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试卷上的“皿”字,搅动明代两京科场风云

明代国子监生又称国学生、太学生，在士绅序列中通常被列为“下层士绅”，其政治社会地位与进士、举人等“上层士绅”颇有高下之别。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群看似地位不高的太学生，却在明代两京乡试中拥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标识——“皿字号”试卷。一张卷面上一个小小的“皿”字，牵动的是南北士人围绕科举功名展开的激烈角逐，也折射出明代人才选拔制度在平衡各方利益时的精妙设计与艰难调适。

明代国子监初称“国子学”，为朱元璋称吴王之翌年（1365）于元代集庆路学旧址所设。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另置北京国子监，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改北京国子监为国子监，原国子监则改称南京国子监。南北两监监生若参加乡试，照例不在本籍地应考，南雍监生就应天乡试，北雍监生应顺天乡试。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两京乡试中既有本地生员，又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监生，如何分配录取名额？

洪武三年初定乡试取士额，京畿为一百人。洪武十七年恢复科举后一度废止定额，直至洪熙元年恢复配额，其中直隶八十人、北直隶五十人。正统六年，顺天乡试取士额增为一百，与应天同额。景泰七年，两京皆由一百名增为一百三十五名。正是在这一年，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正式确立——“皿字号卷”。

所谓“皿字号卷”即国子生之文卷，取“监”字之“皿”为卷号。此法规定两京乡试一百三十五个名额中，“皿字号卷”占三十名，且最多不得过三十五名。换言之，拆卷填榜之时，如所取皿字号卷已达三十五名，即不再录取。两京乡试之所以设“皿字号卷”，其立制初意应是限制监生之录取人数，以保障南北两直隶本地士子的中式机会。毕竟乡试有地方选举之深意，到了明代，其政治利益分配意义已远胜宋元，若任由监生与本地士子依高下取进，势将减损“乡试重里选”之意义。

然而随着明代国学生登进人才作用的逐渐降低，“皿字号卷”定额取录的办法渐由“限制”监生中式人数转而为“保障”监生的制度。这一转变在隆庆元年表现得最为戏剧性。这一年，因从提学御史耿定向之议，两京乡试废除皿字号，应试监生与一般生员一起按高下取录。结果该年应天乡试监生中式者仅有数人。南雍监生数百人群起鼓噪，并对考后到国学谒文庙的考试官王希烈等人阻道抗议，出言不逊。于是隆庆四年的两京乡试又恢复了皿字号。从监生鼓噪护“皿”的事件来看，显见明初监生不必依恃科举功名可由国学拨历除授的优势已然丧失。

明代科举制度涉及的南北政治利益分配问题，最具体的例证是由杨士奇倡议于洪熙元年、实行于宣德二年的“南北卷”制度。此制对宋元以来南盛于北的经济文化差异，用南六北四的大区域配额制来调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分卷而取的观念在与国子监生密切相关的两京乡试中也一再出现，反映南土北土政治社会利益均衡的问题并未因最高一级的考试实施分区定比而彻底解决。

两京乡试虽有皿字号不得过三十五名之限，但由于拆卷填榜时按成绩高下逐一取录，每次并不一定取足三十五名监生。现存应天五部、顺天二部乡试录的统计显示，没有一次取足三十五名监生。其中“皿字号”取录最多的一次为万历三十七年三十三名，次之为嘉靖十九年的三十二名，弘治五年则仅取八名监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京乡试中式监生的里籍分布。不论是应天或顺天乡试，以“皿字号”身份入榜者主要是江苏、浙江、江西等几个考试竞争激烈的南方省分士子。万历十三年，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奏请两京乡试取中“皿”字号卷仿照会试办法分南北卷，理由是再分卷则两京乡试配给监生的名额才不致偏取南士，俾收“兼收人才”之效。后因礼部尚书沈鲤以为分卷太细，反有不当，苗氏的建议未获采行。

北方士人对这种局面早有不满。明代顺天乡试一向由南士抢魁，北人往往不敌。万历四十三年，籍隶北直真定的给事中刘文炳为乡人不平，疏请取北人为解元，其理由颇为直白——盖崇重京师，京畿里选之魁首便“不当使他方人得之”。神宗允其所请，从此永为定制。凡此种种，皆足以透露南北士人在科举功名的竞争中，争的不只是个人荣辱，更是南北士人争取其政治社会利益的角力场。

国子监生进入国子监就学，“皿字号卷”的设置，对这些来自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士子来说，等于开拓了一个本籍地以外的竞争机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格局？这与明代国子监生的来源构成和两京乡试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明代两京乡试取士额数冠于各省，应天、顺天皆一百三十五名。扣除留给国子监生的名额后，两京乡试取士人数与配额最多的省分江西、浙江、福建差额仅在五名至十名之间。表面上看，两京本地士子因解额最多而占尽优势，但由于两京乡试又吸收了大量非本地籍的国子监生，实际竞争反而更加激烈。

对南方士子而言，进入国子监意味着获得了一张参加两京乡试的“入场券”。他们不必回本籍与当地士子竞争本省有限的名额，而是可以在两京这个“增量市场”中另寻机会。加之两京乡试录取总额本就高于各省，“皿字号”又为他们划出了专门的配额通道，这无疑为南方士子开辟了一条新的上升通道。

然而这种格局对北方士人显然不公。北方的国子监生同样可以参加顺天乡试，但在以成绩高下为序的录取规则下，南方士子的应试能力往往更占优势。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吊诡的局面：两京乡试本是为保障本地士子而设“皿字号”以限制监生，结果“皿字号”反而成了南方监生的制度性保障；顺天乡试本应体现“京畿里选”的本地优先原则，结果解元却屡屡被南方士子夺得。直到万历末年，在朝北人合力推动下，顺天乡试取北士为解元才成为常制。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明代乡试一级的考试远较会试一级竞争更为激烈。会试有南北卷制度保证北方士子一定的录取比例，但乡试层面却没有相应的区域平衡机制。人才荟萃的两京乡试又有许多非本地籍的国子监生与当地科举生员同场角逐，南北失衡的问题在这一层级反而更加突出。而万历末年至以在朝北人之力促成顺天乡试取北士为解元成为常制，则可说是明代南北之争中一个少为人知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