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钱钟书的2种考法

四季读书网 2026-09-28 08:38:10 7 0

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钱钟书的2种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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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复习钱钟书，会先记住“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再背“新儒林外史”、方鸿渐和几个新奇比喻。这样的准备能应付作品识记，却很难回答《围城》的“意蕴”：小说究竟讽刺了哪些人和事，为什么又从知识界的世态写到了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作品中的机智怎样同结尾的悲凉连在一起，都需要回到人物、旅程和叙述语言中说明。

我整理了2022—2026年与钱钟书直接相关的真题，共计5道，可以归成2种考法：《围城》的思想意蕴与艺术成就，迁徙或流亡主题作品的艺术特色。这篇文章我总共会放5道真题。

复习时，建议先把第一种考法完整读一遍，分清社会讽刺、文化反省和人生思考三层内容，再用方鸿渐的几次选择、三闾大学的人事倾轧和祖传老钟的结尾逐项检验。第二种考法是一道综合题，需要至少选择两部作品或两位作家。可以把人物为什么移动、移动怎样改变作品结构、叙述者用什么语调写这段经历分别列出来，这样才能看出《马伯乐》《围城》《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和艾青诗歌各自的艺术特点。

▍01｜《围城》的思想意蕴与艺术成就

代表真题共4道

对钱钟书《围城》意蕴的理解。（2024华南师范大学）

钱钟书《围城》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2024山东师范大学）

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论述钱钟书《围城》的主题思想内涵。（2023青岛大学）

论述钱钟书《围城》的主题和艺术特色。（2026南开大学）

这一类有4题，四所学校都用论述题考《围城》。华南师范大学只问“意蕴”，回答时要说明小说为什么可以由战时知识界一直读到人生困境；山东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同时问思想与艺术，人物、结构、反讽和语言都要进入正文；青岛大学要求联系阅读体会，作品中的具体场景和细节尤其重要。若只写“婚姻像围城”，社会批判和文化反省会缺失；若只介绍方鸿渐的爱情经历，又无法解释小说为什么长期被称为现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作。

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号槐聚。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来赴英国、法国留学，兼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外国文学知识。回国以后，他曾在西南联大、国立师范学院等处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钟书滞留上海，在1944—1946年间写作《围城》。小说于1946年开始连载，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钱钟书的小说数量不多，除《围城》外，还有收入《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作品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些作品大多写知识者、名流、婚恋和家庭生活，常从虚荣、自欺、欲望与人际关系中观察人的弱点。《围城》把这种观察扩展到抗战前后的上海、内地旅途、大学和小家庭，人物更多，社会范围也更广。

《围城》以方鸿渐的生活为主要线索。小说开篇写他从欧洲归国，在船上结识鲍小姐，回到上海以后又卷入苏文纨、唐晓芙、赵辛楣等人的关系。爱情受挫后，方鸿渐同赵辛楣、李梅亭、孙柔嘉等人前往内地三闾大学任教。旅途中的艰难和学校内部的争斗，使他再次离开。此后他与孙柔嘉结婚，回到上海的小家庭又在失业、亲属干涉、性格冲突和生活压力中走向破裂。由归国、远行到回沪，人物绕行半个中国，生活却一次次回到无处安顿的状态。

小说最直接的内容，是对抗战前后中上层知识界的讽刺。方鸿渐用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向父亲和岳父交代留学经历，苏文纨抄袭外国诗歌并以才女自居，褚慎明借西方哲学家的回信装点声名，韩学愈凭假学历谋得系主任职位，李梅亭在逃难途中携带西药准备牟利。人物接受过现代教育，熟悉新名词和外国知识，言行却经常受到虚荣、利益和身份欲望支配。

三闾大学把知识界的病态写得更加集中。校长高松年以学术和教育的名义处理人事，实际善于敷衍、权衡和操纵；韩学愈、汪处厚、陆子潇、顾尔谦等人围绕职位、学历和关系彼此排挤。学校原应保存知识和独立判断，小说中的大学却带有官场和商场习气。方鸿渐没有拿出假文凭，因此只能做副教授；韩学愈的骗局反而帮助他占据职位。真假、名实和价值在这种环境中发生倒置。

这些人物常被概括为“新儒林”。这个称呼提示了《围城》同《儒林外史》讽刺传统的联系：两部小说都通过读书人的言行揭露知识、名声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不过，《围城》所写的是20世纪的留学生、教授、作家和都市男女，旧式功名已经换成洋文凭、大学职位和文化名流身份。外国学历与传统人情互相利用，现代教育和旧有权势相互纠缠，小说由此写出华洋交杂时代的文化病态。

钱钟书的讽刺也指向更普遍的人性弱点。初版序言说明，他要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又把这些知识者当作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普通人来观察。虚荣、嫉妒、自我欺骗、占有欲和对他人的算计，不专属于某一种职业。方邈翁要把气节和文章留给后人，董斜川期待朋友赞美自己的诗，苏文纨需要追求者证明自身魅力，孙柔嘉也在柔顺外表下争取婚姻中的控制权。社会风习给这些欲望提供了具体形式，人物自身又在日常选择中加深困局。

《围城》的意蕴因此包含社会、文化和人生三个彼此相连的方面。社会讽刺写抗战时期的上海生活、旅途困顿和大学人事；文化反省写西方教育进入中国以后产生的虚假名目，也写传统人情怎样寄居于现代机构；人生思考则由方鸿渐的求学、爱情、职业和婚姻，追问人为什么不断追求新的生活，又总在得到以后感到受困。三层内容都通过人物经历展开，不能彼此割开。

“围城”最初由婚姻谈话引出。苏文纨转述外国说法，把结婚比作金漆鸟笼或被围困的城堡，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小说继续发展以后，这个比喻已经超出婚姻。方鸿渐想用假文凭结束留学的尴尬，回国以后又为这张文凭感到羞耻；他想离开上海的失意生活，三闾大学又给他带来新的屈辱；他离开学校回到上海，职业和婚姻依然没有归宿。每一次选择都像出城，也都把人物带进新的限制。

这种生活困境既来自环境，也同方鸿渐的性格有关。他善良，保留基本的是非感，能够迅速看穿他人的虚假；他又缺少明确志向和承担选择后果的勇气。面对苏文纨，他迟迟不肯把态度说透；失去唐晓芙以后，他没有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三闾大学，他厌恶人事倾轧，却很少主动争取；与孙柔嘉发生矛盾时，他又容易用刻薄话伤害对方。聪明使他看见荒谬，迟疑和软弱却使他无力改变处境。

方鸿渐也不能被写成一个单纯的失败者或被嘲笑的庸人。他在三闾大学的处境说明，正直和真诚未必得到现实环境的接纳；战争、就业、人事争斗和家庭经济都压缩了个人选择。小说既批评他逃避责任，也写出一个普通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被动与孤独。这种既有讽刺又有理解的态度，使方鸿渐具有现代“非英雄”人物的特点：他没有宏大的行动，却能让读者从日常失败中认出人的软弱和生存压力。

赵辛楣同方鸿渐构成对照。赵辛楣有办事能力，也较能承担实际事务。他误以为方鸿渐是情敌，后来同方鸿渐成为朋友；在赴三闾大学的路上和进入学校以后，他多次帮助同伴。赵辛楣仍有虚荣和世故，却比方鸿渐更能行动。两个人都看得见知识界的荒唐，能否决断、能否承担，造成了不同的生活结果。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各有性格，不能用“城外想进去、城内想出来”一语概括。鲍小姐大胆、世故，把旅途恋爱当作游戏；苏文纨以留学才女身份经营爱情和声名；唐晓芙较真诚、明快，却因误会同方鸿渐分开；孙柔嘉起初显得羞怯柔顺，后来在旅途、学校和婚姻中逐渐显出主见与心计。她与方鸿渐的矛盾还牵涉亲属、工作、收入和性格。钱钟书对女性人物的讽刺有时过于尖刻，今天阅读时需要辨认叙述者的机智、人物的真实处境和时代性别观念之间的距离。

《围城》的结构同方鸿渐的移动紧密相连。海上归国和上海生活写爱情、社交与洋场文化；赴三闾大学的长途跋涉写战争中的交通、物质困窘和一群知识者的品行；大学生活把教育界缩成一个小社会；回沪后的婚姻则把公共生活中的虚荣、争夺和不安全感带进家庭。空间不断变化，人物的精神困局反复出现，地理上的远行也就有了人生漂泊的意味。

旅途一段尤其能说明钱钟书如何把社会观察写进喜剧场景。金华旅店的牛奶咖啡和跳蚤、李梅亭大铁箱里的卡片与西药、路上的住宿和争执，都来自移动中的实际困难。食物、行李、交通和身体疲惫让人物难以维持体面，虚荣和自私更容易暴露。战争在小说中较少以战场正面出现，却通过拥挤的交通、物资匮乏、工作迁移和学校内迁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反讽是《围城》最突出的艺术手段。小说经常让人物的自我认识同实际言行发生矛盾：苏文纨自命高雅，诗歌却来自抄袭；韩学愈竭力维护博士身份，越辩解越暴露心虚；高松年满口教育公义，人事安排却服务于个人权术。叙述者很少直接宣布人物虚伪，他常顺着人物的想法说下去，让夸大的自我形象在行动中自行破裂。

钱钟书还善于进入人物隐秘的心理，再用一两句议论揭出自我欺骗。人物说出口的话、没有说出口的欲望和叙述者的评论彼此错开，读者能够同时听见公开理由和真实动机。方鸿渐买假文凭时的羞耻与自我宽解、苏文纨面对追求者时的矜持与计算、孙柔嘉在婚姻争吵中的委屈与控制，都因这种心理反讽获得细密的层次。

比喻是《围城》语言中最容易被记住的部分。钱钟书常把相距很远的事物突然联系起来，使抽象心理和社会关系变得可见。假文凭被比作亚当、夏娃遮羞的树叶，张先生话里的英文被比作牙缝中的肉屑，旅店、饭菜、相貌、天气和谈话都能引出机警的联想。这些比喻兼有描写和评论的作用：它们既写对象的形态，也把叙述者的判断藏在形象之间的落差中。

大量知识、典故和议论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学者气。中西文学、哲学、语言和社会掌故被带入人物谈话与叙述，扩大了小说的知识容量。旁逸斜出的议论有时会放慢故事，也有炫示才学之感；在优秀段落中，知识已经同人物性格和讽刺对象连在一起。苏文纨的诗、褚慎明的哲学声名、董斜川的旧诗身份，都需要文化知识才能显出其中的名实错位。

小说的喜剧语言一直伴随着悲凉。方鸿渐的经历起初多有轻快、俏皮的讽刺，旅途和三闾大学已经显出疲惫，回沪后的失业与婚姻争吵则越来越沉重。机智没有取消人物的痛苦，笑声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出路。读者一面看见人物可笑，一面又发现自己熟悉这些虚荣、迟疑和相互伤害，喜剧因而逐渐带上感伤。

祖传老钟的结尾把这种悲喜交织推到极深处。方鸿渐与孙柔嘉争吵后各自离开，方鸿渐回家睡去，那只慢了五个钟头的老钟却在夜里敲了六下。它原是方家赠给新婚夫妇的旧物，计时错误，却碰巧指向方鸿渐还在回家路上、仍想同孙柔嘉和解的时刻。小说由此把时间错位写成对人生的讽刺，也把两人尚有和解愿望却已经彼此错过的情形写得格外感伤。

《围城》在40年代小说中有独特位置。它承接中国讽刺小说观察士人社会的传统，又吸收现代小说的心理分析、悖论和反讽经验；它写战时知识界，却很少用正面战争和英雄叙事组织全书；它从一群人的庸常生活进入现代人的孤独、选择和无所归依。钱钟书把社会世相、文化批评和人生感受收入一部语言高度个性化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智性讽刺小说的艺术空间。

▍02｜迁徙或流亡主题作品的艺术特色

代表真题共1道

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马伯乐》（萧红）、《围城》（钱钟书）、《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路翎）以及艾青诗歌等等描写战时迁徙流浪，或以迁徙流亡为背景的作品。请选择上述作品——至少两部（两位），分析其处理迁徙或流亡“流浪”主题的艺术特色。（2024南京大学）

这一类有1题。题干要求“至少两部（两位）”，比较的重点又落在“处理”这一主题的艺术特色上。答案需要说明迁徙怎样进入作品：它可以是人物反复逃难的行动，可以是长篇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可以由剧烈心理活动或抒情意象来表达。《马伯乐》和《围城》都带有讽刺，却讽刺不同的人物弱点；《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着重写流亡中的精神搏斗；艾青没有依靠一个主人公的完整故事，而是把道路、风雪、土地和流亡者汇入诗人的声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沦陷、逃难、学校内迁和作家辗转改变了40年代文学的生活基础。迁徙意味着家园丧失、物质匮乏和人际关系重组，也使人物原有的身份、信念与性格受到检验。同处一个战争年代，作家对移动经验的感受并不相同。有人由逃难看见庸常和自私，有人把旅途写成精神无归宿的象征，有人从流亡中追问个人行动，也有人让个人行旅汇入整个民族的苦难。

萧红的《马伯乐》是一部未完成的讽刺长篇。主人公马伯乐在战争中带着家人不断逃难，嘴上谈论国家、文化和爱国，行动却围绕个人安全、吃住与小利益展开。他善于为自己的退缩寻找漂亮理由，也容易把现实责任推给环境和他人。战争没有把他变成英雄，危急时刻反而让怯懦、自私、麻木和自我辩护暴露得更加充分。

《马伯乐》用反英雄人物处理迁徙。主人公一次次移动，却没有明确的精神方向；地理位置不断改变，性格仍在重复原来的逃避。小说把车船、住所、食物、金钱、夫妻争执和沿途闲谈写得很细，宏大的战争由日常狼狈进入叙述。萧红较少用长篇议论判定人物，她让马伯乐在絮叨、抱怨和琐碎行动中自己暴露，夸张与漫画色彩使逃难带有荒诞喜剧意味。

《围城》也写旅途和战时移动，却把迁徙放进知识分子生活和人生困境。方鸿渐等人由上海前往内地三闾大学，沿途经历交通不便、旅店肮脏、物资缺乏和同伴冲突。内迁大学原本有保存教育和文化的意义，小说更关心这群知识者在艰苦环境中怎样说话、算计和维护体面。旅行剥去社交礼仪的遮蔽，使李梅亭的贪利、顾尔谦的逢迎、方鸿渐的被动等性格更加鲜明。

《围城》的移动还有回环结构。方鸿渐从国外回到上海，又从上海去内地，离开三闾大学后再回上海；求学、爱情、职业和婚姻也经历一次次进入与离开。人物走了很远，始终无法找到可以安顿身心的位置。迁徙由战时生活事实进入“围城”意象，外在旅途同内心漂泊互相映照。小说的机智叙述让沿途遭遇带有喜剧色彩，反复无归的结构又把喜剧引向人生感伤。

《马伯乐》与《围城》都从非英雄人物进入战时迁徙，也都用讽刺检验知识者的精神状态。马伯乐的主要动作是逃避，他在灾难中反复维护个人舒适和自我形象；方鸿渐较有判断力与道德感，却缺少决断和承担，旅程把他带进新的社会关系，也加深其无所归依。萧红的语言更接近日常絮语和生活细节，人物的可笑来自行为的反复；钱钟书多用比喻、议论、心理反讽和结构回环，笑声中有更浓的哲理感。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把迁徙写成强烈的精神搏斗。小说上半部写苏州富商蒋捷三一家的分崩离析，下半部集中描写蒋纯祖在战乱中的漂泊、革命活动和内心挣扎。蒋纯祖孤傲、叛逆，试图在个人精神中寻找有力量的生活；他进入城市革命工作，又无法忍受僵硬教条，走向民间以后，也同沉滞现实发生冲突。移动不断改变他的生活环境，每一次接触又引起新的自我怀疑和反抗。

路翎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重视作家和人物对现实的主观投入。他不以冷静旁观的方式写蒋纯祖，而是深入人物激烈、矛盾甚至失控的内心。独白、争辩、情绪突转和高强度语言，使流亡经验带有巨大的精神压力。道路和城市的变化都被吸入人物的心理风暴，迁徙也成为一个叛逆者寻找行动、信念和自我位置的艰难过程。

同《马伯乐》《围城》相比，《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的叙述更热烈、更紧张。马伯乐用自我辩解绕开责任，方鸿渐在聪明与软弱之间迟疑，蒋纯祖则不断同外部世界和自身矛盾正面冲撞。三个人物都没有抵达理想归宿，却分别写出逃避、漂泊和搏斗三种精神姿态。讽刺、反讽与主观心理现实主义，也让同一战争背景获得不同的小说声调。

艾青的迁徙书写主要分布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复活的土地》《向太阳》等诗歌中。诗人没有用一条完整情节追踪某个流亡者，而是在移动中看见农夫、失去家园的妇女、年老的母亲、道路和村庄。这些人物彼此没有故事联系，雪、寒冷、土地和诗人的声音却把他们放进共同的战时中国。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反复使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这一诗句，在不同人物和地域之间往返。自然寒冷同战争、贫困和家园丧失互相重叠，分散的个体苦难获得民族历史的范围。《北方》《手推车》又用灰黄原野、枯涸河底、独轮车尖音和深深辙迹写行旅中的北方。艾青重视色彩、声音、温度和质地，迁徙因而成为可以看见、听见和感到的经验。

艾青诗中的流浪者也是抒情的“我”。诗人把个人漂泊、忧郁和沿途所见交给诗行，再由个人感受走向土地与人民。《向太阳》《复活的土地》等作品还在移动中写觉醒和希望：长夜中的人走向太阳，受压抑的土地积蓄复活力量。流亡包含失去家园的痛苦，也包含寻找新的精神方向。自由诗的长短句、反复、呼告和铺陈，使个人声音能够容纳广阔的战时图景。

把四类作品放在一起，可以看到迁徙在40年代文学中承担了不同艺术任务。《马伯乐》让逃难暴露庸常人格，以生活细节和反英雄叙事制造讽刺；《围城》用内地旅途串联知识界群像，又让空间移动同人生无归宿相互映照；《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把漂泊压入蒋纯祖剧烈的心灵冲突，以主观色彩浓重的语言追问行动与信念；艾青则将许多道路、人物和感官印象收入抒情声音，让个人行旅扩展为民族苦难与希望。相同的战争和流亡背景，在讽刺小说、心理小说与自由诗中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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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季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