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真题中出现的名词解释解析~
一、2026
1、拟态环境
(出处)由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首次提出,是传播学奠基性概念之一;(内涵)指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它并非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媒介重构后的“虚拟现实”;(特征)具有隐蔽性、建构性与影响力,人们往往将拟态环境误认为客观现实,并据此做出认知与行为反应,形成“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应用)广泛用于分析媒体对政治选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议题的议程设置效果,如疫情报道如何塑造公众风险感知;(发展)在算法推荐与社交媒体时代,拟态环境进一步个性化、碎片化,演变为“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加剧认知分化,亟需媒介素养教育加以干预。
2、新闻框架
(出处)源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1974年的《框架分析》,后被引入新闻传播研究,成为理解媒体如何建构现实的核心工具;(内涵)指媒体在报道新闻时,通过选择、强调、排除、解释等策略,为事件赋予特定意义结构的认知图式,引导受众“如何理解”而非“是否知道”;(特征)具有选择性、建构性与意识形态性,框架不仅体现在标题、导语、图片等显性符号,更隐含于叙事结构与话语模式中;(应用)常用于分析重大事件报道中的归因倾向(如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或制度)、人物形象塑造(如“英雄”或“受害者”标签)及政策议题的讨论边界;(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下,框架从机构主导转向多元主体竞争,用户评论、算法推荐、KOL解读共同参与框架建构,形成“框架协商”与“框架对抗”的动态过程。
3、超文本写作
(出处)由泰德·纳尔逊于1960年代提出概念,1990年代随万维网普及而成为网络内容生产的基本范式;(内涵)指通过超链接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非连续信息节点相互关联,形成非线性、网状结构的写作方式,打破传统线性叙事的单向传递模式;(特征)具有交互性、开放性与多路径性,读者可自主选择阅读路径,甚至参与内容补充与重构,实现“作者-读者”身份的模糊化;(应用)广泛用于维基百科、博客、新闻报道中的背景链接、数据可视化交互、网络文学的分支剧情设计等;(发展)正与AIGC结合,演变为“智能超文本”,系统可根据用户行为动态生成链接与内容,实现个性化知识导航,但也带来信息碎片化与深度思考弱化的风险。
4、开放式提问
(出处)源于教育学与心理咨询领域,后被引入新闻采访、市场调研与用户研究,作为获取深度信息的关键技巧;(内涵)指不预设答案范围、鼓励受访者自由表达观点、感受与经历的提问方式,如“您如何看待…”“能谈谈您的体验吗?”,区别于封闭式提问的“是/否”或选项限制;(特征)具有探索性、包容性与启发性,能激发受访者深层思考,获取丰富质性资料,但耗时较长且需较强追问能力;(应用)广泛用于深度报道采访、焦点小组座谈、用户体验访谈、学术研究中的半结构化访谈;(发展)在人机对话系统中,开放式提问被用于训练AI理解复杂语义与情感,但当前AI仍难以真正“倾听”与“共情”,需结合人类判断力提升对话质量。
5、AI幻觉
(出处)源于大语言模型研究,2020年后随着GPT等模型广泛应用而被广泛讨论,是AI可信度核心挑战;(内涵)指AI系统在生成文本、图像或代码时,输出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虚构或与事实不符的内容,如编造不存在的文献、虚构人物言论、错误数据等;(特征)具有迷惑性、系统性与不可预测性,常因训练数据偏差、概率生成机制或指令理解错误引发,用户难以即时辨别;(应用)常见于AI写作助手、智能客服、学术摘要生成、代码补全等场景,可能误导决策、损害公信力;(发展)当前通过“事实核查模块”“引用溯源”“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缓解,但根本解决需提升模型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能力,未来或需建立“AI内容可信度评级”体系。
6、文化工业
(出处)由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1944年《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是批判大众文化的核心概念;(内涵)指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产品被标准化、商品化、批量生产,以利润为导向而非艺术或思想价值,成为控制大众意识、维持社会现状的工具;(特征)具有标准化、伪个性化、被动消费性,文化产品看似多样实则同质,受众被塑造成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创造者;(应用)用于批判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网红经济等,揭示其如何通过娱乐化消解批判思维;(发展)在数字时代演变为“平台文化工业”,用户看似参与创作(如UGC),实则被平台规则与流量逻辑收编,需警惕“参与式剥削”与“注意力经济”对文化自主性的侵蚀。
7、信息茧房
(出处)由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2006年《信息乌托邦》中提出,描述个体在信息选择中自我封闭的现象;(内涵)指人们因兴趣、立场或算法推荐,只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导致认知视野窄化、群体极化加剧,如同被包裹在“茧”中;(特征)具有自我强化性、隐蔽性与社会分裂性,用户往往 unaware 自己身处茧房,且越沉浸越难突破;(应用)广泛用于分析社交媒体回声室效应、政治极化、健康 misinformation 传播、消费主义陷阱等;(发展)在AI个性化推荐时代加剧,需通过“信息多样性设计”“跨圈层内容推送”“媒介素养教育”等手段打破,未来或需建立“公共信息空间”以保障认知多样性。
8、沉浸式新闻
(出处)由美国学者诺尼·德拉佩尼亚于2010年首次提出,2015年后随VR/AR技术成熟而进入实践阶段;(内涵)指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60°全景等技术,让受众“身临其境”地体验新闻事件,从“旁观者”变为“在场者”,强化情感共鸣与认知深度;(特征)具有具身性、情感冲击力强、叙事非线性,但制作成本高、时效性弱、易陷入感官刺激而忽略背景分析;(应用)主要用于灾难现场还原(如地震、战争)、历史事件重现(如大屠杀纪念馆)、社会边缘群体体验(如难民生活)等;(发展)正与AI生成内容结合,实现“虚拟记者”自动构建场景,但需警惕“技术奇观”掩盖事实本质,未来应强化“沉浸式+解释性”融合报道。
9、公共领域
(出处)由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1962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系统阐述,是民主理论核心概念;(内涵)指介于国家权力与私人生活之间,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形成理性舆论的空间,如咖啡馆、报纸、议会辩论等,其理想状态是平等、开放、理性;(特征)具有批判性、包容性、非强制性,强调“更好论证的力量”而非权力或金钱;(应用)用于分析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社交媒体公共讨论质量、网络暴力对理性对话的破坏;(发展)在数字平台时代,公共领域被商业逻辑与算法操控侵蚀,演变为“再封建化”的“伪公共领域”,需通过平台治理、公民媒体、线下公共空间重建来恢复其民主功能。
10、符号互动论
(出处)源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由乔治·赫伯特·米德奠基,赫伯特·布鲁默于1969年正式命名;(内涵)指人们通过符号(语言、手势、图像等)进行互动,并在互动中赋予事物意义,意义并非固有,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建构与修正;(特征)强调主观性、过程性与情境依赖性,认为“现实”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非客观存在;(应用)广泛用于分析社交媒体中的身份表演(如朋友圈人设)、网络亚文化符号(如梗、表情包)、品牌传播中的意义共创;(发展)在数字传播中,符号互动扩展至人机互动(如与AI聊天机器人),需关注“算法中介”如何影响意义建构,避免技术决定论忽视人的能动性。
二、2025
11、新闻的本体功能
(出处)源于新闻学基础理论,是区分新闻与其他信息产品的核心标准;(内涵)指新闻最根本、不可替代的功能——及时、准确、全面地告知公众新近发生的事实,满足社会对环境监测的基本需求,是其他功能(如舆论监督、教育、娱乐)的前提;(特征)具有真实性、时效性、公共性,强调“事实优先”而非“观点先行”或“流量导向”;(应用)用于评判媒体是否履行基本职责,如在突发事件中是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是否核实信源、是否避免误导性标题;(发展)在后真相时代面临挑战,需强化“事实核查”机制与“透明化报道”流程,重建公众对新闻本体的信任。
12、媒介鸿沟
(出处)由美国学者蒂奇纳等人于1970年在“知识沟”理论基础上延伸提出,关注媒介使用差异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内涵)指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取、使用、理解媒介信息及从中获益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差距,不仅包括设备接入(第一道鸿沟),更包括技能、素养、社会资本(第二道鸿沟);(特征)具有结构性、累积性与代际传递性,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设备,也可能因缺乏使用能力而无法受益;(应用)用于分析老年人数字困境、农村地区信息贫困、残障人士无障碍访问缺失、教育不平等等;(发展)在智能时代演变为“算法鸿沟”,需通过“包容性设计”“数字素养教育”“政策支持”缩小差距,确保技术红利普惠共享。
13、属性议程设置
(出处)由麦库姆斯与肖在1990年代提出,是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深化;(内涵)指媒体不仅影响公众“想什么”(客体显著性),更通过强调客体的特定属性(如情感色彩、归因方式、具体细节)来影响公众“怎么想”,即塑造对议题的认知框架;(特征)具有隐性引导性、情感动员性、认知建构性,比传统议程设置更深入影响态度与行为;(应用)广泛用于政治人物形象塑造(如强调“亲民”或“强硬”属性)、社会问题归因(如将贫困归因于个人懒惰或制度缺陷)、品牌营销中的卖点突出;(发展)在社交媒体时代,属性议程设置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用户评论、KOL解读、算法推荐共同强化或弱化特定属性,形成“属性竞争”格局。
14、移动媒体
(出处)源于20世纪末无线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随着3G/4G/5G网络的普及及智能手机的诞生而全面爆发;(内涵)指基于移动通信网络,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终端进行信息获取、生产、交互与服务的媒介形态,实现了“永远在线”与“随时随地”的连接;(特征)具有便携性、即时性、位置服务(LBS)依赖性及强社交属性,打破了时空限制,使传播从“定点接收”转向“场景化伴随”;(应用)广泛应用于新闻资讯推送、移动支付、短视频社交、移动办公及物联网控制等领域,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基础设施;(发展)正从单纯的“内容消费终端”向“智能生活枢纽”演进,结合AI与可穿戴设备,未来将实现更无感、更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与万物互联。
15、精确新闻学
(出处)由美国学者菲利普·迈耶在1973年出版的《精确新闻学》一书中正式提出,被称为“社会科学方法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内涵)指记者在采集和报道新闻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法)来验证事实、分析数据,以提高报道的客观性、准确性与科学性;(特征)强调“用数据说话”而非仅靠采访印象,主张通过量化分析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与趋势,是对传统经验主义报道模式的修正;(应用)常用于选举预测、民意调查、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及政策解读中,为公众提供基于统计事实的认知框架;(发展)在大数据时代演变为“数据新闻”,虽然技术手段从问卷转向海量数据挖掘,但其核心精神—用科学方法逼近真相—依然是对抗“后真相”时代情绪化传播的重要武器。
16、生成式人工智能
(出处)源于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特别是Transformer架构的提出,近年来随着ChatGPT、Midjourney等产品的问世而引爆全球关注;(内涵)指一类能够学习现有数据模式并生成全新内容(如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代码)的AI模型,区别于传统仅用于分类或预测的判别式AI;(特征)具有强大的多模态生成能力、自然语言理解力及创造性模拟能力,能大幅降低内容生产门槛,实现“人机协同创作”;(应用)广泛用于智能客服、辅助写作、艺术创作、代码生成、教育辅导及虚拟人驱动等领域,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的生产流程;(发展)面临版权争议、深度伪造(Deepfake)风险及伦理挑战,未来将向更可控、更可解释及垂直领域专业化方向发展,成为人类智力扩展的重要工具。
17、导语
(出处)源于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电报通讯实践,后成为现代新闻写作的标准规范;(内涵)指消息开头的第一段或第一句话,旨在用最精炼的语言概括新闻中最重要、最新鲜、最吸引人的事实,引导读者继续阅读;(特征)遵循“倒金字塔”结构原则,强调核心要素(5W1H)的浓缩呈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吸引力,是决定读者是否停留的关键“黄金三秒”;(应用)广泛用于各类硬新闻、突发消息及政务通报中,根据内容侧重可分为叙述式、描写式、提问式、引语式等多种类型;(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下,导语演变为“标题+摘要”或“短视频前3秒文案”,形式更灵活多变,但“快速传递核心价值”的功能本质未变,且更注重情绪共鸣与悬念设置。
三、2024
18、智能传播
(出处)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传媒领域的深度应用而兴起,是继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网络传播之后的新阶段;(内涵)指以算法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机器智能实现信息的生产、分发、反馈全流程自动化与个性化,构建“人-机-环境”深度融合的传播生态;(特征)具有数据驱动、算法主导、场景适配及人机协同属性,传播从“千人一面”转向“千人千面”,从“人找信息”转向“信息找人”;(应用)体现在今日头条的推荐引擎、新华社的AI主播、自动写稿机器人及个性化广告推送中,极大提升了传播效率与用户体验;(发展)正面临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及主体性丧失等伦理困境,未来需探索“算法向善”与“人机共生”的平衡点,推动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19、社会认同
(出处)由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菲尔和约翰·特纳于1970年代提出,是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概念;(内涵)指个体通过归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如民族、阶级、粉丝群、地域)来获得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并由此产生情感依恋与价值意义;(特征)具有分类、比较与认同三个心理过程,个体倾向于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歧视,以此提升自尊与安全感;(应用)广泛用于解释网络圈层化、饭圈文化、舆论极化及品牌社群忠诚度,是理解群体行为与集体行动的关键钥匙;(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社会认同更易被算法强化与情绪动员,形成“回声室效应”,同时也为跨群体对话与社会整合带来挑战,需通过构建包容性叙事加以引导。
20、六度分割理论
(出处)由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于1967年通过“连锁信实验”首次验证,后经邓肯·瓦茨等人用数学模型完善;(内涵)指在人际网络中,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平均只需通过不超过六个中间人就能建立联系,揭示了小世界网络的普遍存在;(特征)强调社交网络的“短路径”与“高聚类”特性,说明世界虽大但人际连接紧密,信息传播具有爆发式扩散潜力;(应用)是社交网络平台(如Facebook、微信)设计的理论基础,也被用于病毒营销、口碑传播及流行病防控模型中;(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实际平均度数已缩短至4-5度甚至更低,但“弱连接”的质量与信任传递效率成为新研究焦点,且在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背景下,人际连接的可见性与可控性受到更多关注。
21、情境意义
(出处)源于传播学家约书亚·梅罗维茨在1985年提出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融合了戈夫曼的拟剧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内涵)指媒介不仅传递内容,更通过改变信息流动的模式重塑社会情境,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与角色期待;(特征)强调“媒介即情境”,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隔离,使原本分离的前台与后台、公共与私人领域发生融合,导致传统社会角色的模糊与重组;(应用)常用于分析视频会议中的着装随意化、社交媒体上的公私界限混淆、政治人物亲民形象建构等现象;(发展)在移动互联网与AR/VR时代,情境变得更加流动、混合与可定制,“在场”与“缺席”的界限进一步消解,对个体的情境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22、新闻框架
(出处)源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1974年的《框架分析》,后被引入新闻传播研究,成为理解媒体如何建构现实的核心工具;(内涵)指媒体在报道新闻时,通过选择、强调、排除、解释等策略,为事件赋予特定意义结构的认知图式,引导受众“如何理解”而非“是否知道”;(特征)具有选择性、建构性与意识形态性,框架不仅体现在标题、导语、图片等显性符号,更隐含于叙事结构与话语模式中;(应用)常用于分析重大事件报道中的归因倾向(如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或制度)、人物形象塑造(如“英雄”或“受害者”标签)及政策议题的讨论边界;(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下,框架从机构主导转向多元主体竞争,用户评论、算法推荐、KOL解读共同参与框架建构,形成“框架协商”与“框架对抗”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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