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在酒席散那天晚上,跟我说完那番话,我没有回一个字。初二的时候,我开始拼了。每天天不亮,我起了床,拿着书出门。小田已经在家门口那条路上等我了,他永远比我早。我家和他家离得近,站在门口喊一声就到。我们从小学到初中,都没住过校,全是走读,一天两趟,周而复始。家门口的路是毛石马路,高的高、低的低。我赶上去,两个人一道去学校;晚自习下了,又是一道回。书不在屋里念,念坟堆,一人寻一块平石头蹲着;要不就进山里。小田看书,是走到哪儿看到哪儿的。他家到我们要碰头的路边,三两分钟的路,他能走半个钟头——眼睛盯着书,几乎挪不开。那天我走出家门,他还站在路边,像一根电线杆,开口就是:"我都等你半个小时了,你才出门,你摸蛆安。"摸蛆安,我们贵州话,慢吞吞的意思。他倒怪我摸蛆安。你想,天不见亮我就出的门,他已经站了半个钟头了。从他家走到这条路边,对他来说,从来不止一个钟头。那年深秋,临近期末。我照旧拿书去学校后山。后山有一口水井,住校的同学把衣裳端到那儿洗——那时候学校没有宿舍,离家远的学生,都是在学校外头租房住。我看书看得眼睛发酸,就走到井边上,去看井沿上那块碑。碑文看完,我往井里瞄了一眼。井里有个人。一个女同学,两只手在水面上乱扒乱刨,人就往下出溜。我朝身后喊:"小田!快点!有个女同学掉水里了!"井边没有绳。井边那块地里,过季的包谷杆还立着,没人砍,干得发脆。我拔了一根,蹭到水面上递下去:"抓这个!"又回头喊小田:"抓住杆杆!这个一掰就断,你抓住!"两个娃儿,没有力气。她抓住了杆头,我们俩往后拽,拽不住,她还是一点一点往上冒不上来。我腾出一只手来四下里看——坡底下的田里,有人在割稻草。是我们村的黄姐,嫁到山脚村,跟她老公在一起。我们喊她黄姐,喊她老公姐夫。我朝田埂喊:"黄姐!姐夫!快来!有个同学落水了!我们两个拉不上来!"我们四个人,把她拉上来了。那根一掰就脆的包谷杆,没有断。肚子鼓,脸上青。我叫姐夫把人倒过来,背在背上控水——老辈人的救法。他背着她,在井边的路上来回走。走了一阵,她咳了一声,吐出一口水。大概半个钟头,人清醒过来了。我认得她,新村人,上学要从我家门口过的。我问她是哪个班、哪个年级,和小田一路跑去寻她的班主任。我喊的是原话:"某老师,你们班那位某同学,掉在水井里了,我们已经把人捞上来了!"老师跟我们赶回去,我和小田又跟到老师一道,几个人一起把人送到了她租房的窗子外头。往后的事,就是老师的事了。后来听说,她爸妈在街上请了班主任吃饭。农村人,讲不出什么漂亮话,一口一个"没有老师,就没有我家女儿"。翻来覆去就是这一句。那四个人里,没有一个名字,被人提起。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心里是真有点气。气了两天,又想明白了:救人,不是为了要人家的谢。就这样,一场救人的事,我们四个人,就遗忘在了咔咔角。黄姐的年纪,跟我相差有点大。虽说是一个村的人,可她出嫁得早。这么多年过去,当年那个喊她黄姐、喊她姐夫的学生,她还能不能记得?小田后来再没提过这桩事。有一回,我在上学路上,跟他提了一嘴。他就说了句:"无所谓了。"一句,然后跟我扯别的。他的成绩比我好,班里前三。我要弃考的那几天,我没有跟他讲。他在备考,我不想影响他。走出学校以后,小田和我,再没有联系过。我家离他家那么近,站在门口喊一声就到。可他很少回村,我也很少回村。多年后,我听说:他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出了国。前几天,我们重新联系上了。他把这篇稿子看完,替我改了最后一句。那年在井边,我们递下去的,是一根连接彼此的包谷杆。(本文为《修路的人》系列第三篇。事情都是真的,人名做了处理。文中由 AI 辅助整理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