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停车精准计费,小账单里有大民生

“买个包子2块钱,停个车要10块钱。”“停了2小时零1分钟,却被收3小时的钱。”屡被吐槽的停车收费不合理、“向上取整”等问题,正迎来改变。
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如杭州部分停车场正试点两种新的收费标准:按分钟收费(0.06元/分钟),按15分钟收费(1元/15分钟)。
值得关注的还有上海。6月10日至19日,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短时免费停放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15分钟(含)以内免费;超过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
这意味着,今后大家去社区办点小事、接送孩子、在路边买杯咖啡等,不需要再为临时停车付费。对私家车主来说,这是实打实的减负;对网约车、出租车司机而言,15分钟可以让他们补水如厕、稍事休息。
看似几处计费规则细节的调整,背后却是涉及市民日常生活、沿街商业活力、营商环境、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乃至城市治理的大课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而停车收费“向上取整”,本身就违背公平交易原则——商家只按照自身设定的规则收费,不依据消费者实际使用时长结算,相当于强制捆绑消费。
对普通市民而言,精准计费首先意味着公平和实惠。“向上取整”长期成为行业惯例,既没有法理依据,也缺乏公平性,增加了有车一族的出行成本。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精准计时计费,可以彻底规避“超一分钟多收一小时”现象,停多久就收多少,对停车场、对车主都公平。
精准计费和短时免费政策,也是沿街商铺、餐饮门店和小微商户立竿见影的“客流催化剂”,尤其利好早餐店、便利店、社区药店、小型餐饮等生活服务消费。商圈经济高度依赖“即兴消费”和“顺便消费”,短时停车免费政策可以降低车主的心理负担和出行成本,让街边小店获得更多被光顾的机会。
从营商环境视角看,停车是否方便,停车收费是否合理、透明,已成为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细节指标。对于城市CBD、产业园区、特色街区而言,停车位充裕、收费政策合理,本身就是招商引资、留住小微业态的配套红利和有力招牌,有利于人气、商气的积聚。
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正如专家所言,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
小账单,大民生。实施精准计费,延长免费时长,总体上降低收费标准,是停车收费改革的大势所趋。期待更多城市算清这笔多方共赢的账,加入这场实实在在的改革,让车主少花冤枉钱,商户多些回头客。
二 钟美美给了包容的舆论一个大惊喜

时间过得真快,看到钟美美同学的近况,感到特别开心。他的成长,突破了很多“他应该是怎样”“下一步该怎么走”的刻板认知,走出了跟主流成功样板截然不同、却又特别精彩的自我发展之路。6年前在他走红却又沉陷争议之中时,我写过《钟美美是教育包容度的一块试金石》,今天来看,钟美美没有辜负这份包容与喜爱,用“自己挣钱供自己出国留学”的优秀亮相,宣示了自己的个性,给了舆论一个惊喜。6年前,他通过模仿老师去彰显自己个性,6年后,他趟出了自己的路。
入学波士顿大学的消息,最初是钟美美在社交平台回应关心自己的网友时发出的一条评论。——看到他在网络上的热度,一个网友苦口婆心留言劝告:孩子,还是要多上学,要终身学习,不要只看流量赚钱。钟美美回复说,谢谢哈,已经入学波士顿大学了。能够读到这句回复中“打破偏见”的自信,我是网红,我一直在学习,我已经收到了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上学的钱就是我当网红赚来的。
他随后发布长文回应了公众的一些关切,他明确回应称,波士顿大学“绝不是所谓靠‘钞能力’敲门入学的学校,实际上我也没有、不用缴纳正常学费以外的费用。”他更表示,自己没有“跨海的人脉”,“是全程通过正规渠道、扎实准备申请资料、通过层层筛选取得入学资格。”他坦言学费是靠自己“这些年通过网络挣的钱”,承认自己“确实比很多同龄人要幸运”,发自内心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一直努力的自己。
一个孩子受到主流认同的成功模板是:听话,乖,跟着社会时钟走,在每个阶段做那个阶段该做的事,远离电子媒介,远离流量,好好学习,一路优秀,考上名校,活出让父母为自己骄傲的样子。——而显然,钟美美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并没有跟着那个定义“优秀”的主流轨道和社会时钟走。他好像并不听话,甚至在老师眼里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以夸张的姿态模仿老师课堂细节,表现老师面对学生时的压迫与支配感,小小年龄就活跃在网络上,以网红成名而不是靠分数。
但生长在旷野中的他并没有“废”掉啊,走出了自己的路。相比那种主流轨道上卷出来的成功,这样自我探索式的成长,更给了舆论一个惊喜。惊喜在于,6年的新闻连续剧,我们在一个孩子不断打破框架的成长中,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你是一个好学生,就不能当网红。你当了网红,吃了流量红利,就不可能走向卓越。钟美美让人喜爱的,就是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并给了那些被“困在种种不可能”的人一种希望,人有很多种可能。
6年前这个时间,我们都被困在家中,世界都被困在一种不明未来的恐惧中。这个浑身是戏的东北小孩,在系列模仿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但因为他的年龄、他略带冒犯的表演,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说他被约谈了,退网并自删所有作品。我当时写了题为《钟美美是教育包容度的一块试金石》声援他。文中我是这样写的:不要用成人的霸权尝试去打压这种戏仿,满足控制欲,而应该学会去倾听并看到自己的影子。如果我是钟美美们的老师,不仅不会有被模仿的反感,还会以有这样善于观察和敢于表达的孩子为骄傲。除了教育部门和老师们的包容之外,也需要舆论的包容性解读,不要对应解读和过度阐释孩子的戏仿行为,用成人思维将孩子推到那种违背其意愿的角色中。
从孩子后来的成长来看,无论是舆论,还是他的学校和老师,都把他保护得很好。没有修理并拔掉他的刺,于是有了这个少年6年后更惊艳的亮相,大胆去飞,不要停。
6年前写那篇评论时,我还不知道钟美美的生活经历,后来从他受访中才了解到:童年曾遭受父亲家暴,母亲曾被父亲打骨折。而父母离婚后,父亲依然会骚扰他们,导致如今钟美美和妹妹都会恐惧敲门声。自己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成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保护好妈妈和妹妹,让真正疼爱他的姥姥姥爷过上更好的生活。真的很了不起,靠自己建构自己,“活出了一个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可以拥有的超强生命力”,凭一已之力带家人逃离原生之痛,用实力托举自己往上走,既能抵抗网络诱惑又能稳稳接住红利,用知识和网络一起改变命运。
钟美美打破了太多的限制和不可能,给其他人活出了新的样子。少年就吃到流量红利的人,不可能有多大出息;原生家庭的家暴阴影和复杂创伤,不可能走出那种决定的宿命;沉迷于网络的孩子,不可能好好学习;网红就是网红,不可能是波士顿大学新生。他没有活在别人想象的“框架”中,不断进行自我探索,在不可能中创造新的可能。一个不听话模仿老师的学生,也是爱学习爱老师的。一个受益于泼天流量富贵的人,也能有清醒的认知,不会走歪。13岁时断然回绝天价合约,称学习好未来可能赚一个亿。但他又没有排斥流量与赚钱,gap year攒钱考雅思,自己挣钱供自己出国留学,活得明明白白,也把自己的未来安排得明明白白。
承认钟美美优秀,很难吗?——这是评论区很多网友的留言,针对那种刻板偏见带来的争议。钟美美需要别人的承认吗?也许在他心中有远远比那种“承认”更重要的东西,才有了他今天超越不可能的优秀。
三 廉航行李收费标准,要明明白白说清楚

“我经常坐飞机出差,这是第一次碰到20寸行李箱不让免费带的情况。”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广东消费者江先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自己乘坐从广州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班,在机场打印登机牌窗口被告知“行李尺寸超标”。
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江先生只得额外支付了220元。而且,他注意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旅客被要求补交费用,“有的人带的行李比较多,尺寸和重量都超标了,超额行李费甚至比票价高”。
实际上,“行李费比机票贵”的“廉航刺客”现象,近年来已多次成为舆论热点。客观地说,基于不同的市场定位,部分低成本航空公司对免费携带行李箱作出更严格的要求,本身并无问题,法律上也站得住脚。
如《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明确,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具体标准如何,都应对乘客做到充分告知。该现象频遭诟病,就是因为不少乘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缴纳了高额行李费,有了被“刺客”突袭的观感。
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完全是航司的刻意隐瞒。如有报道显示,不少低成本航司的官方售票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都有明确提示。一些第三方购票平台缺乏相应的提醒,或是导致部分乘客误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对此,相关航司有必要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任由这样的现象持续,虽可能在短期内靠着不透明的“低价”吸引部分乘客,但乘客若屡屡遭遇行李“刺客”,最终伤害的还是航司自身的形象和口碑。
另一方面,低成本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定位,本身也需要通过更透明的服务标准和价格告知机制来让更多游客充分知晓,如此才能精准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如果长期以一种模糊的形象示人,甚至成为“刺客”的代名词,并不利于这种差异化的廉航服务被更多乘客所认知和接受。
事实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
因此,无论航司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都应将免费携带行李箱的规格标准和托运费标准清晰、醒目地告知乘客。同时,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将其作为市场乱象加以重点关注,督促行业切实整改、规范运营。
此外,不同航司之间的行李标准存在差异,同一航司在不同机场的执行尺度也不尽相同,这同样需要加强针对性告知,尽量减少因信息不对称给旅客带来的误导和不便。
应该说,差异化经营策略之下,才存在廉价航司,不同的乘客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航班服务。但无论哪类航司,都应大大方方讲清楚服务细则,大大方方地赚钱,而不是利用信息差“背刺”乘客。这一点,不应因航司定位和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
还要看到,民航业本身属于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消费者对航班的服务体验也抱有较高期待。避免让乘客买了“低价票”,却要支付可能比机票费还要高的托运费用,也实在谈不上什么高要求,而只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航司最基本的服务诚意。
总之,是时候正视并剔除这一存在多时的出行消费“痛点”了。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振服务消费的背景下,尤其不能让这样的“廉航刺客”太扎眼。
四 安排教师凌晨验菜?保障食品安全不能靠强制摊派

近段时间,接连有四川网友反映“安排教师凌晨到校验菜不合理”问题。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在成都市武侯区、绵阳市安州区、达州市开江县、凉山喜德县、简阳市等地,均有网友反映教师被强制安排负责食堂收菜问题,有教师不得不在早上5:50到校。
据报道,校园验菜机制的设置,是落实教育部《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收管理工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初衷是通过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形成多方参与,确保食材验收环节透明,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然而从现实来看,部分学校在执行环节变味了,为了完成“多人联检”要求,不顾一线教师意愿将验菜任务强行摊派,给教师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必须明确,教师的核心职责是教书育人,日常的备课授课、班级管理、批改作业等事务,已经相当繁重,还要求他们早起到校验菜、收菜,无疑打乱了正常的作息节奏。不仅消耗教师的精力,影响日常教学质量,也违背了给基层教师减负的政策导向。
而且,食材验收并非简单的数量核对工作,还包括辨别食材新鲜度、查验检疫资质等,一线教师既没有相关专业资质,也不具备食材安全查验能力,安排他们查验食材安全,超出了其技能范畴,未必能达到为食品安全把关的初衷。
当然,客观而言,部分偏远地区的基层学校,可能确实存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人手紧缺的情况,专职人员可能难以全覆盖食材验收工作,安排教师辅助参与实属无奈之举。
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的健康,必须保障到位。学校人手紧张可以理解,但这不应该成为强制摊派任务的借口,更不能因此忽视教师基本权益的保障。
如果需要教师参与,也应避免“一刀切”地搞强制,要充分征求教师本人意愿,在考虑其授课负担的基础上,合理安排轮值。同时,还要明确教师的职责,仅限于数量清点、外观检查等基础性工作,而不能替代专业人员从事食品安全指标查验。
更要明确的是,哪怕是出于人手紧张安排教师参与验菜,也只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学校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还是要想方设法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双人或多人联检”,尽快让教师摆脱这类非教育教学类任务,专心本职工作。
不管怎么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不能流于形式,但这和教师减负并不矛盾,校园验菜机制的落实,必须建立在尊重教师意愿的基础上。
对此,各地应当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厘清岗位的权责边界,补齐后勤人员短板,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唯有如此,才能让教师安心从教,并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五 严对纸尿裤,宽待调查记者,别把理中客当刀子

“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疑云”报道陷入罗生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中国行业报协会发声称坚决维护行业媒体行使正当舆论监督权,涉事纸尿裤品牌称产品未检出甲酰胺,发文恳请相关政府抽检机构尽快公布检测结果。《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在个人微博发表长文《只为那些体内检出甲酰胺的孩子》,对“编造数据”“利益方施压”等相关争议进行了回应。第一爆料人王东鉴受访时称:如果我错了,道歉、赔偿甚至坐牢,都接受。
相比以往舆论监督报道一边倒的舆论助攻,此次报道和记者受到了不少来自舆论和专家的质疑,有的批评记者被爆料人主导,有的批评调查很不专业,缺乏关键闭环,验证方法闹了笑话,非凡的主张缺乏非凡证据的支撑,个人英雄主义压过新闻专业主义。——这些讨论很有价值,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舆论监督报道往往事关重大,自然也须面对来自各方的监督和检视。这些批评与质疑不是消解舆论监督的意义,而是捍卫真相和专业的权威。舆论监督不只是机构媒体的一两篇揭丑性、曝光性的报道,也包括这些围绕报道所形成的舆论讨论,一起逼近真相,守护婴幼儿安全,也保护企业的正当声誉。
我不是来和稀泥的,我的观点是,应该严对纸尿裤问题,把最大的包容留给调查记者。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作为当下特别稀缺的存在,调查记者当作特别需要勇气的职业,面临太多不对称的风险,需要一个社会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善意。记者的报道抛出的是一个带着种种疑云的问题,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判决。应该沿着线索去追问甲酰胺来自哪里,而不是带着“坐等反转”“坐看笑话”的看客与帮闲心态,急于摁着记者的头去反思。
为什么要严对纸尿裤问题,而把最大的包容留给调查记者呢?因为以下几个不对称。
其一,后果逆转的不对称。严对纸尿裤问题,即使调查报道所指的方向可能有误判,相关纸尿裤没有问题,甲酰胺是乌龙,但后果是可逆的。——品牌没有问题,负面影响是能够消除的。品牌形象受到的损害,行业受到的影响,纸尿裤的消费,在正名后能得到正常恢复。而如果不严对问题,焦点转移下问题被掩盖,甲酰胺给婴幼儿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就像当年奶粉中三聚氰胺给无数孩子和家庭带来的悲剧,是无法逆转的。一个可逆,一个不可逆,在不可逆的问题上,必须严厉。
我的意思不是“宁可错怪企业,不可误伤记者”,记者报道如果有问题,专业声誉会受损,也须承担报道失实的相应法律责任。而是说,在事实不清及种种疑云之下,基于风险的不对称,应该选择包容舆论监督,以“有问题推定”看待甲酰胺疑云。
其二,利益驱动的不对称。调查报道及舆论监督代表着一种公共利益追求,私利可能性很小。而纸尿裤中的甲酰胺疑云,背后则可能隐藏着见不得阳光的私利追求,有着巨大的不正当利益驱动的可能性。当以公共利益为追求的舆论监督,遭遇有着巨大的、不正当私利追逐可能的产品质量问题,事实不清时,应以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对有着鲜明公共属性的舆论监督保持最大限度的包容,对“合理的问题怀疑”保持严厉的对待。
事实和真相优先,这是勿庸置疑的“正确的废话”——现在问题就在事实处于待核查、线索处于待确证阶段,报道也许没有做到板上钉钉,存在一些瑕疵,这时须有“公共利益优先”去推进事实的调查。当然,也可以怀疑记者报道的“动机”,还有爆料人的利益追求,但相比纸尿裤中的甲酰胺问题,记者与媒体的“私利性”受到透明舆论很强的约束,水不能被人搅混。
这也是我说的第三个方面,透明与不透明的不对称。媒体和记者发出报道后,就把自己交付给了舆论,置于阳光之下,成为舆论监督的一部分,受到带着放大镜的全方位敞视。而纸尿裤中的甲酰胺,却处于不可见的隐藏状态。白纸黑字,如果有问题,一个字都回避不了。而看不见的甲酰胺,却可能金蝉脱壳。媒体报道的问题才应该成为被监督的焦点,脱焦到记者和报道身上变成对舆论监督的审判,只会窒息这个社会的透明可见空间。
其四,个人英雄与行业力量的不对称。虽然调查报道和舆论监督背后机构媒体力量的托举,甚至有国家通讯社力量的支持,但基于调查的特殊性,往往需要个人英雄的加持,也就是调查记者。一篇类似的舆论监督报道,很多时候背后是一个孤勇者在努力,而他面对的,往往是一个拥有强大资源能力的大企业,一个能量巨大的行业,一个牵涉到众多利益群体的产业,一个你有任何瑕疵可能被撕咬得很惨的巨无霸。这个时候,理性中间客观不是“无原则地站在中间”,而是宽容那个孤勇者,那个有点错就可能被踩踏的个人英雄,把最大的包容留给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的舆论监督。不要让理中客成为一把戳心的刀子,原则问题上装愣卖傻,细节瑕疵上撒泼打滚,这样的舆论生态只会让本就稀薄的舆论监督更加战战兢兢。
其五,媒体调查可借助的资源与影响力之间的不对称。媒体不是中纪委,不是审计署,不是公安部门,不是监管者,缺乏全方位调查的绝对资源,只能穷尽有限的努力让问题暴露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当然,这种“不对称”一方面需要记者在报道要足够的谨慎和节制,避免言过其实,防止结论超过论据所允许的限度。另一方面需要舆论的包容,包容其调查能力的有限、专业的局限可能带来的瑕疵。事后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审视甚至审判媒体报道,热衷于吹毛求疵教训记者,而不是凝聚舆论监督力量一起抽丝剥茧追问“甲酰胺到底来自哪里”,这种挑剔实在用错了地方。
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所指,常常是掌握着不小权力的部门和人,作小人物喉舌,向大人物喊话。他们不可爱,他们不完美,他们身上有刺,一个社会最需要的容错,最大的包容、善意与保护,应该留给这种可敬的力量。
六 举报“执法人员驾公车收礼”,个人信息何以被泄露

近日,一段江苏镇江扬中市执法人员疑似驾驶公车收受礼品的视频引发关注。据新京报报道,监控视频显示事发6月19日。记者从扬中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涉事人员系该局执法中队工作人员,目前此事已移交纪委处理,是否存在收受礼品行为正在调查。扬中市针对此事发布通报称,已由扬中市纪委监委牵头,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
另据报道,扬中市的何先生(化姓)反映,他向12345热线举报此事后,6月22日,他接到扬中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称正在了解情况。当晚,他又接到一名自称是被举报执法人员哥哥的电话。“他弟弟是收了礼品,但是不要说是收了礼品,说是人家过生日,送给小孩的鸡蛋,他让我作伪证,又请我吃饭。”何先生表示自己当即拒绝,称应由相关部门依法调查。
“举报人的信息怎么会让被举报人掌握?”对此,何先生又向12388纪检举报平台反映了该情况。
执法人员疑似驾驶公车收受礼品,事发当天是端午节。在此敏感时间节点,这样的场景的确“扎眼”。何先生及时向12345热线反映举报,体现了其抵制不正之风的敏感性和自觉性。
驾公车收礼一事,是否属实,相信不难查清。下一步,如查出当事人有违法违规行为,当依法惩处;若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也可还当事人一个清白。
值得注意的是,举报人反映其个人信息被泄露,且涉事人员亲属试图施压让其作伪证。这一情节若属实,则说明当地举报人保护机制存在漏洞,需引起警惕。
举报者个人信息被泄露,以及被举报方亲属要求其作伪证,会直接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会严重挫伤公众监督积极性。
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举报人信息不得泄露给他人。何先生个人信息遭泄露若属实,要么是相关部门管理流程存在漏洞,要么是有人漠视法规主动“透风”。
目前,当地表示已将此事作为违纪线索移交纪检组,并予以调查。在全面核查中,若倒查出泄密事实,也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所以,这件事的后续调查,除了查清该执法人员是否收礼,还要核查举报人信息泄露一事。这既是维护举报监督制度严肃性和公信力的必要,也是为保护公众的监督积极性。
七 挖眼案受害男孩高考“全国第一”,他活成了自己的光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即特殊教育高考)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721分,满分800分,郭斌系全国同专业第一名。
13年前,6岁的郭斌惨遭无妄之灾,永远坠入黑暗。尽管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721的高分证明他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在逆境中退缩,而是克服了“看不见”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
“这孩子太令人佩服了。”“遭受这么大的苦难,能正常生活已经是不容易了,还考了这么多分,确实厉害。”“当年发生时我还有印象,觉得一生都毁了,没想到这么坚强的孩子。”
网友的关注、敬佩,既是对其优异高考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成绩背后所展现的生命韧性的赞赏。
对郭斌而言,取得这般高分成绩,首先源于他的自律和拼搏。眼睛看不见,使郭斌的求学之路比常人坎坷百倍,别人一眼看懂的知识点,他需要反复触摸盲文、反复推演复盘;别人轻松完成的学习任务,他要花费数倍时间。一路走来,郭斌在无光的世界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国第一的成绩,是时光对他的馈赠,也是对奋斗者最好的勋章。
郭斌的逆袭,也印证着善意的力量。发生在郭斌身上的悲剧,当年刺痛了无数人的心。从教育部门为他开通绿色通道、学校贴心安置其家人就业就学,到热心网友组建专属关爱群,班主任老师悉心指导、温情陪伴,可以说,社会各方温暖和善意的托举,为他撑起了一片天,让他在“黑暗”中仍能感受到人间温情,内心始终有光,向阳而生。
而他选择计算机与中医双学位,既是对自我潜能的挑战,更藏着一份温柔的初心: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将曾经照亮自己的温暖薪火相传。
从全网心疼的受害者,到优秀的准大学生,郭斌的故事最触动人的地方,不是“逆袭”的爽感,而是他没有困在命运给他的伤痕里,反而选择把自己收到的爱,再传递出去。当善意有了回响,终将照向更多还在黑暗里摸索的人。
人们在郭斌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善良与坚韧,相信也祝福向阳而生的他,继续书写生命的精彩,活成自己的光,也照亮更多人的路。
八 App开屏广告消失,希望别只是“一阵风”

6月23日晚,“开屏广告没了”登顶热搜。据羊城晚报等媒体报道,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常用App,均已取消开屏广告,“摇一摇”或“不小心触碰”也已消失,久违的清爽界面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部分主流App带头“砍掉”开屏广告与“摇一摇”,无疑是顺应民心、尊重用户体验的明智之举。就在不久之前,工信部刚刚通报了31款App及SDK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明确要求整改。此番几大主流App同步取消开屏广告,也不能简单说是“良心发现”,而应当是整改压力使然。
整治App乱跳转广告并非新动作。自2022年9月起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提出:弹窗信息推送要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科学规划推送频次,不得对普通用户和会员用户进行不合理的差别推送,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或者影响用户关闭弹窗。此后,工信部等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App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可谓三令五申。
对消费者而言,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憋着一句“天下苦开屏广告久矣”。被强制观看App开屏广告已是稀松平常,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薛定谔的页面跳转”:有时候手机只是稍微拿不稳、晃了一下,页面就自动跳转到了电商平台。这种“强买强卖”的流氓逻辑,严重侵害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平台之所以对开屏广告、“摇一摇”乐此不疲,当然是利益使然。这类广告往往卡住了平台的黄金流量位,点击率越高,流量就越大;流量越大,平台收益就越高。这背后是一整套运转流畅的利益驱动机制。但平台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用户体验,无异于饮鸩止渴。
这次几大主流App取消弹窗广告,不论出于主动或者被动,都是一个良好开端。这让人看到,App取消弹窗,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何况这对平台发展也未必是坏事:告别野蛮的流量逻辑,探索让优质内容、产品与服务来赚钱,是更堪长久的经营之道。
也应注意,目前市面上只是部分头部App做了改进,仍有大量应用商店里的软件无动于衷。因此,同样需要追问:这次整改是否会成为“一阵风”?那些“漏网之鱼”何时跟上步伐?对于反复违规、阳奉阴违的平台,又该如何加大违法成本?这些问题,需要持续反思。
建立在线巡查机制,对违规者将约谈、通报乃至下架,治理App弹窗乱象的政策工具包已足够完备,关键在于日常执行是否有力,处罚是否真正见效。归根结底,保护用户权益,不能仅靠平台良心发现,只有让违规代价高于投机收益,App弹窗乱象才可能真正退出江湖。
九 仿冒账号被封,李金铭被假婆婆纠缠的传言该结束了
12年前叫了声“妈”,老人至今仍以婆婆自居?12年前,李金铭以儿媳角色参加农村综艺《明星到我家》。网传“农村婆婆”至今还在发作品隔空纠缠李金铭。
6月23日,涉事农户家的儿子告诉红星新闻,他妈妈抖音账号多年前已注销,近日频繁发布“想念李金铭”的账号IP地址在陕西,不是妈妈的社交账号,妈妈也从没离开过老家云南。抖音亦证实,该账号系仿冒,已予以无限期封禁处置。

仿冒账号确实可恶,既消费当事人又收割公众同情心,如今账号被清理也可谓大快人心。类似传言其实牵涉一档剪不断理还乱的陈年旧事。
2014年,李金铭参加了一档农村真人秀综艺,以“临时儿媳”身份入住一户农家。然而有传言,节目录制结束后,该家庭一度不愿“放人”,曾起诉节目组要求李金铭“履行婚姻义务”并索赔20万元,最终被法院驳回。时至今日,该家庭成员仍在社交平台以“李金铭婆婆”身份持续发声。
而这些说法,却被当事人否认。李金铭称,她本人也未曾受到伤害,围绕她的种种不实流言,打乱了其他人安稳的日常。农村家庭的儿子也告诉红星新闻,从没有起诉过节目组或李金铭索赔20万元,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官司。
也就是说,不少文章里言之凿凿的“婆媳冲突”“城乡冲突”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但从2023年至今,类似传言每年都会被旧事重提,闹上热搜。农户儿子据此怀疑,是不是有人炒作。
如果当事人的澄清属实,那么这场真假难辨的舆论闹剧,更像是一套经过多年添油加醋、精密设计的流量机器:先将故事编得离奇,塑造一个“贪得无厌”的农家形象,再利用婚恋、家庭伦理、城乡差异作为挑动情绪的引爆点,隔三差五制造“婆婆苦苦等候”的离奇剧情,在公众的好奇心与同情心之间反复横跳,将争议热度兑换为可观的流量红利。这些行为当然足够可恶,为博流量可谓不择手段。
但正如有网友评论,这么久了才辟谣,之前干啥去了。既然流言已经持续数年,那么节目组、当事人,当时就该直接澄清谜团。那些争议桥段,是真实拍摄还是剧本演绎;所谓长年纠缠、打官司云云,到底有无其事,此前也无一个相对正面的回应。
这种态度或许也给传播提供了土壤,信息真空被仿冒账号钻了空子,年复一年地在舆论场上掀起风波。因此,对于这件事的反思,不能止于封号。
在涉及公众人物的争议传言上,平台不能以“用户自发传播”为由置身事外。对于年年循环、屡上热搜的争议内容,平台不能视为“中性”的流量池,理应建立更主动的核查与干预机制,对账号的真实性审核主动介入,而非坐等舆论沸腾才被动出手。
当事人面对长期流传的信息,也应当及早寻求正面回应,而非以沉默换取暂时的风平浪静。如果各方早有一个盖棺论定的说法,或许很多账号也找不到兴风作浪的空间了。
李金铭被假婆婆纠缠的传言该结束了,别有用心的人也该收手了。希望这次仿冒事件能够留下长久的启示,既推动平台正视自身在谣言传播链条中的角色,也明确娱乐行业面对争议时的应对机制,这既是保护当事艺人,也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判断力。
十 执法人员是否开公车收礼要彻查,举报人信息遭泄露更要深究
据九派新闻报道,6月23日,江苏扬中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针对该市交通执法人员“违规收受礼品”等相关举报,已成立由市纪委监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根据调查情况,依规依纪依法作出严肃处理。

此前,都市现场报道称,市民何先生(化姓)反映,端午节当天看到一执法人员开着交通执法车停在路边,一辆奔驰车主从车上拿了4份礼品递给他。何先生向12345举报后,竟接到了自称是被举报执法人员哥哥的电话,要求他做伪证,“说是人家过生日,送给小孩的鸡蛋”。他拒绝后,又向12388纪检举报平台反映了该情况。
一个疑似收礼的问题,引出两次举报,事情本身就透出一些反常。执法人员穿制服开公车,在大街上就敢公然收礼?从监控视频上看,执法车辆下来一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交接后拎着疑似礼品的袋子放回车上。扬中市交通运输局一工作人员在受访时确认,涉事人员为交通运输局下属执法大队的一名中队执法人员。
既然其身份已经确认,剩下的疑问就是对方身份以及收受礼品的性质了。两人是何关系,礼品是何价位,到底是纯粹的人情往来和节日应酬,还是利益纠葛之下的收受礼品,都需要调查组查明核实。毕竟,豪车与公车,制服与礼品,难免引人猜测。同时,执法人员着制服是公干执勤,还是公车私用,也需以透明公开的调查来释疑。
若查实非人情应酬,而是公然违规收礼,则确有些匪夷所思。如此胆大妄为,是自恃“关系够硬”,所以不惧在大街上收礼,还是已习以为常,将这种行为视作日常而泰然自若?无论哪一种,都折射出比单一违规行为更值得警惕的作风病灶。
值得一提的是,若何先生说法属实,自称是执法人员哥哥的人在电话中的诱导串供行为,已有干扰调查之嫌,“说是送给小孩的鸡蛋”等有意混淆调查的说辞,更透露出相关人员企图逃避追责的侥幸心理。这些线索不得不让人生疑,这起收礼事件恐怕没那么简单。调查组不妨沿着这些方向逐条深挖,无论涉及何人、牵出何种关系,都要严查严惩。
更需要追问的是,举报人的信息为何遭泄露,是哪个环节失了守?若举报人所言属实,举报后就收到被举报方“说情”电话,能如此迅速获取举报人信息,并诱其串供作伪证,这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
也因此,执法人员开公车收礼事件要彻查,举报人信息遭泄露问题更要深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更要以制度的公信力保护举报人。当地须以此案为鉴,彻查泄密源头,追究责任人员,并厘清举报信息安全漏洞,完善保密管理和风控制度,给举报人一个安心,给社会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