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问题小说的3种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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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问题小说的3种考法
接下来,我们会安排一个全新的专题。共计推送100多期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高频、重要知识点。这些专题在讲解的时候,不是从教材出发,而是基于真实的近5年真题。以终为始,真题是最好的检验复习效果的工具和方式。我们会把每个专题涉及知识点做考察方式归类,然后回归知识点,非常适合大家二轮和三轮阶段分别做强化复习和专题复习。基于真题进行系统的知识点全量复习,也是我们强化课的基本思路。欢迎大家报名我们各个科目的强化课程。 很多同学记得问题小说关心婚姻、家庭、妇女和青年,却说不出这种小说为什么会在1919年前后集中出现。作品一多,又容易把冰心、叶绍钧、王统照、庐隐、许地山写成同一种面貌。比较题还会把五四问题小说同赵树理自称的“问题小说”放在一起,两个概念名称相同,所处时代、面对的读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有明显差别。我整理了2022—2026年与问题小说专题直接相关的正式真题,共计6道,可以归成3种考法:问题小说;问题小说产生的原因;五四问题小说和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区别。这篇文章我总共会放6道真题,三类题目都不超过5道,因此原题全部放出。第一节适合准备名词解释,第二节专门补足文学思潮、外国文学和传播环境,第三节处理跨时期比较。复习时要把概念、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变化连在一起,尤其不能用一句“提出社会问题”概括两种不同年代的写作。这一类有3题,都是名词解释。答案需要交代兴起时间、思想背景、主要题材、代表作家作品、艺术特点和文学史作用。“只问病源,不开药方”是常见概括,还要说明并非每一位作家都放弃求解:冰心会诉诸“爱”的哲学,王统照追寻“爱与美”,许地山则把宗教思辨带入人生问题。问题小说也常被称为社会问题小说,是五四时期兴起的一种小说类型。1919年前后,《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已经出现一批以社会人生问题为中心的作品;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为人生”的文学观和《小说月报》等发表园地进一步推动了这股创作热潮。到1923年前后,问题小说的集中写作逐渐减弱,部分作家转向更具体的生活观察和人物塑造。“问题”主要指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革中不断出现的现实矛盾。婚姻自由、家庭专制、妇女地位、儿童教育、青年出路、劳工生活、社会习俗、军阀统治、国民精神等,都进入小说。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等篇名直接带着疑问,说明作家希望通过人物遭遇把一个公共议题交给读者讨论。冰心是早期问题小说很有影响的作家。《斯人独憔悴》写官僚父亲压制参加爱国运动的儿子,把五四政治风潮带进家庭冲突;《去国》写学成归国的青年报国无门;《两个家庭》讨论家庭教育和妇女修养。她的作品重视问题意识,也常以母爱、童心和人类之爱寻找精神答案。叶绍钧、王统照、庐隐和许地山各有自己的观察。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关注童养媳遭受的买卖和虐待,《潘先生在难中》又通过一个小学校长在战乱中的自保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卑琐;王统照《沉思》讨论艺术、爱情和社会偏见;庐隐《一封信》《两个小学生》关注社会不平与青少年处境;许地山《命命鸟》把婚姻悲剧、宗教经验和异域风情写在一起。问题小说通常把一个较集中的社会矛盾放在情节中心。人物关系容易带有观念意义,作品有时直接插入议论,结尾则把矛盾保留给读者。这样的写法能够迅速回应五四启蒙议题,也便于报刊读者理解和讨论。作家以小说揭开被旧伦理遮蔽的痛苦,使妇女、儿童、劳工和青年成为新文学关注的对象。“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说的是许多作品揭示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解决办法。《斯人独憔悴》中的兄弟仍受父亲压制,《去国》中的朱英士只能痛苦离去,人物的失败使读者继续追问社会原因。这种结尾有时源于作家认识的限度,也保留了现实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些作品会把“爱”“美”或宗教信仰作为答案,精神理想虽然真诚,却未必能够改变人物面对的制度和生活困境。早期问题小说的艺术局限比较明显。作家急于表达思想,人物容易承担某一种观点;社会矛盾常被压缩成家庭中的新旧对立;直接议论、巧合和感伤有时削弱人物的生活厚度。新思想已经进入作品,作家对职业、阶层、乡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了解还不充分,复杂问题因而可能得到简单说明。问题小说的变化推动了20年代小说继续发展。叶绍钧后来对教育界和市民生活的观察更加细密,《潘先生在难中》已经越过早期作品较强的概念色彩;鲁彦、许杰、彭家煌、蹇先艾等乡土作家进入宗法制度、地方习俗和农民生活。五四时期提出的社会关怀仍在延续,人物、地域和社会关系则获得了更具体的内容。问题小说打开了中国现代小说正面讨论现实人生的空间。它把思想启蒙写进故事,让新文学与妇女解放、家庭改革、教育、劳工和青年命运发生直接联系,也培养了一批小说作家。它的贡献和局限都带有文学初创期的特点:问题意识十分鲜明,艺术经验与社会认识仍在积累。0120世纪20年代,问题小说出现原因。(2025湖南师范大学)02简述二十年代二十世纪“问题小说”产生的原因。(2026长沙理工大学)这一类有2题,题干都要求解释一种小说潮流为什么会在五四前后出现。长沙理工大学原题中的“二十年代二十世纪”有重复字,真题区按原文保留。回答时不能只写“受五四运动影响”,思想启蒙、理论倡导、外国文学、青年作家和报刊社团共同作用,才能说明问题小说的历史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旧矛盾获得新的解释。过去被当作家庭内部事务的婚姻、父子关系和妇女命运,开始同人的自由、人格和权利联系起来;教育、劳工、青年失业、军阀政治等也成为公共讨论。知识青年以现代观念重新审视日常生活,小说因篇幅灵活、传播迅速,成为提出这些问题的重要文体。“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为问题小说提供了思想依据。周作人要求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本,记录和研究人生问题;胡适倡导作家描写新旧文明接触以后出现的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妇女地位和教育问题;文学研究会又强调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革命由语言改革进入写什么、为谁写的讨论,问题小说正面回应了这一变化。鲁迅的小说实践为新文学作家提供了重要启发。《狂人日记》提出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问题,《药》把革命者与麻木群众的隔绝写进双线故事,《孔乙己》揭示科举文化对人的精神损害。鲁迅的作品在人物、结构和社会认识上远比一般问题小说成熟,却证明白话小说能够承担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外国文学和文艺思潮的输入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易卜生的问题剧把婚姻家庭、妇女解放和社会道德搬上舞台,俄国文学关注被压迫者与社会罪恶,泰戈尔等作家的哲理叙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青年。翻译作品和理论文章使作家看到,文学可以围绕现实矛盾组织人物与情节,并借作品参加社会讨论。报刊和文学社团为问题小说提供了发表与传播条件。《新潮》《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等刊物持续发表短篇小说,文学研究会又把“为人生”的主张同创作、批评、翻译和出版结合起来。短篇小说适合报刊篇幅,也能迅速回应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作者、编辑、刊物和青年读者之间由此建立密切联系。一批新式教育培养的青年开始写作,是问题小说兴盛的直接力量。冰心、叶绍钧、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人亲历家庭新旧冲突、教育变革和青年思想变化,对这些问题有强烈感受。他们文学经验尚浅,常把思想判断直接带进人物和情节;这种急切既带来题材开拓,也造成观念先行、人物较薄等艺术不足。问题小说还适应了当时读者寻找新思想的需要。五四前后的青年不仅阅读故事,也希望从文学中理解爱情、婚姻、家庭、职业与人生方向。题目鲜明、冲突集中、议论较多的小说容易进入公共讨论。作品同读者共同面对社会问题,使小说在新文化传播中承担了超出娱乐的作用。问题小说的兴起因此有明确的时代条件:思想启蒙让旧生活显出新的矛盾,文学理论赋予小说社会责任,外国文学提供参照,报刊社团扩大传播,青年作者和读者又有迫切的表达与求解需要。到1923年前后,启蒙议题仍然存在,作家对生活和艺术的要求却开始变化,小说便逐渐转向乡土社会、市民生活和更复杂的人物性格。01举例论述五四问题小说和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区别,并说明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2022浙江大学)这一类有1题,是跨时期比较题。这里的“赵树理问题小说”来自作家对自己创作的概括,不能直接套用20年代文学思潮的定义。比较需要同时回答四组问题:两者分别从哪里发现问题,写给谁看,希望作品发挥什么作用,又怎样安排人物、语言和结局。五四问题小说产生于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环境。作家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婚姻家庭、妇女地位、教育、劳工和青年出路,意在揭露旧道德与旧制度对个人的压迫。它面对的主要是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读者,也依靠城市报刊传播。作品提出公共议题,希望唤起人的觉醒和社会改革意识。赵树理所说的“问题”,来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他在下乡工作时遇到某个妨碍工作推进的问题,认为需要通过小说把它提出来。《小二黑结婚》涉及青年婚姻自由、封建家长和迷信势力,《李有才板话》涉及农村阶级关系与基层政权,《李家庄的变迁》写乡村社会在革命中的长期变化,《三里湾》则进入农业合作化中的家庭、生产和思想矛盾。两者发现问题的位置不同。五四问题小说作家多以启蒙知识分子的身份观察社会,常由新旧思想冲突进入家庭和个人命运;赵树理长期参加农村工作,从农民生活、基层组织和政策执行中发现具体矛盾。前者的问题带有广泛的人生和伦理性质,后者的问题同乡村社会改造及现实工作联系更紧。两者对“答案”的态度也不相同。许多五四问题小说着重揭露痛苦,让矛盾留给读者继续思考,因此有“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之说。赵树理写作时往往已有现实政策、基层政权或群众行动作为参照,作品不仅批评落后人物和不良作风,也会写出问题如何解决。《小二黑结婚》中,青年婚姻获得新政权支持;《李有才板话》中,农村群众在斗争中识别坏干部并改变基层权力关系。读者对象和语言选择也有区别。五四问题小说主要刊登在新文学报刊上,语言已经白话化,却仍保留知识青年议论和欧化表达的痕迹。赵树理明确面向农民和基层干部,吸收评书、说唱、民间笑话和口头叙事经验,故事线索清楚,人物出场有交代,语言接近山西农村口语。作品需要让农村读者听得懂、记得住,也要能够参加实际社会工作。人物塑造方面,五四问题小说常围绕一个观念冲突安排人物,新青年、专制父亲、受压迫妇女等人物容易承担某一种思想立场。赵树理更熟悉乡村社会的人情、语言和利益关系,他笔下有先进人物、落后人物,也有在新旧之间犹疑和变化的农民。《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兼有可笑、可怜和可批评之处,《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字辈则在具体斗争中成长。两种“问题小说”的文体资源不同。五四作家受到易卜生问题剧、俄国文学、人道主义和现代短篇小说影响,常用集中冲突、书信日记、心理描写和作者议论表达启蒙判断。赵树理更多借用中国民间叙事和通俗小说经验,以连贯故事、人物绰号、口语对话、幽默讽刺和行动过程推进叙事。前者重思想震动,后者重农民读者能够进入的故事和生活判断。造成这些差别的根本原因,是两代作家面对的社会任务不同。五四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新文学刚刚取得地位,青年作家急于把此前难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说出来。赵树理写作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和社会改造已经展开,作家既是文学工作者,也是基层工作的参与者,小说同政策实践和群众教育有直接关系。差别还来自作家的生活位置与传播环境。五四问题小说主要生长在大学、报刊和文学社团周围,作家对新思想敏感,对广大乡村社会的认识往往不够深入。赵树理熟悉太行山区农民的生产、婚姻、宗族、语言和干部关系,也重视作品在农村的口头传播。生活经验改变了问题的范围,也改变了小说怎样写人、怎样讲故事。两种写法各有贡献,也各有局限。五四问题小说打开人生与社会问题,推动个性解放,却容易观念先行,人物和现实关系不够充实。赵树理把农村工作中的矛盾写成农民可读的故事,发展了现代通俗叙事和农村小说;作品若过度服从某一阶段的政策结论,也可能压缩人物和生活的复杂性。比较两者,应当看到同一个名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承担了不同的文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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