性保护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2023年6月，第十八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定为“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可持续发展”。至此，系统性保护成为新时代中国非遗保护的主导理念。

系统性保护的核心要义在于两个维度的重构：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协调，既尊重不同非遗独特的文化价值，又发掘其中的普遍价值，使地域性非遗上升至人类文明层面；二是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统筹，摆脱过去“重申报、轻保护”的碎片化困境，重视非遗与其所依托的地理生态、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不可割裂的共生关系。

其次：系统性保护的四大实践路径

在系统性保护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的保护实践路径。

第一，抢救性保护与数字化记录。 2015年启动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通过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将一批批代表性传承人所承载的独到技艺和文化记忆记录保存下来。这一路径确保了在传承人老龄化、技艺面临失传的背景下，非遗核心信息不致流失。

第二，生产性保护与产业融合。 对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具有生产性质的项目，实施“生产性保护”，即在不违背非遗真实性和整体性的前提下，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遗转化为文化产品，实现活态传承与经济价值的双赢。例如，贵州苗族蜡染一度面临传承危机，在“生产性保护”中面向市场转型，激发出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区域性整体保护与生态修复。 依托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对非遗及其赖以存续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整体保护。以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延安市） 为例，延安以“四大体系抓保护、三个融合促发展、三项保障聚合力”的“433”工作机制，系统构建四级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截至2025年，该保护区已建成非遗馆15座、各类传承保护基地22个、非遗工坊37家、传习所100个。

第四，制度化法治化保护。 各地积极出台地方性法规。以河池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为例，河池市先后制定《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河池市民间传世铜鼓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组建248人的志愿者服务队，设立保护区管理中心，每年投入200万元专项经费。延安市同样构建起“立法保障+规划统筹+考核问效”制度体系，先后制定《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陕西省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等多部法规，实现文化生态保护从行政推动向法治保障转型。

再次：系统性保护的典型案例与成效

案例一：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从濒危到振兴。 面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冲击，黎锦曾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名录”。各级政府提供资金、出台政策，通过建立黎锦技艺传承村、传承馆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推进黎锦技艺进校园等举措，系统性地解决了天然纺料、染料匮乏和人才短缺问题。经过十余年保护实践，目前已有上万人掌握黎锦制作技艺，黎锦成为“急需保护名录”67个项目中少数显著改善濒危状况的项目之一。2024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案例二：赫哲族伊玛堪——从5人到121人的传承复兴。 赫哲族伊玛堪2011年被列入急需保护名录时，能说唱的传承人仅5位。黑龙江先后在赫哲族聚居区设立7家伊玛堪传习所，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传承人已增至121人（已故3人），线上线下培训学员500余人。同时，同江市将伊玛堪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编制乡土教材，设立赫哲非遗数字体验馆，运用全息投影、VR/A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2025年12月，伊玛堪成功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其保护计划也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实现了“双成功”。

案例三：羌族文化生态保护——震后重生与县域经济振兴。 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当年即在四川、陕西两省设立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在陕西汉中宁强县，羌绣、竹编等传习所规模日益扩大，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组建羌绣传习基地10个，研发羌绣产品300余种，带动1300余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让“指尖技艺”化身“指尖经济”。2022年，全县接待游客6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亿元。同年度，宁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最后：系统性保护的未来方向

当前，非遗系统性保护已进入以应用场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这意味着，非遗保护正从追求设施数量的硬件建设，转向追求布局优化、功能活化与效能提升的软件与硬件融合升级。

展望未来，非遗系统性保护需要进一步健全保护工作体系，建立完善政策法规、名录体系、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传播推广、体验设施、数字化保护和工作队伍等全方位保护网络，构建“1+3+N”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格局。同时，非遗保护应更加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让非遗真正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第二种答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早已超越了“记录在案、静态保存”的初级阶段，正走向一个更具深度与广度的新范式——“系统性保护”。所谓“系统性”，并非一个抽象的学术概念，而是意味着保护工作不再是对单一技艺、单一项目的“点状”修补，而是对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传承群体、制度保障乃至价值认知进行“面状”的整体重构。这种保护理念的转变，标志着我们从“抢救性保存”迈向“活态性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非遗保护的第一重“系统性”，是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协同治理。过去，非遗保护常常陷入“九龙治水”的困局：文化部门管申报，教育部门管传承，旅游部门管开发，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与合力。而今天，系统性保护要求将非遗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之中

其次，系统性保护体现在“文化生态与传承链条”的整体修复

如果制度是骨架，那么文化生态与传承链条就是非遗的血肉。系统性保护的第二个维度，是跳出“只保护项目、不保护土壤”的误区，将非遗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习俗、社区生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传统意义上，我们对非遗的保护往往聚焦于“传承人”个体——记录他们的技艺、口述他们的历史。但人不是孤岛，传承人技艺的存续，依赖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需要有愿意学习的年轻受众，需要有消费文化产品的市场，需要有举办仪式与节庆的社会空间。一旦这些外部条件消失，哪怕传承人技艺再精湛，非遗也终将沦为博物馆里的标本。因此，系统性保护强调“整体性”与“活态性”并重例如，许多边疆地区的非遗项目，其存续与当地的旅游、手工艺市场、民族节庆活动深度绑定。通过发展“非遗+旅游”“非遗+文创”的融合模式，将这些文化遗产转化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既解决了传承人的生计问题，又让非遗在当代生活中重新“活”了起来，形成了保护与开发的正向循环同样，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非遗工坊的建设也并非仅仅是提供一间制作车间，而是整合了技能培训、产品设计、市场销售、品牌推广等完整的产业链条，让非遗传承人能够体面地依靠手艺生活

再次，系统性保护体现在“价值认知与学科方法”的跨界融合

非遗保护的第三重“系统性”，是认知层面与方法论层面的升级。它要求我们不再将非遗仅仅看作一种“古老的遗留物”，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够参与当代文化建构、服务于未来发展的活态资源。

从认知上说，非遗的价值是多维度的：它既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也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它既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情感纽带，也是促进文明互鉴的文化桥梁

然而，我们必须警惕“技术万能”的陷阱。数字化只是工具，留存文化内核才是目的。系统性保护的最高境界，并非把非遗“冻”在数据库里，而是让它保有自我演化的生命力。正如学者所言，系统性保护的核心是“尊重非遗自身的演变规律”，而非用外力强行将其固定在某个历史切片中

总而言之，非遗的“系统性保护”是一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生态、从技术到人文的全面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