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怀旧, 77上海高考状元的讲演

四季读书网 2026-09-27 09:14:23 10 0

复旦怀旧, 77上海高考状元的讲演

老詹小注：

上海复旦七七级，

回忆当年入校时。

老詹亦是七七级，

如今已是七十七，

五十多年过去矣。

人生原本不满百，

当然必须要珍惜。

[校园]李乐德: 复旦怀旧, 77上海高考状元的讲演

作者简历

李乐德，1977年高考上海市理科状元，在复旦大学数学系学习一年半后考入计算机系研究生，1984年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管理经济学与决策科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美国西北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并获耶鲁大学终身正教授职称。作为长江商学院创始教授之一加入学院，曾担任学术副院长、运营管理学教授。现任长江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

原题

从复旦77级的

校园生活说起

——为庆祝复旦大学百年校庆

在数学科学学院的讲话

讲演者：李乐德

2005年5月24日

写在前面：本文作者李乐德先生，是编者见过1977年高考分数最高的考生，不仅上海考区总分第一，估计也是全国第一。他的成绩是数学100分、语文96分、理化99分、政治93分，总分高达388分。

当年的复旦校门。复旦新闻系77级陈小鹰摄

尊敬的洪家兴院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值此百年校庆之际，重回复旦，很高兴，特别感谢洪院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不信，你们可以问我老婆。（笑声）她叫张绮，我们认识47年了，是小学同学。（众笑）在这里也提醒同学们找对象时候注意，认识时间长，有好处也有坏处。认识久了，了解多、心灵相通，却也没有隐私了。比如我老婆经常对人说我小学时候的老师评语，每次都有八个字：“坐立不正，口齿不清”。（众笑）

今天上午见了秦绍德书记、周鲁卫副校长，我们是上海中学的同学，又都是复旦的校友。又同当年复旦的同班同学朱大训书记、曹沅教授在校园内转转看了一下，感慨良多。许多地方都还是原样子，我们特意又去了本部第三宿舍，在门口拍了照，面对狐疑的目光，只好给女生们解释这原是男生宿舍，我们当年在这里住过。（众笑）感慨的原因还有，故园依旧，数学楼、相辉堂等建筑都没变，只是有些当年熟悉的师长、同学已不在了，他们当中有敬爱的谢希德老校长、俞文鮆老师，我的中学同学、复华公司陈苏阳总经理，我的复旦同班同学於崇华教授。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对复旦的第一个一百年有过重大贡献。此时此刻，我特别怀念他们，他们虽死犹生，虽死犹荣。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的第一届学生。那年高考1977年11月份，1978年初进校，一晃28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又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学生。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在校时的生活和感受。在座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希望展望未来，不喜欢回忆过去。就像每次我给我儿子讲述过去都这样开头：“When I was at your age, ……”他则回敬以：“Here you are again！”（众笑）年轻人不愿意听大人怀旧。不过，我以为听听还是有好处，古话说：“以史为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不只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把以后的事做好，还是为了将来。

为什么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而我们是一批特殊的学生呢？首先是同学们年龄差异大，记得我们班最大的32岁，最小的15岁。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19岁就应该考大学的，高考志愿都填了，填的是清华。填报清华有家庭原因，我父亲是清华经济系毕业的；祖父原是北大预科，后来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在留美学生预备班（清华前身）学习过，因此也可以算是是清华的。但那年高考没来得及举行，文革就开始了，高考也被取消。

听说不用考试了，当时心里高兴呐，就像同学们现在听老师宣布说考试取消了一样，再会考试也不喜欢考试呀。（众笑）于是就上街游行，那时候游行很时兴，好事坏事都上街游行，这一游行，11年的高考就都没有了。到1977年我30岁了，家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父、父亲都不在了，我从1966年开始，闹了两年“革命”，当了将近10年的工人，还坐了8个月牢，当年坐牢的地方上海市公安局现在好像成了安全局。

在此期间，我结了婚，也有了儿子，儿子是1976年10月出生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恢复高考，自己很犹豫，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到底还要不要考呢。

最后还是老婆拿的主意，她说：“我看那个李乐德也就念书行。”言下之意，别的都不行。（众笑）所以找老婆很重要，要相貌好，又要人品好，除此之外，还要聪明。（众笑）准备报名了，报什么学校呢，当时想到清华，但老婆孩子都有了，去北京，离家远不方便。这时祖父、父亲都不在了，因此也就不管他们那么多“清华情结”了。（众笑）所以文革对我有一个“好处”：没有文革，我就上不了复旦。

虽然清华很多项排名都在复旦之前，但我还是以为复旦最好。清华好，我不知道，复旦好，我知道，是亲身体会。我不相信，哪一个大学能有比复旦更好的老师、同学。在我眼里，没有一所学校能超过自己母校的，能进复旦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之一。

记得1977年的高考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分区考的，上海试区共考两天，四门课，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合为一门，还有政治。因为那年高考是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由小平同志拍板决定的，比较仓促，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中学时的教科书，又在文革当中卖掉了，只好从朋友那儿借，利用业余时间匆匆地复习了一下。要说准备充分，那完全不可能，这就主要看中学的底子和个人的记性了。好处有两个，一是没什么压力，二是11月考试天气凉快。

结果，我数学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6分，物理和化学考了99分，政治考了93分，以上海试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复旦。

我们进复旦的时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

一是“乱”，（当时的流行词叫做“拨乱反正”），变化多，没有成规，一会儿一个新东西，一会儿一个新政策，中学没毕业可以考大学，大学没毕业可以考研究生。“乱”一方面带来问题，另一方面也给我们这批“老三届”带来渴望已久的机会。

二是“兴奋”，这兴奋不仅仅是通常的来自新鲜感的那种“兴奋”，能进复旦77级的人，多少在“知识无用”时代都还能自己努力学点东西，或者说都有些探索科学和自然的嗜好。“四人帮”一倒，突然发觉这个“革命”与自己的嗜好居然变成了一回事，于是振奋是自然而来了，大有“躬逢盛世”之感，跃跃欲试，想要一展拳脚。

复旦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同学们的学风非常好，非常刻苦用功。我们那一届同学考上大学不容易，考进复旦更不容易，能在累积十一年的高中毕业生当中“颖脱而出”，除了努力，就是运气了，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总有一种紧迫感，象是想把过去浪费的时间都给补回来。

我小学是在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初中在五十一中学（现为位育中学），高中在上中，一直都是好学生，但从来没有像到复旦之后那么用功过。现在说“时间就是金钱”，那时我们的感觉是“时间就是知识”。记得我们学习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晚上十点宿舍要熄灯，名义上是为了保证学生休息、健康，实际上很少有同学按时上床的。

晚上一熄灯，大家就开始各找门路，继续学习，有的用手电，有的利用路灯，可惜那时萤火虫不多见，否则“囊萤夜读”的故事一定会重演。文革当中，国家、民族和我们个人都浪费了很多时间，希望能补回来。从国家、民族来说，是为了“四个现代化”，虽然那时我们并不了解“四个现代化”的真正含义，但还是把这当作一个目标，所以我们那一代学生还是有理想的。从我个人来说，30岁才上大学，心里挺着急，总想多学点，学快点。

复旦的好学风，还体现在友好互助的同学关系上。一个同学有困难，大家都会尽力相助，生活上，学习上都是如此。记得我们一间寝室两边放四张双人床，睡七个同学，留一张床放行李。我们寝室的“七君子”有两个“老”字辈，我和陈强璋，是“老三届”，因而被称为“兄”，叫“强璋兄”“乐德兄”。有四个“小”字辈，小肖（圣佑）；小徐（安宁）；小刘（继峰），还有大训。可能大训在四人当中年龄最大，或是看上去老成，因而始终没有形成“小朱”的称呼。还有宋伟铭，介于“老”“小”之间。大家处得非常好、非常融洽。

那时没有饮水器或瓶装水，用开水要提着热水瓶去复旦“老虎灶”（锅炉房）打热水，我就记得自己从来没打过热水，室友们每次都先帮我拿去打好了。（众笑）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很惭愧。

那时我们的校园生活很清苦，伙食很差，没有电视，更没有电子游戏，只有很少几部可看的电影。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熄了灯，又不想念书，于是“七君子”躺在床上吹牛聊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奇闻掌故、诗词书画，无所不谈。在清苦的条件下，感到生活很愉快、很充实，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平等、友好、互助的同学关系。

这里，我还想特别提一提复旦的老师。复旦数学系的老师对教学非常认真，这是多年来，从苏步青老校长到谷超豪教授到李大潜老师言传身教形成的好作风。我们那一届有四个班，数学一班、二班，力学班，还有我们计算数学班。第一年，基础课四个班是一起上的，一两百人，在阶梯教室上课。记得是何成奇老师教我们分析，张国梁老师教我们几何，李元熹、高坤敏老师教我们代数。他们不仅课上得好，而且作风民主，下课之后常到我们宿舍来，征求学生意见，回答学生问题。他们不仅传授了知识，而且还給我们上了学术生涯的启蒙课，那就是“独立思考”和“勇于提问”，这些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那时我总是担心，自己30岁才开始学数学，能否学得好，我曾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李大潜老师和俞文鮆老师。他们跟我谈了很多，还给我讲了德国数学家魏思特拉斯的故事：“魏氏40岁才开始学数学，之前一直在中学教体育，后来在数学分析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你比他早了十年，没问题。”他们的谈话给了我很大鼓励，特别是我到美国之后，成了班上最老的博士生，更是常常想起他们的话。我感到，复旦的老师特别爱才，他们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当作自己的天职。1979年我决定报考吴立德老师的研究生，吴老师知道后很高兴，在考试之前给了我许多帮助。

第一天考数学分析，记得那年数学分析考题特别难，我只做了70分的题，30分没做，心里紧张，就去吴老师那里汇报考试情况。他让我考题写下来，那时记性好，我把做了的题目和答案都回忆出来了。他安慰我说：“不要紧，我看能及格，下面好好考。”第二天考代数，吴老师正好要出差去北京。临走之前，他特地赶到考场看我的考试情况，一会儿过来看看我做的情况，一会儿又过来看看，直到我基本做完才放心地走了。结果，我分析考了69分，代数考了99分。二十多年过去了，复旦老师，对我的爱护、期望之情，我永志难忘。

我想老师们来听我报告，是同我一起怀旧，但是大多数同学不是来怀旧的，而是想学点什么窍门。前两天，我在报上看到，有人在上海学校里推销“入学宝典”，据说照着去练，就能进入好的中学。有的同学来可能是想看看李老师有没有什么“做学问宝典”，或者是“出国宝典”，最好是有“赚钱宝典”。成功有没有诀窍？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没有诀窍吧，我不好交代，同学都想学些窍门。说有诀窍吧，那就是说，听完我的报告，懂得了诀窍，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功。

这与事实不符。从基本的层面来说，没有诀窍。做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事。学问做好了，一定是用功，“工夫不负有心人”。要专心，要多动脑筋，多花时间，多流汗。我一向以为自己智力中上，主要是靠用功。有时一个研究项目开了头，一两个月做不出东西来，怎么办？什么时候叫停？我的体验是“再坚持一下”。别人做一个月，我做两个月。别人做两个月，我做三个月。说不定，在最后一个月，就做出来了。

大家可能听说过吴启迪，同济大学第一位民选女校长，现在是教育部副部长。她初中和我在一个学校，同张绮一个班，关系很好。那时学校各种竞赛很多，吴启迪的名次总是在我前面。有一次我考了第三名，以为这次可以超过吴启迪了，结果她考了第二名，（众笑）还是在我前面。所以我一直以为她特别聪明。

前年，吴启迪的大儿子江枫结婚，要我做证婚人，我就对江枫说：“你妈妈要我做你们的证婚人，我不敢不做，我最怕你妈妈了。”他听后说：“李叔叔，你又不是我爸，怎么也怕我妈？”（众笑）我就告诉他中学时候竞赛的事，江枫说：“听妈妈说，你是上海高考状元，那不是第一名吗？”我说：“那是因为你妈没参加那次考试。” （众笑）后来我又对吴启迪爱人江上舟说起自己的看法，上舟说：“我倒没觉得吴启迪特别聪明，不过她特别专心。”

可见，做事专心很重要，是成功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那时候做学问，分心的事情少，容易专心。现在就不一样了，分心的事情多，如果你们在种种诱惑之下，还能做好学问，那就更值得骄傲。

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开始，难得的是能善始善终。究其原因，不能坚持、不能持之以恒是一个，但很多时候是开头没开好，有些事根本不该去做。所以，单是用功还不行，还要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朝着正确方向去下工夫。这里有两条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要有开拓精神，或者说创新精神。在学术上，就是要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为什么”，不满足于任何未经证实的答案，不断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实际当中出现的新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用现代商业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市场和企业中，敢于创新，敢于担风险，出奇制胜，走出新路子。第二，无论你的专业是什么，数理化也好，文学也好，艺术也好，都要有点商业头脑。去年七月，我在成都举行的《管理科学论坛》作过一次报告，讲做学术论文怎么选题。其中我提出了判断一个好题目的五条标准，前三条是：

1. 你一定要觉得你的问题有趣而又重要，否则你就不会有激情，不会投入。

2. 你一定要有能力解决问题。假如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起码你能做些什么，部分解决问题。

3. 除了你自己，还有人也认为你的问题很重要，假如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更好。

其实这三条对做任何事都适用。如果你自己都不认为这事很重要，那就很勉强，更不用说身心投入，全力以赴了。第二条是说要“量力而行”，对自己的长处、能力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太好高鹜远，也不会成功。第三条，你的成功要得到旁人的承认，社会的承认。你做得再好，别人不承认，也只能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这一条看上去很功利主义，但现实是如此。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总认为科学是客观真理，来不得半点虚假。其实所谓真理是人对外界的正确认识，既然是人的认识，就有教育的问题，宣传的问题，推广的问题。拿学术研究来说，我们出了成果，写成文章，希望能发表，如果编辑、审稿人都不认可，就发表不了。所以首先是向同行们推销自己的成果，特别是要争取自己领域的权威们的赞同。接下来，还有向更广大的群众“行销”的问题。总之，在现代社会搞艺术，搞科学，没有一点商业头脑不行。

从文化意义上说，所谓“开拓精神”、“商业精神”都是我们从西方国家学来的。在复旦建校之前，我们的先辈就开始学西方，五四时代，又提出“打倒孔家店”，从西方请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学了一百多年，总算学出了今天的大成果。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用，应该丢进垃圾桶了呢？不对。我的看法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要靠西方文化，但是要保持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和谐，建设积极向上的精神文明，还要靠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现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初具成就，正确继承和运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人、国家和民族、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好处。

举个例子，说起孔夫子，人们总是先想到“仁、义、礼、智、信”，常常忘了孔夫子说的一个“度”字。他对“度”字的解释是：“过犹不及”，“过头”跟“不到”差不多，多跟少差不多。所谓“中庸之道”，“中”就是有“度”，“无过无不及”（moderation）；“庸”就是常理（common sense）。有时我真以为孔夫子应当成为一个数学家，我们数学上的优化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或权衡的问题，权衡“过”和“不及”的利弊，假如没有权衡，优化问题也没意思了。

由“度”字引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很多，我首先想到的是节俭。“君子固穷”，“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是此意。当然“君子固穷”的“穷”是指环境艰苦，并非仅仅是没钱才叫“穷”。最近听说复旦得了一个“冠军”，在上海市高校的调查中，复旦学生的平均月消费额最高，这样的冠军要不得。

谈点我自己的故事。我和《鹿鼎记》里韦小宝的第五个老婆曾柔是同乡，（众笑）祖籍河南济源。但是祖父年轻时候就从河南出来了，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又搞实业，赚了不少钱；我父亲是教授，也是留美归来的，所以我从小也算一个“少爷”。文革当中，父亲、祖父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每月拿36元，20元寄给姐姐，她还在西安交大念书，10元给母亲家里开销，只剩6元自己用。那时我在上钢十厂运输队当装卸工，跟着卡车跑，午饭经常在外面吃。我最常吃的“菜单”是：四两米饭八分钱，一碗黄豆汤八分钱，规定外出吃饭补贴一角七分，所以我每次吃饭还能赚一分钱。（众笑）花钱多并不光荣。

有一份调查显示，如今的城市青年收入，31.3%用于饮食，12.1%用于购买化妆品或服装，10.9%用在娱乐上，用于学习的只有4.3%。看来，在城市青年当中消费主义十分风行。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节俭？首先，财富的积累是节俭的结果。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隔壁邻居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书中用许多实例和统计数据说明，真正有钱的不是那些住豪华房，开奔驰车的人，不是那些会赚钱、但更会花钱的人，而是那些会赚钱、又节俭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不起眼的隔壁邻居。其次，过度消费、浪费资源，是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

举个例子，1997年我以台湾大学顾问身份访问台北，做课程评估。三天工作完了，台大陈校长在台北最贵的餐馆（馥园）请客，一道菜上来像上海的素鸡，长长圆圆一大块，颜色、味道也像，就对张绮说：“这素鸡味道还不错呀。”她马上制止我说：“别出洋相了，这是鲍鱼。”你看，最贵的鲍鱼味道只比素鸡略好一点。后来我看报导，南非、澳洲的鲍鱼因为滥捕，已近灭绝，而港台吃掉了90%的鲍鱼。鱼翅也一样，1995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到的第二天，鲨鱼咬死了两名在附近清水湾游泳的人，于是报纸头条大字标题说：“Sharks Seek Revenge”。因为当时香港是鱼翅最大的进口地。现在中国大陆鱼翅、鲍鱼的消费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港台，同样要担心自然的“报复”了。消费多了是不是一定就更快乐呢？未必。快乐发乎本心并不与消费有必然联系。

这里我不是在提倡节欲主义，不要大家去享受人生，而是说享受要有个“度”，量入为出，有长远观点，作保守预算。我们学西方发展市场经济，高消费带动需求，带动经济的发展，还有“超前消费”的意识，但是不能过了头，过了“度”，譬如，“超前消费”超过了预期收入，不仅个人财务会出问题，整个经济都会出问题。一个消费主义成风的社会是没有出息的社会，一个消费主义成风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度”反映在人际关系上，《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讲的是处世为人要有爱心，要为他人着想，“和为贵”，在学校就是同学关系。我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的校园里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不平等的现象，歧视的现象，看不起农村来的同学，看不起经济条件差的同学，在有些学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今年1月，在北京，吴启迪同我谈起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这种由地域、种族、门第、财产的差别而来的歧视是人性弱点当中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年轻人更不能有这个毛病。由于地域、种族、门第、财产的差别造成偏见，一部分同学比较合得来，与另一部分同学不太合得来，永远都会有，并不奇怪。解决的办法，第一是要有包容精神，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就是北大蔡元培校长说的“兼容并蓄”；第二是警惕不要把偏见变成歧视，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前面我提到我们77级的同学关系好，平等、友好、互助。有同学可能以为，我们那时，大家都没有钱，很平等，所以关系容易搞好。其实不然，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文革之前，学生们的经济条件一样差距很大，有的家庭穷，有的家庭富。不过，那时更大的不平等是在政治上，看家庭出身，工农子弟、干部子女就高人一头，知识分子家庭差一些，地、富、反、坏、右就是“黑五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这“血统论”推到了极端，那时的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其实在青少年时代，我的自信心一直很差，文革当中更是消沉。没过多久，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触及”了几乎每个阶层的“灵魂”：许多老工人变成了“保皇派”，老干部变成了“走资派”，好党员变成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于是对偏见和歧视特别反感，这恐怕是造成我们77级同学关系比较好的原因之一。我总是想，是不是一定要经受了不公正才会变得公正？是不是一定要受到了歧视才会变得不歧视呢？

我想顺便谈谈中、西文化对“人权”的不同看法，两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通过立法保障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西方的“人权”观念是从个人出发，也可以说以“我”为中心。我们的文化传统则强调群体，譬如孔夫子说的“五伦” ——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要求每个人都要爱护和善待旁人，尊重别人的人权。譬如，君主要体恤、善待臣民，臣民要拥护、支持君主；父母爱护子女，子女孝顺父母，等等。

所以，我们文化传统所说的“人权”是要求尊重他人的人权，这才是真的以“人”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假如大家都能善待领导、下属、亲人、朋友，那么每个人的权利就能得到最好的保证。我认为，我们文化传统所说的“人权”才是最大的人权，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明延绵不断、中华民族统一和谐的原因之一。所以，不要一说“人权”，就以为是西方国家的专利。

从教育的根本目标来看，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将来都能为人正派、诚实，待人宽容、厚道，处事公正、合理，这些都是在现代社会里成功的必要条件，怎样和同学相处是对你们年轻人的第一次考验。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在大学期间多结交朋友，建立关系网，对今后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耶鲁大学出了很多人才，也出了不少总统，现任总统George W. Bush在耶鲁大学念了四年本科，平均成绩是C，却花了很多时间搞party，交了一千多个朋友，这些朋友对他后来的事业大有帮助（现任驻华大使雷德Randt就是其中一个）。

客观一点看问题，同学之间关系不好，双方都有一定责任，譬如，城市的同学看不起农村的同学，农村的同学可能也看不惯城市的同学，所以要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同学关系，大家都要努力。但是正如孔子说的那样：“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城市来的同学、经济条件好的同学，负有更大的责任，要作更大的努力。

回想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曲折又幸运，前三十年是极端理想的年代，之后就逐渐转向实用主义。丘吉尔说过，如果一个人20岁时没有理想，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心肝；但是如果到40岁还不变得保守、变得实际一点，那就是没有脑子。其实，年轻时有理想，经历多了就变得保守，并不难做到，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难的是，在人生的任何时期，都能又有心肝、又有脑子。

我已经讲了很多，但讲得再多也不及复旦给我们的多，我们对母校永远心存感激。最后，希望同学们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既要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又保持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既有理想，又有实际精神，既能创业，又能守成。

你们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们。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在复旦的第二个一百年里创造更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