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砸毁上百部学生手机，学校的法治意识碎了一地
学校没收学生上百部手机，无人认领就当众砸毁，这到底能起到什么警示作用？据纵览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湖南郴州菁华园学校老师将没收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视频显示，被砸的手机有上百部。6月26日，菁华园学校工作人员称，事发在上学期期末，被砸的是一批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目的是警示学生不要将手机带入学校。
对此，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无人认领的手机也属于个人财产，不能随意损毁，此做法不当，会进行处理。
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确实是不少学校面临的现实难题。在手机高度普及的今天，于学校管理而言可谓防不胜防。涉事学校能够没收上百部手机，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和家长，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须经学生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尽管有明确规定，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也着实不妥，但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任意处置学生财物。手机多年无人认领，也不意味着学校可以将管理权转换成毁损权。当地教育局指出的“个人财产不能随意损毁”是原因之一。
学校管理流程的粗疏是其二。此事中有一个似乎很普遍的问题，即学校只顾没收，却并没有同步登记手机来源、学生信息和领取程序。换句话说，学校在没收手机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归还问题呢？因为学生会毕业、离校或转学。如果考虑到了归还问题，那本可以将保管工作从一开始就做得更加仔细一些。
上百部手机长期堆积到无人认领，不能只归因于学生“不来拿”，也说明学校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如何归还纳入管理流程。
学校管理粗暴是有明显弊端的。就像砸毁没收的学生手机，所谓警示作用的本质是用暴力手段制造服从。从教育规律来看，学校在管理上越是依赖简单压服，越容易适得其反，难以令学生形成对规则的认同。这也与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学校管理者仍停留在简单、强硬、见效快的治理惯性中。平心而论，教育不是不能严，学校管理也不是不能立规矩，但要避免简单粗暴的管理行为。如此，学校才能既维护校园秩序，也守住法律边界。
说到底，学校管理学生手机的正当性，不能替代财物处分的合法性。真正的校园治理，应从粗暴威慑转向规则化、台账化、可追溯的管理。
二 如今，任凭你多么勤劳，根本无法致富
勤劳致富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公理而毋庸置疑。但我们今天却发现，绝大多数苦守这个“公理”的普通老百姓，鸡鸣即起，日落方归，却极少能挣出一个体面的家业来。而那些坐拥巨额财富的少数人，似乎并不比普通人更辛劳。这不得不让我们开始怀疑，勤劳致富并不是咱普通百姓改变命运的底层逻辑。相反，有可能我们的勤劳只是在成全别人致富，你越辛劳，别人越富有。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类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勤劳作为劳动最朴素的体现，自然成为财富积累的基础。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与财富，劳动者本人能够有多少受惠，是帮社会、帮别人创造财富还是为自己创造财富呢？为何劳动人民终日辛劳却步履维艰，而一些不劳而获者却能逍遥自在？
因为有了这个疑问，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便喊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显然，“均贫富”并不是创造新的财富，只是想要重新分配已有的社会财富。这便是“勤劳致富”能否成立的一个核心前提，那就是：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公正，以及制度是否松绑、市场是否开放、机会是否普惠。
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确实实现了朴素意义上的勤劳致富。劳动者的汗水，可以直接转化为属于自己的可累积财富。只要肯出力、能吃苦，无论是农村承包土地辛勤耕耘，还是城市摆摊经商熬夜打拼，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回报，一代万元户的诞生，正是汗水与时代机遇双向成就的结果。
但时至今日，越来越多人发出困惑：为什么我拼尽全力、日夜操劳，却依然只能勉强糊口，难以实现财富与阶层的跨越？显然，从“勤劳致富”到“勤劳难以致富”的转变，并非勤劳的价值贬值，而是时代语境、财富逻辑与分配规则的深刻变革。
改革开放初期，“勤劳致富”之所以能成为普遍现实，核心在于当时为勤劳提供了清晰的变现路径与广阔的机遇空间，“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直接而纯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全是自己的”，勤劳成为摆脱贫困的最快途径；城市打破“大锅饭”，恢复按劳分配，工人加班加点、技术能手深耕技艺，就能拿到更高的奖金与报酬；个体户、乡镇企业应运而生，那些敢闯敢干、肯吃苦的人，靠着摆摊、办作坊、搞运输，迅速成为最早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那个年代的勤劳，是线性正向回报：付出就有收获，多劳就能多得。勤劳不仅是生存之本，更是普通人逆袭改变命运的必经之路。而如今“勤劳难以致富”，本质上是勤劳的价值被时代规则重新定义，单纯的体力与时间付出，已难以突破财富的天花板。当然，这并非否定勤劳的意义，而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早已超越了“多劳多得”的简单逻辑，勤劳从“致富的充分条件”，沦为了“不贫穷的底线”。
一方面，社会内卷加剧，劳动力供给过剩，肯吃苦、能加班不再是稀缺优势，反而成为标配。过度内卷不断稀释劳动回报，很多人的勤劳，只是为了不被淘汰，根本拿不到超额收益。另一方面，财富分配的话语权日益向资本、平台、资源持有者倾斜。劳动者创造了绝大部分价值，却只能拿到微薄收入，大量剩余价值被截留。
网约车司机每日奔波十余小时，流水看似可观，扣除平台抽成、成本损耗后所剩无几；企业员工越是勤恳高产，企业利润越高，而薪资却难同步增长；小微民营个体户劳神费力，抵不过市场管制与检查的吹灰之力。劳动创造了价值，却无法充分分享价值，这正是普通人勤劳却难致富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阶层逐渐固化、行业赛道分化拉大，同样的勤劳，放在不同赛道结局天差地别。
改革开放初期，阶层流动通畅，普通人靠努力就能抓住风口；如今产业格局定型，优质资源、教育人脉、资本门槛被少数人占据。低价值行业、重复性岗位上的勤劳，只是无谓穷忙，很难突破阶层；高价值赛道、掌握核心技能与资源的人，不必付出更多体力劳动，就能借助时代红利快速增值。先天资源的差距，让普通人再勤劳也难以追赶。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应坚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劳动是分配的前提，分配是劳动的回馈。倘若社会纵容不劳而获、投机取巧凌驾于踏实劳动之上，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与合理回报，勤恳者辛苦成全他人富足，实干者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就会消解勤劳的价值、败坏社会风气。
当劳动不再光荣、投机取巧反而受人追捧，只会滋生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的心态，冲击社会公平与良性秩序。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财富。但社会价值的分享机制，要保证劳动者充分享有自己创造的价值与财富，而不是纵容侵占。
三 复读考上清北奖100万？教育怎可沦为明码标价的交易
复读考上清华北大，奖励100万元；考上C9高校，奖励10万元；高分复读生学费全免，生活补助最高10万元；本科线以上，0学费入学……据纵览新闻报道，6月25日，新乡长垣市一中学官方账号发布视频悬赏复读生，引发关注。有网友质疑，这种宣传方式是否合规？
资料显示，涉事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民办学校，其高中部成立于2021年4月。基于此，就不难理解这所学校重金悬赏高分复读生的冲动——对于一个历史不长、名气不大的民办学校来说，倘若能成功“掐尖”，不失为逆风翻盘、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后，“要不要复习”“去哪儿复习”都会成为热点话题，而这些话题几乎都是围绕着民办学校展开。究其原因，从2008年起，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办复读班。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进行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
禁止公办高中办复读班之后，民办学校顺理成章地承接了复读生的需求。这原本旨在给高考失利者提供一次机会，却日渐演变成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在不少学校的招生宣传中，复读生的分数越高、学费越低，高考成绩越好、额外奖励越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地方曾出现“高考专业户”：为了赚取奖金，一些高分考生游走于不同学校之间，多次重复参加高考。对于学校来说，重奖高分复读生并不“吃亏”：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释放出强大的广告效应；另一方面，如果“对赌”成功，不仅能提高升学率，还能再次掀起广告效应；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学校的名气和升学率后，学校自然可以抬高收费，实现“堤内损失堤外补”。
这也正是此类事件备受争议的焦点——教育，为什么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
从“交易”的角度看，买卖双方各取所需，看似皆大欢喜。但这种交易给教育环境带来的破坏，却是直接而深远的。往近处看，高分复读生的成绩并不足以反映学校的真实教学实力，这样抬高的升学率对于普通学生和家长不是参考，而是干扰。往远处看，当越来越多的高分考生选择复读，难免会导致高考分数内卷，进而将压力传导至各个环节。近年来，一些地方复读生比例居高不下，未尝不是其中一个缩影。
针对网友质疑，长垣市教体局工作人员告诉纵览新闻，不允许这样宣传，会向领导汇报。教育公平事关千家万户，这种表态是积极而必要的。不过，既然“不允许”，这样的宣传为什么仍敢于招摇过市？更进一步说，在“不允许”的同时，教育主管部门有没有完善监督、加强管理？这些都需要做好前置性的制度安排，不应该总是等着事后“向领导汇报”。这也算是此次事件留给相关部门的一道“附加题”。
四 “谁给钱就夸谁”，网络测评别成了给消费者“挖坑”
谁给钱就夸谁，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据央视新闻报道，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甚至是在给消费者“挖坑”。
母婴博主的奶粉实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一支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手机厂商与网络测评博主暗藏“作弊”内幕，层层美化测评数据……这类虚假测评，实质是将测评异化为了营销，博主们利用信息差欺骗消费者，用晦涩的专业词汇包装伪科学，最终完成从“公益科普”到“带货生意”的闭环转化。
不得不承认，打着科普、测评的旗号搞营销，效果确实比直接卖货好，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比如，母婴博主通过奶粉实验，推荐一款某品牌羊奶粉，就收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
若说消费者完全相信博主所言，可能不见得。但在各种实验效果、数据的对比和专业壁垒的作用下，测评博主给人的印象无疑更客观，也更有可信度。这也是“以商养测”“以测养商”乱象频出的原因。
此次央视曝光的测评乱象，涉及母婴产品、日用品、数码产品等，针对的是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以及高技术门槛形成的灰色地带。这些方面，正是第三方测评可以发挥“专业”优势的地方，也是其容易建立权威人设，进而卖货变现的“舒适区”。
所以，这也理应成为行业规范和监管重点关注的领域。就在不久前，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红线。
比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这些规定直指乱象核心，将“测”与“评”分离，让“广告”与“科普”划界，既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为合规从业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监管的利剑已然落下，测评乱象却再度曝光，正说明相关治理丝毫不能松懈。让网络测评规范落地，仍需多方合力。作为其发声的渠道，平台应对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等行为“零容忍”，完善审核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
另外，针对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也需尽快出台一些细则，助力新规落地。
网络测评的初衷，是借助专业测试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参考，降低决策成本。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具备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这也是测评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对此，测评机构与博主也需坚守住专业底线，莫被一些搅局者带沟里。
网络测评不能成了谁给钱就夸谁的生意，更不能给消费者“挖坑”。只有守好科学与噱头、公益与牟利的边界，网络测评才能真正成为助力消费、服务民生、规范市场的正向力量。
五 “不浪费1分”，填志愿莫被“官方感”App骗了
“不浪费一分，2026年高考志愿这样填更稳。”据新京报报道，北京考生家长徐女士刷到这条信息流广告时，“阳光志愿”四个字很醒目，图标、底色也和官方平台颇为相似。她差点以为这是教育部推出的官方服务，细看才发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高考志愿填报2026-追铭”，右侧标着灰色的“广告”。
教育部此前已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App或小程序，凡使用相关名称、图标的App或小程序均为假冒。
可记者检索发现，类似小程序、App并不少见。有的显示使用者达10万+；有的引导用户填写分数后付费198元，不付款又跳出“178元查看完整方案”；所谓“一对一专家咨询”，收费最高可达4980元。
这些细节刺眼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普通商业广告蹭热度，而是在借公共服务的外壳收割高考家庭的焦虑。
“阳光志愿”的“阳光”，本意是公开、透明、可及，是用权威数据降低考生和家长的信息门槛。可到了这些小程序和App那里，“阳光”变成了引流招牌，“官方”变成了信任装饰，“不浪费一分”变成了催促付费的话术。
考生和家长为什么容易点进去？不能简单归结为“不谨慎”。高考志愿填报不是普通消费选择。一个分数背后，是院校、专业、城市、位次、就业前景，是“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反复计算。
很多家庭害怕的，不只是错花几百几千元，而是因为信息不足，真的浪费了孩子辛苦考出来的每一分。
越是高压的选择，越渴望一个确定答案；越是看不懂规则，越容易相信“官方感”。而这些假冒入口卖的，也正是这种“官方感”。
它们未必直接宣称自己就是官方平台，却通过名称、图标、配色、页面设计和搜索广告，制造一种若即若离的误导：看起来像官方，点进去是商业；入口像公益，后面是付费；前面讲服务，后面卖焦虑。一个灰色的“广告”标识，洗不掉这种误导性。
这类问题也不能只靠考生和家长自己识别。信息流广告能够精准推送到高考家庭面前，说明平台并不缺识别用户和投放场景的能力。
既然如此，对“阳光高考”“阳光志愿”这类高度敏感、具有明确公共服务属性的名称，平台就不该后知后觉。尤其在出分和填报志愿的关键节点，应用商店、小程序平台、广告平台都应建立更严格的前置审核，不能让“李鬼”先跑到考生和家长手机里。
当然，在声明打假之余，真正官方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可以在好找、好懂、好用方面更进一步，别任由商业平台在搜索结果、信息流广告和小程序页面里抢走考生和家长的流量。
而且，真正的公共服务一旦在入口处就被截流，最受伤的往往是那些最需要免费、权威、清晰信息的普通家庭。
志愿填报的信息公平，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题中之义。把假冒“阳光志愿”清理干净，让真正的公共服务更容易抵达每个家庭，是对高考家庭最基本的负责。
六 “拉面哥”再开面馆，没必要被“3元一碗”捆住手脚
曾在网上爆红的“拉面哥”已和家人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压油沟风景区新开了一家拉面店。
据极目新闻报道，6月27日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拉面哥”程运付告诉记者，面馆是一周前开业的，店里配卤汤的素面还是3元一碗。开业当天，“大衣哥”朱之文正好也在临沂，还专门来他家店里祝贺，并品尝了他做的拉面。
说实话，看到“还是3元一碗”，一方面让人觉得温暖，另一方面又有点替他担心。温暖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拉面哥”依然守着那份朴实的本分；担心的是，这碗3元的拉面，会不会变成一副看不见的枷锁，把他牢牢捆在原地？
“拉面哥”当年能火，不是因为他的面有多好吃、手艺有多绝，而是集市上物价起起落落十几年，他都能坚持不涨价，一碗面只卖3块钱。这种近乎“反常”的厚道，戳中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大家追捧的，正是那份在浮躁社会里的真诚和善良。
爆红之后，“拉面哥”经历了什么，大家多少都有耳闻。流量涌过来，各路网红围着他直播，他也试着接触过电商、赶过风口，但折腾一圈下来，最终还是回到了灶台前，老老实实做他的拉面。这份清醒挺难得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做网红的料，还是踏踏实实凭手艺挣钱最靠谱。
这次在景区开店，对“拉面哥”来说是个不小的跨越。以前在集市上摆摊，成本低、压力小，3块钱一碗也能维持。但现在不一样了，光景区门店的房租开销就可能比以前多了不少。
可问题就在于，那个“3元一碗”的标签太牢固了，已经成了他的人设、他的招牌，甚至是一种道德标杆。很多人下意识地就觉得：“拉面哥”就该卖3块钱，涨价就是变味，就是忘了本。但这种期待，也挺残酷。
其实仔细想想，大家当初喜欢“拉面哥”，到底喜欢他什么？是喜欢那个永远不变的价格数字，还是喜欢他那种不坑人、不骗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厚道劲儿？显然是后者。只要他依然用真材实料做面、依然对顾客诚心诚意、依然靠自己的双手勤恳谋生，“拉面哥”这份初心就没有丢。至于一碗面卖3块还是5块，并没那么重要了。
这些年，太多草根网红被“情怀”架在火上烤了。一旦走红，大众就希望他们永远保持最初那个“苦哈哈”的样子，仿佛他们改善生活、提高收入，就成了背叛。这种心态挺拧巴的，我们既希望好人过得好，又在心中不自觉地为他们贴上了某种标签。
“拉面哥”如果为了面子死扛着3元拉面，真的没有必要。即便“面不涨价也有得挣”，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市场价。毕竟，“拉面哥”已经坚持这么多年了，希望别总是被“3元”这个数字绑住了手脚，公众对此也应抱以理性平和的心态。
七 博士毕业生这则外卖备注，藏着算法算不出的温暖
“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
据广州日报报道，近日，广州一位餐馆老板娘在社交平台晒出的一张外卖订单备注，收获了超过25万次点赞。写下这段备注的是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小熊。
他说的“你们家”，是学校附近一家开了23年的客家菜馆。老板娘看到备注时“整个人都蒙了”，她说自己十多岁就没读书出来工作，“完全没想过会被邀请去拍毕业照”。她决定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去，准备了鲜花和红包。
一张外卖订单，在算法和效率主导的外卖系统中，本应只是一串标准化信息，备注栏的作用通常也只是交代“不要香菜”或“多加辣”。但小熊的备注，却让老板娘感到意外——一个顾客，为什么会在自己最重要的时刻，想起一家餐馆？
答案或许就藏在老板娘那句话里：“我把他和同学当一家人，他们也把我当作自己的姐姐一样。”7年，从本科到博士，小熊和同学常去这家店吃饭，有时做完实验到晚上10点多，也会过去吃碗面；碰到老板娘一家吃晚饭，就会被邀请一起吃饭、聊天。这种日复一日的相处，早就越过了“顾客与商家”的边界——它更像是一种无名的“准亲情”：没有血缘，没有契约，却在同一个空间里持续生长、彼此确认。
一家小餐馆，凭什么能留住一个人7年？学生毕业离校，最不舍的通常应该是老师、同学、校园。为什么一张外卖订单，却承载了一个人如此郑重的告别？
原因可能恰恰在于，餐馆是城市里为数不多可以“停留”的地方。教室是功能性的，实验室是任务性的，宿舍是私密性的。只有餐馆，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一个人可以不为什么事，单纯去坐一坐、吃碗面，跟人随意聊两句，不用解释自己是谁、从哪来。这种“不必解释”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
这件事在毕业季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不只是因其“温暖”或“感人”。更深一层看，它精准触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敏感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被系统性地稀释。
社区变得陌生，邻里互不相识，外卖员与顾客之间似乎只剩下“放门口”三个字。算法把世界压缩成一条条指令——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交易结束，关系清零。我们越来越习惯这种“用完即走”的人际模式，以至于当一种非交易性的关系出现时，我们反而不知该如何命名。
值得琢磨的还有老板娘的另一句话：“希望这位‘准医生’去守护别人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一个餐馆老板娘，对一位即将毕业的医学生说出“守护别人”这四个字，像家人，像长辈。
这也正是故事的又一重底色：一个或许每天都要承受高强度训练的“准医生”，在这家小馆子里找到的，不是什么宏大寄托，而是一份姜葱炒牛肉、一次拼桌吃饭，那些微小而具体的日常恰好是高压生活里最稀缺的东西。
“愿我们在奔波的时候不忘回头感谢，在平凡的日子不忘给予善意。”网友这句留言，说出的是许多人想说却没说出口的愿望。在这个被效率和速度统治的时代，我们仍然渴望被记住、被看见、被当作“自己人”，哪怕只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娘记得你爱吃哪道菜。
外卖订单可以被系统派送，饭菜可以被算法推荐，但“舍不得”三个字，算法算不出来。这段跨越7年的“准亲情”，从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开始，在一张毕业照的合影中定格。它也告诉我们：技术越是发达，真实的人际连接越显珍贵；系统越是高效，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情感，越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八 祛魅时代，偶像的黄昏
当“兼职演员”雷军，在街头摆拍吃热干面，被放学路过的单纯小女孩，一句“卧槽，吃个面都要这么多人拍照”，将刻意打造的面具无情撕下；当口碑很好的韩红，为冯小刚导演的新片《抓特务》拉票，要求北京爷们“给个面儿，这样大家都有了”时，引发全网群嘲，纷纷讽刺“有钱人向叫化子化缘”的伪善，直接导致票房扑街；当只会唱儿歌，水平比不上KTV包房公主的主持人谢娜，准备开启全国巡回演唱会收割韭菜时，却收到无数举报……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祛魅时代开启了，偶像的黄昏已来临。
祛魅，本是一个社会学严肃术语，开始大面积渗透到普通人的认知层面。短视频时代，既打造了新的信息茧房，也同时为过往那些光鲜的神坛和固有的光环祛魅。人们似乎越来越容易看穿一切，也越来越难被任何事物真正打动。当人们通过碎片信息，深入了解到某职业、某人或某事的光环本质后，其原本笼罩的神秘光晕，悄然消散，滤镜破碎，露出了某种平庸甚至琐碎的真相，泛着黄昏的微光。
这种情绪并不局限于电影观众，也不局限于年轻人，它正成为一种时代主流。过去二十年间，由于我们的经济，倚靠房地产大基建单行道，以无数人背负房贷代价透支未来生活，带动无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同时在群体间，构筑起了一套“单一价值认知体系”，这种体系，给那些吃到时代红利的群体与职业，轻易地涂上了一层魅惑张狂的色彩，导致他们形成了固有的“路径依赖”，他们甚至将此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热钱汹涌的时代，象冯小刚这种大导演，敢于当面骂“观众是垃圾”，从未想过演艺行业，本质上是服务业，需要腆着脸去讨好每个消费者。又譬如：律师行业，过去该行业被视为精英行业，也是因为依托于时代红利，那时群体付费能力强，导致给过去那些吃过时代红利的老律师，构筑了一个职业幻觉，他们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代红利，错误地理解为自己的个人能力。
这几年，这种“祛魅”社会思潮，在很多职业、很多领域，既来得那么隐秘，那么润物细无声，又体现得那么决绝，尤其让人惊心动魄。这不仅是经济下行期，群体心理层面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而是无形中，人们开始将“解构先于建构”当成一种生存策略。人们在灰头土脸的现实生活中，逐渐意识到，那些由滤镜构成的虚幻，那些预设性的道德绑票，给自己未知的生活，带来了困惑，甚至是灾难。
于是，偶像先于现实崩塌。这种基于经济下行带来的自我心理保护机制，开始重构职场路径、婚恋关系、甚至是商业逻辑的走向。拿律师行业打比方，现在的当事人，对那些履历上写满无数“商业互吹”性质的诸如合伙人、创始人、什么委员……等虚幻的头衔的律师，发自内心反感。在他们心中，你无法解决问题，那些东西在他们眼中毫无意义。
人们开始不自觉地，对权威、头衔、资历等光环祛魅，过去人们遵循的那套固有的“长幼尊卑、资历崇拜、履历光环、职场画饼”的屡试不爽的职场奋斗认知秩序，也轰然坍塌。就像网络上戏谑的“零零后整顿职场”的说法，在年轻人心中，职场PUA对他们没用，道德绑票对他们无感，画饼充饥对他们而言，更是无异于侮辱他们智商，在这样一个强调个人选择、个人偏好满足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中，传统像河道里的鹅卵石，经过时间的冲刷，露出了本真的颜色。
当大导演冯小刚，也开始腆着脸，吆喝观众进电影院支持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多年前春风得意时，怒斥观众是垃圾爱看不看时的荣光，会不会感觉恍如隔世。然而，在这个时代，太多人依然像冯小刚一样，想沿袭着过往经济繁荣期带给他们虚幻荣光时的“路径依赖”，但时移世易，社会群体认知逻辑已经悄然改变，观众更加务实地用脚投票，那部由素人拍摄的《给阿嫲的情书》荣登影院票房榜首，无异于给了那些继续迷恋明星站台的大制作电影，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时代思潮的变更，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特别是那些过往在经济繁荣期，吃过时代红利的职业与人群，需要决绝地告别过去那种“路径依赖”，重新规划自己的路径。当我们预设的生活，充满了由滤镜构建的虚幻，并主动去打破它时，能够节省巨大的认知精力与实践成本。既然生活的真相通常由微不足道的细节构成，那么提前预知告别这种路径依赖，便能防止过度的情感投射与憧憬。让那些妄想继续坐在神坛上的老登们，免受失望的侵袭。
譬如现在的律师业，如果依然固守传统逻辑，很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律师的最后一代。不是说律师会消失，而是"律师"这个词所指向的那套能力结构、成长路径、职业身份，正在走向终结与消亡。因为AI已经能够取代大多数低端程序式工作，而法律程序的透明又消解了过往的神秘，过往的“专业为王”时代即将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判断力为王”，这样说，并非否定专业，而是在这个时代“专业的替代性”显著达到峰值，稀释掉的是“走程序的能力”，而当事人对此已袪魅，最稀罕之物也由此衍生，即极致的“法律判断力”与对法律笼罩之下，鲜活个体的“法律终极关怀“。
当然，这种祛魅的思潮，也不全是好事。涉及情感领域，将会消解那种依靠想象与寄托所带来的爱情与情感体验。当我们用单纯的工具理性去衡量一切，通过“祛魅”将丰满的情感生活，还原为枯燥的数据时，我们偿付的成本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我们失去了将人和人深度锚定在一起的情感链接。
大众语境下的祛魅，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投射问题，避免被割韭菜、被欺骗。当那些依靠想象的仪式感，依靠希望与寄托带来的人生体验，都幻化为可以权衡利弊的数据，那些神秘的、神性的彼岸世界将会彻底消失，这意味着，人将第一次赤裸地面对自己，全权承担自己生命的所有重量。一件事情的好坏、善恶，不再有神的指引，全凭个人的选择。这是一种巨大的自由，也是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沉重。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祛魅的时代，也是失去情感皈依的时代。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什么时代，都需从废墟中看到光明，在污泥中浇灌出花朵。我们既要乐见偶像的坍塌，也要勇于拥抱情感世界。同样的时代骤变，悲观者眼中满目疮痍，乐观者却满眼都是机会。
九 养老院取名“如家”被投诉，商标维权不应异化为恶意牟利
“我们被投诉的名字中‘如家’二字侵权，但不是被如家酒店，而是一名连实体店都没有的个人。”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河北衡水一家养老机构因名字中含“如家”二字，结果被来自江苏盐城的孙某某投诉商标侵权。对方持有第43及第44类“如家”商标，服务项目包括养老院等。
除这家机构外，河北、辽宁、河南等地，也有多家地方养老机构被孙某某投诉侵权。这些养老机构中，有的被市监部门认定不构成侵权后决定起诉投诉人；有些考虑到诉讼成本，选择支付对方数万元不等的商标许可授权费用。
实话说，如果确实构成商标侵权，商标持有人诉诸公堂，要求对方支付商标许可授权费用，也并无不妥之处。毕竟，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句口号。然而，具体到这起纠纷中，仅仅因为对方养老机构的名称中含有“如家”二字，就硬给扣上一顶商标侵权的帽子，让其付出不菲代价，恐怕还有点不合时宜。
我国商标法早就明确了，包括“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未经许可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等行为，都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在实践中，“照搬照用”和“擦边使用”，是最为常见的商标侵权行为。
但不要以为养老院只要起个“如家”的名字，就算是用了对方的“相同商标”。从此前的案例看，判定是否属于相同商标，除了要满足商品类别同一性，还要符合商标标识完全一致性，即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图形的构图、色彩组合等完全一致。如果涉事养老院达不到“认定标准”，就不能轻率地将其归入侵权范围。
至于是否属于“容易导致混淆”，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既要考虑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也要看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如家”两个字之所以被很多人所熟知，其实是因为“如家酒店”，而不是什么“如家养老院”。
平心而论，一家养老院挂上了“如家”牌子，很难让普罗大众误以为这是别的“大牌”养老院。而投诉侵权的孙某某，连一家实体的养老院都没有，就是持有一个空头商标，怎么也够不上让公众认识发生混淆的标准。
从法理上讲，国家进行商标立法，鼓励商标维权，目的是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是便宜个别“别有心机”的人，让大多数人处于动辄得咎的尴尬境地。回到这起纠纷，当事人拿着“如家”的商标，将毫无关联的商户变成自家“摇钱树”，这并不是维权，而很可能是赤裸裸的恶意牟利，如此行径不符合立法精神，也与市场法则格格不入。
法律不应成为一些人恶意牟利的工具。颇为遗憾的是，翻看报道，类似问题并不鲜见。此前，河南南阳的一家社区面馆，因为起了“渝见小面”的名称，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河南平顶山的一家橘子宾馆，也被大牌连锁酒店“桔子酒店”起诉维权。
在这起“如家”纠纷之前，孙某某多次起诉得手。在所谓的商标维权下，一些小微商户举步维艰，这并不正常，值得警惕。
商标维权就是商标维权，必须依法而为，不能任由善于钻营者打着维权旗号，肆意挤压小微商户的生存空间。
在舆论的压力下，遇见小面选择撤诉，但客观来讲，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恶意牟利者不在少数。法院应当依法全面评判侵权与否，而立法也应细化商标侵权情形，划出权利的边界，封堵表面维权、恶意牟利的制度漏洞，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
十 游客崴脚求助数次无救援，距离远不是景区迟缓响应的借口
“不要在千户苗寨拨打任何求助电话，因为根本没用！”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有游客反映，在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游玩时，意外崴脚导致脚踝肿胀无法正常行走。多次拨打景区求助电话，但等了近一小时后仍未有车辆前来接应，最终由景区内民宿工作人员协助离开。景区对此的回应是，“景区各区域距离较远，车辆过去需要一定时间”。
急救本是各大景区应有的基本配置。作为一个4A级的知名景区，按理说应该有很成熟的应对方案。一旦接到电话，应根据游客受伤程度给出不同的应对。上述事件中的游客，受伤不算太严重，诉求也比较简单，只是希望景区能安排车辆送自己出去。如果这都无法满足，很难不让人怀疑景区游客保障的基本工作做得不到位。
一个细节是，游客称在等待过程中，多次向经过的景区工作车辆招手求助，希望能够协助离开，但无人理会。这也很让人气恼，景区协调车辆需要一定时间，可从眼前经过的工作车辆，为何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这种僵硬应对的种种细节，或许正是让游客“极度失望”的原因。
景区事后辩解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千户苗寨各区域距离远是客观事实，但这本来就是类似景区的常态，景区需要做的，正是根据景区的现实条件，建设一个能及时响应的急救体系，而不是拿距离远当挡箭牌，替迟缓响应找借口。如果距离远就可以一个小时都无响应，那在更大的景区，是不是游客出了问题就只能靠自己？显然并非如此。
可以看看类似景区的案例。比如安徽黄山景区，构建“1+3+N”医疗应急布局，组建基层应急救护力量等。近几年媒体也报道过多起紧急事件，游客拨打救援电话之后，景区救援大队会携带相关急救设施和药品尽快抵达，不太会出现等一个小时还不知道找谁的情况。
其实现在很多景区都建立了网格化救援的机制，根据景区的地形和游客出现意外的规律，在一些重要区域设立急救小组，这些小组成员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简单的，可能提供一些常备药物或者帮忙叫车；复杂一些的，还可以和民警或120联动。总之，确保游客打电话求救之后，能够根据严重程度，及时提供相应的救援措施。
像千户苗寨这次的案例，受伤游客最后由民宿工作人员提供帮助，先给她冰块，再拦了一辆摆渡车送离景区。可见，如果景区提前有过相关的组织和培训，将一些民宿商户纳入景区急救体系，就完全可以保证游客在第一时间得到照顾，而不是在打了数个电话、等了快一小时之后，带着非常糟糕的体验离开。这不是景区距离的问题，而可能是急救制度建设不到位造成的。
这几年，很多地方的文旅部门和景区都想尽各种招数，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抢流量”，因为有了流量就意味着有了客流，而客流是景区发展的最大保障。试想，一个急救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的景区，又怎么能给游客带来安全感呢？说到底，游客在受伤、无法行动的情况下，能否快速获得响应，也是衡量景区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准。但愿千户苗寨能汲取教训，把最基础、最底线的安全保障工作做到位，补上急救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