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白居易的11种考法

四季读书网 2026-08-11 09:44:1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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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几乎是每位同学都会背几句诗的作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回眸一笑百媚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些名句都很熟。可真题有时候考得却非常细致，且会从理论的角度出发。

我整理了2022—2026年与白居易直接相关的真题，共计34道，可以归成11种考法。

这11种考法从白居易个人出发，又向前连到《诗经》、汉乐府和杜甫，向后连到宋诗、陆游以及《梧桐雨》《长生殿》。其中最容易失分的地方，往往是概念相邻：新乐府运动重在以新题写时事，元和体主要指元白唱和中流行的律体诗，元白诗派则是文学史对一批诗人相近创作倾向的归纳。三者都与白居易有关，范围和所指却各不相同。

这篇文章我总共会放29道真题。某种考法不超过5道，我会全部保留；超过5道，则选问法差别最大的5道。大家可以先看11个标题，检查自己能否说出每个概念的范围和代表作品；再读题干，辨认名词解释、简答、论述和比较题分别把要求放在哪里；最后通读正文，把白居易的生平、诗论、创作和后世影响连起来。

▍01｜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与《与元九书》

代表真题共4道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2025辽宁大学）

分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内涵。（202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谈谈白居易《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创作观。（202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与元九书》。（2025湖南大学）

这4道题都围绕白居易诗论展开，答题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辽宁大学问总体主张，需要把诗歌的社会作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言要求和理论局限一起讲清；两道名句题要求解释“时”与“事”究竟指什么；湖南大学把《与元九书》作为名词解释，还要交代写作时间、对象、背景和文献价值。2022年题干中的“做”按原题保留，白居易原文应写作“歌诗合为事而作”。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役沉重等问题长期存在。白居易少年时期曾因战乱辗转越中、徐州、襄阳等地，较早接触民间生活；进入仕途以后，他又在翰林学士、左拾遗任上直陈时事，写下《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他谈论诗歌的社会责任，与这些生活经历和仕宦经验密切相关。

《与元九书》写于元和十年，即815年。白居易因上疏请求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指为“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到江州以后，他编定诗集十五卷，写信给被贬通州的元稹，回顾自己的仕途、思想和创作，系统说明诗歌观念。《与元九书》既是一封写给好友的长信，也是研究白居易诗论、诗歌分类和自我评价的重要文献。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全篇最著名的判断。“时”指作家所处的时代及其政治社会问题，“事”指现实中具体发生的人事。白居易反对脱离时代、徒以文辞相夸的写作，要求诗歌回应当时的政事和民生。他在《新乐府序》中又说，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两个说法共同强调写作有明确的现实对象和社会目的。

白居易把诗歌的社会作用概括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补察时政”是借诗歌揭露政事缺失，使统治者听到被遮蔽的问题；“泄导人情”是让百姓的情感和疾苦得到表达。他还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说明写诗的目的，希望民间困苦能够通过诗歌上达。这样的观念以儒家诗教和民本思想为基础，也接续了《诗经》美刺、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及杜甫关心国事民生的传统。

诗歌怎样感人，白居易也有明确说明。《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感是根，语言是苗，声律如花，意义是果实。“情”与“义”关乎诗歌写什么，“言”与“声”关乎怎样写。这个比喻重视内容，也没有取消语言和声律。诗歌要让人听见、理解并受到触动，真实情感、明确意义、合宜语言和可诵声调都不可缺少。

《新乐府序》进一步提出“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质而径”要求语言质朴直接，使读者容易明白；“直而切”要求批评切中时弊，使听者受到警醒；“核而实”要求叙事有根据，便于采诗者采录传信；“顺而肆”要求篇章顺畅，能够进入歌唱。白居易的通俗观念有明确的传播目的：诗要让更多人听懂，现实中的苦痛才有机会被看见。

这种诗论在《秦中吟》和《新乐府》中得到集中实践。《卖炭翁》写宫使以“半匹红纱一丈绫”强取一车炭，《轻肥》以权贵宴饮的丰盛反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上阳白发人》写宫女从十六岁幽闭到六十岁。《观刈麦》《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诗也把农民的劳动、饥饿和赋役写入诗歌。白居易并非泛泛倡导“关注现实”，他选择了宫市、后宫、战争、劳役、租税等具体问题。

白居易诗论也有明显限度。他把诗歌价值过多集中在直接服务政治、规谏君主，有时以是否具有美刺功用衡量历代作家，对屈原、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等人的评价都显得狭窄。文学能够保存个人情感、生命经验和审美创造，作用远比直接干预时政更广。白居易自己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大量律诗恰好说明，他的实际创作比理论主张丰富得多。

还要分清，诗论的局限不能反过来抹去它的历史价值。白居易把诗歌与时代、民生和政治责任的关系说得十分鲜明，又以大量作品回应自己的主张。在中唐诗歌寻求新变的过程中，这套诗论使“写什么”“为什么写”“写给谁看”都得到公开讨论，对新乐府创作和后世现实诗歌产生了长久影响。

▍02｜白居易诗歌的创作类型、主题和总体得失

代表真题共4道

结合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分析他的创作，并评价得失。（2024武汉大学）

简述白居易诗歌创作类型及代表作品。（2026山东大学）

简述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和艺术风格。（2023中国人民大学）

《白氏长庆集》。（202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这4道题都要求越过某一首名篇，认识白居易创作的全貌。山东大学直接问类型和代表作，四类诗歌的范围必须分清；中国人民大学把主题与风格放在一起，不能只答“通俗易懂”；武汉大学还要求对照诗论评价得失，既要看到讽谕诗的现实力量，也要说明《长恨歌》《琵琶行》等作品为什么超出了他自己的理论偏爱。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这是一种带有强烈自我解释意味的分类。讽谕诗承载“兼济之志”，闲适诗说明“独善之义”，感伤诗因事感发，杂律诗则包括亲友酬赠、写景咏物、日常吟咏等大量律体作品。四类诗歌共同保存了白居易的政治理想、人生选择、私人情感和日常生活。

讽谕诗主要写于白居易政治热情较高的前期，以《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为代表，另有《观刈麦》《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作品。它们关心农民、工匠、宫女、士兵和城市贫民，揭露宫市、重赋、边功、奢侈与官吏侵扰。《卖炭翁》写一个具体劳动者怎样遭到掠夺，《新丰折臂翁》借一位老人自伤身体以逃避征戍的往事批评穷兵黩武，都把制度问题放进人物命运。

闲适诗与白居易的“独善”生活相连，内容包括退朝闲居、饮酒听琴、观花赏雪、结交僧友和经营园林。它们并非全到晚年才出现，早期公退独处时已经写作；江州之贬以后，知足保和、远离争逐的态度逐渐加深。《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问刘十九》《池上》等诗，以家常事物、浅近语言写出安闲情趣。

感伤诗多由个人遭遇、历史故事、友情、爱情和离别引起。《长恨歌》《琵琶行》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长恨歌》从天宝旧事写李杨爱情、安史之乱和盛衰之感，《琵琶行》让江州司马与琵琶女因相似遭际发生情感共鸣。白居易在诗论中把感伤诗放在讽谕、闲适之后，文学史却常把这两首长篇视为其创作最高成就。这一反差说明作家的理论排序和作品的实际价值未必相同。

杂律诗数量很多，题材也最为庞杂。亲友唱和、日常起居、山水景物、游赏宴饮、感时伤老都在其中。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的唱和诗，在当时传播极广；《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大林寺桃花》等名篇，也以明快语言和鲜明景物为人熟知。白居易自己曾说杂律诗可以在亲朋聚散时“释恨佐欢”，可见他并未真正轻视这类创作。

《白氏长庆集》是白居易自编的诗文集。白居易生前多次编订作品，晚年定为七十五卷，并令人缮写分藏。集名中的“长庆”取唐穆宗年号，元稹曾为文集作序。现存白诗二千八百多首，数量在唐代诗人中十分可观；策论、书信、序记等文也收入集中。《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和大量诗作互相参照，使后人能够同时看到他的文学主张与写作实践。

白居易诗歌的题材范围很广。讽谕诗写时政与民生，闲适诗写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安顿，感伤诗写历史、爱情、音乐和迁谪，杂律诗又扩大到友情、城市风物、季节变化与晚年心境。若只用“现实主义诗人”概括白居易，《问刘十九》的温暖、《暮江吟》的明丽、《长恨歌》的缠绵和元白唱和中的友情都会被漏掉。

平易通俗是白诗最有辨识度的语言风貌。白居易少用生僻字和艰深典故，重视叙述次序，善于用日常语言把人物、事件和议论说得明白。《卖炭翁》从伐薪、烧炭、赶车写到宫使强夺，情节完整；《琵琶行》由送客闻声、邀见弹奏、倾诉身世写到诗人自叙，转折分明。通俗建立在选择、删削和组织之上，并不等于随口说话。

白诗还很善于叙事和刻画人物。《上阳白发人》以年龄、服饰和深宫岁月写宫女一生，《新丰折臂翁》用老人自述串起天宝用兵和个人创伤，《琵琶行》以出场、弹奏、诉说和听者落泪推进全篇。《长恨歌》则把宫廷宠爱、战乱离散、还京思念和仙境寻访组织成长篇故事。人物命运与历史变化相连，是白居易叙事诗能够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评价白诗的得失，先要把“浅近”与“浅薄”分开。白居易最好的作品语言明白，内容并不单薄。《卖炭翁》里的两鬓苍苍与“心忧炭贱”，《琵琶行》里的音乐描写和身世共鸣，《长恨歌》里的爱情、讽意与盛衰之感，都证明平易语言可以承载复杂经验。白诗的传播力也与这种语言选择直接相关，唐宣宗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正说明其社会影响。

部分作品的缺点来自题旨压得过重。《新乐府》每篇题后小序点明目的，又常采用“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法。有些诗由人物和场景自然推出判断，有些篇章则在结尾强加议论，显得过直；《秦中吟》若连续使用前部铺写权贵奢华、末尾突然转向百姓苦难的结构，也容易出现程式化。问题在具体作品怎样处理议论与形象，并不在讽谕题材本身。

闲适诗也有高下之分。《问刘十九》只写新酒、火炉、暮雪和邀饮，色彩、温度与友情都很可感；另一些诗反复计算俸禄、衣食和家产，生活内容相近，语言也缺少变化，便会显得琐碎单调。白居易创作数量巨大，题材又贴近日常，优秀篇章和应酬、率意之作并存，评价时应当保留这种差别。

白居易最突出的文学史贡献，在于他同时扩大了诗歌处理现实和日常生活的能力。他使宫女、卖炭翁、农夫、织工、商妇进入诗歌，也使饮酒、看花、烧炉、听琴等普通生活获得细致书写；长篇歌行又把叙事和抒情推进到很高水平。他的理论有偏窄处，创作却远为丰厚，后世对白居易的接受也沿着现实关怀、平易诗风、闲适生活和叙事长篇等多条线索展开。

▍03｜新乐府运动的内涵、内容与影响

代表真题共5道

新乐府运动。（2022中山大学）

新乐府运动。（2023青岛大学）

新乐府运动。（2024江苏师范大学）

评述新乐府运动。（2025清华大学）

简述新乐府运动的内容与影响。（2026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这一类共有7题，其中5题是名词解释，另外两题已经转入评述和影响。名词解释要交代时间、代表诗人、理论主张、创作特征和文学史意义；清华大学的“评述”必须说明得失，不能只有赞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又明确要求“内容与影响”，需要从诗歌写了哪些现实问题、怎样改变乐府写作、怎样影响后世分别展开。

“新乐府运动”是后世文学史对中唐一批诗人相关创作活动的概括。它发生在贞元、元和时期，以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人为重要人物，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也与这一潮流相通。诗人继承《诗经》美刺、汉乐府“缘事而发”和杜甫“即事名篇”的传统，自创新题，书写当时政事与民生，并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和通俗表达。

这个名称容易让人误以为当时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统一行动的文学社团。实际情况更接近诗人之间相互启发、唱和和共同创作。李绅先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读后和作十二首；白居易受二人启发，后来写成《新乐府》五十首。李绅原作已经散佚，元稹的和诗和白居易组诗保存较多。白居易声名最高、作品影响最大，却不能把整场创作潮流写成他一人发动。

新乐府的远源可以追溯到汉乐府。汉代乐府民歌常因现实中的征战、徭役、贫困、婚姻而发，叙事性强，语言接近日常生活。唐代诗人使用乐府古题时，有时会依照旧题所规定的内容写作。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篇依据现实事件另立新题，不再依附古题，给中唐诗人提供了直接先例。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明确赞扬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中唐前期的元结、顾况等人也写过关心现实、语言质朴的诗歌。安史之乱后的政治社会问题，又促使诗人重新思考诗歌能否传达民情。到元稹、白居易这里，前代散见的实践获得了更明确的理论说明：元稹提倡“属事而作”，白居易要求“为时”“为事”，并把“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作为诗歌职责。新乐府运动由此兼有创作活动和诗学主张。

新乐府诗写到许多现实问题。宫市掠夺、繁重赋税、边疆用兵、权贵豪奢、后宫幽闭、工匠劳动、农民饥寒、商业盘剥都进入诗歌。白居易《卖炭翁》写宫使强夺劳动者一车炭，《新丰折臂翁》批评天宝年间穷兵黩武，《上阳白发人》写宫女被幽闭一生，《杜陵叟》写灾荒之后官府仍急征暴敛，《缭绫》由精美织物追问女工付出的劳苦。

元稹的《织妇词》写官府在蚕尚未结茧时便催征丝税，织户女儿因长期劳作而头白未嫁；《田家词》《采珠行》等篇也写农民和采珠人的艰难。张籍《野老歌》把老农采橡实充饥同富商船中犬食肉放在一起，王建《田家行》写丰收后农民仍要把麦与绢交给官府。这些作品题材、语调各有不同，共同把下层生活带进中唐诗坛。

新乐府对乐府形式作了明显改变。诗人可以因事立题，不受旧题内容限制；篇章“系于意，不系于文”，句数和字数随叙事、抒情的需要变化；人物自述、对话、场景描写和作者议论都能进入一篇诗。白居易《新乐府》还在每首题下附小序，用极简短的文字说明主旨，如《卖炭翁》题下注“苦宫市也”，让组诗内部具有明确的次序和共同目的。

通俗是这批诗人的主动选择。新乐府要让听者理解，也希望有机会进入采诗、讽谏的渠道，所以重视质朴、直接、事实可信和便于诵读。诗中常使用口语、复沓、对比和人物自己的话。《卖炭翁》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用人物身体感受写出生计逼迫下的矛盾心理，比抽象议论更能说明宫市给百姓造成的伤害。

新乐府运动的意义，先在题材和写作责任。它延续并加强了中国诗歌关注国事民生的传统，使中唐诗坛在盛唐之后重新面对具体社会问题。它还使“即事名篇”成为一条有影响的写作方式：诗人可以直接为当时事件命题，不必借古题绕行。晚唐皮日休等人的讽谕诗、宋代关心现实的诗歌以及后来的新乐府写作，都从这条传统中获得启发。

它的影响还在语言和传播。诗歌不再以古雅艰深为唯一标准，平易、晓畅、可以传唱同样能够成为艺术追求。白居易作品在宫廷、士人、民间乃至域外广泛流传，说明这种写法改变了诗歌与读者的关系。张籍、王建的乐府诗也以家常语言和普通人物见长，后来常被合称“张王乐府”。

评述新乐府运动，还要说明它的不足。诗歌承担明确的规谏任务以后，有些作品让小序和结尾议论预先规定读法，形象的多义性受到压缩；某些篇章用固定结构铺写，人物容易成为证明主旨的例子；白居易强调“直而切”，部分作品便显得议论太露。这些问题来自社会功用与艺术表达之间处理得不够圆融。

新乐府运动仍是中唐诗歌变革中不可忽略的一支。它把杜甫等人的现实写作推进为有理论、有唱和、有组诗实践的文学活动，让诗歌更主动地接近民生和时事。它给后世留下几十首新题乐府，也留下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诗人怎样辨认自己时代的现实，又怎样为这些现实找到合宜的语言和诗体。

▍04｜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艺术特征与乐府传统

代表真题共3道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创作。（2023厦门大学）

论述白居易乐府诗的特征。（2026安徽师范大学）

新乐府诗对于乐府诗传统的继承。（2025重庆师范大学）

这3道题与上一节相邻，落点更具体。新乐府运动题要讲作家群、创作潮流和文学史影响；白居易乐府诗题需要进入《新乐府》《秦中吟》和具体篇章；重庆师范大学又把“继承”写进题干，答题时要由《诗经》、汉乐府、杜甫讲到中唐，说明白居易继承了什么，又改出了什么。

白居易讽谕诗现存一百七十多首，其中《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最有代表性。《新乐府》作于元和四年，即809年，是一组依照明确原则编排的系列诗；《秦中吟》则遵循“一吟悲一事”，集中写长安权贵生活和百姓疾苦。两组诗都产生于白居易积极参政、直陈时事的时期，同《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中的诗论可以互相说明。

从乐府传统看，白居易首先继承了“缘事而发”。汉乐府中的战争、徭役、贫困和家庭离散，都来自具体生活；杜甫又以《兵车行》《丽人行》等篇自立新题，写天宝年间的征兵、权贵游宴和社会危机。白居易继续选择当时正在发生的宫市、赋税、征战与劳作，使乐府保持感受现实、记录现实的能力。

他也继承了乐府诗的叙事传统。汉乐府常用对话、人物行动和戏剧性场面展开故事，杜甫“三吏”“三别”等篇又让不同人物在战乱中发声。白居易《卖炭翁》从老人伐薪烧炭写到赶车入城、宫使出现和炭车被夺；《新丰折臂翁》以老人自述解释折臂的由来；《上阳白发人》把一位宫女由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生命压进深宫岁月。现实批评通过人物命运发出，读者先看到人，再理解制度。

白居易新乐府很重视事实与细节。他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希望所写能够取信于人。《卖炭翁》交代老人“两鬓苍苍十指黑”，写“一车炭，千余斤”，又写宫使以轻薄绢帛抵价；《缭绫》先铺陈织物的精美，再转到女工劳作和宫廷消费。这些可感的细部把政治判断放进日常生活，避免只留下抽象口号。

新题是白居易对乐府形式的重要发展。《上阳白发人》《卖炭翁》《杜陵叟》等题目都直接标出人物或事件，读者从标题便知道作品所写对象。诗人可以根据现实自由命题，也可以依照内容调整篇幅和句式。长短句、三言句、七言句和反复呼告交错出现，叙事急缓也随人物处境变化。

《新乐府》五十首还具有组诗意识。总序说明整组诗的原则，每篇小序点出对象，篇章之间共同覆盖宫廷、军事、赋役、服饰、音乐、边疆和社会风气等问题。单篇可以独立阅读，五十首合起来又像一幅中唐政治社会生活的长卷。这种有计划的系列写作，使白居易的诗歌主张获得集中实践。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是这组诗常见的结构。《上阳白发人》开头呼告“上阳人，上阳人”，立即点明人物；结尾再总括“少亦苦，老亦苦”，把深宫女子一生的痛苦说透。《卖炭翁》开篇交代人物身份，结尾停在宫使强夺和绢帛抵价，讽意主要从事件本身发出。不同篇章都重题旨，艺术效果仍有差别。

对比是白居易乐府诗十分常用的写法。《轻肥》前部写权贵饮食服饰，结尾忽然落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买花》写富贵人家争购牡丹，末尾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观刈麦》写农民在暑热中劳作，也写诗人自己不事农桑却享有俸禄的惭愧。奢侈与饥饿、享受与劳动、官俸与农事相互对照，社会不平因而十分醒目。

白居易还善于选择能够概括处境的一句话。《卖炭翁》的“心忧炭贱愿天寒”写出卖炭者希望天气更冷、又承受衣单体寒的矛盾；《观刈麦》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交代贫妇拾麦的原因；《上阳白发人》用“入时十六今六十”压缩四十余年幽闭。浅近语言之所以有力量，正在这些话准确说中了人物处境。

白居易的新乐府并非每一篇都同样成功。有些作品中的人物、场面和语言足以支撑主旨，议论也从故事中自然发出；有些篇章则过早宣布目的，结尾反复申说，读者没有多少解释余地。形式上的整齐原则也可能造成重复。评价它的艺术得失，应当比较具体篇章，不能用“通俗”二字一概褒贬。

白居易对乐府传统的继承，包含现实精神、叙事方式、民间语言和可歌性；他的推进则在自创新题、系统组诗、明确诗论和扩大传播。新乐府把古老的乐府经验带入中唐政治生活，又给后来诗人留下了以诗记事、以诗议政、让普通人物开口说话的范例。

▍05｜白居易闲适诗的内容与风格

代表真题共1道

结合具体作品，说明白居易闲适诗的风格特点。（2022中南大学）

这一类目前只有1题，要求却很明确：“结合具体作品”意味着不能只写“平易自然、闲淡自适”。白居易怎样写酒、火炉、竹木、池塘和公退生活，诗里有没有知足之外的自省，闲适诗为什么会在宋代引起共鸣，都要由作品说明。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讽谕诗与闲适诗分别对应“兼济之志”和“独善之义”。他早年积极参政，也会在公退独处时写闲居；政治受挫以后，佛道思想、知足观念和自我保全意识逐渐加重，闲适诗数量更多。兼济与独善长期并存，只是在不同人生阶段所占分量发生变化。

闲适诗写的多是士大夫日常生活。茅屋、竹子、酒壶、琴书、池水、花木、香山寺和洛阳园林反复出现。诗人退朝归家，邀友饮酒，观鱼看花，听琴养病，也记录衣食、俸禄和居处。这些题材很少有宏大事件，却扩大了唐诗对普通生活的表现。

《问刘十九》只有二十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新酿酒的微绿泡沫、红泥火炉和将至的暮雪组成温暖画面。前两句摆出酒与炉，第三句让室外寒意逼近，末句转成口语式邀请。诗中没有高谈知足，闲适感来自颜色、温度和朋友即将到来的期待。

《池上》写“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诗人没有议论儿童品性，只写小艇、白莲和被划开的浮萍。孩子以为无人知道，水面痕迹却泄露了行动，天真和幽默都落在这个短小场景里。这样的日常小诗与闲适诗趣味相通，也说明白居易写生活并不只靠议论知足。

《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写“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又计算俸钱和日用，表达没有衣食牵累、少受人事拘束的满足。这样的诗把知足写得很具体，也带有官僚士大夫的身份印记。白居易知道自己的生活来自俸禄，在《秋居书怀》中说自己不种桑、不锄谷，却终年丰衣足食，因而生出“知愧心”。闲适背后还有对自身处境的认识。

江州之贬使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受挫，物质生活并未陷入困顿。司马是闲职，江州又有山水之胜，他有较多时间经营居处、交游僧友和写诗。晚年居洛阳，自称“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把饮酒、礼佛、园林和诗友唱和安排成日常生活。闲适诗由暂时休息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闲适诗的语言多用常见字词，句法舒缓，语气近于朋友谈话。它不追求奇险，也少用密集典故，往往把一件小事说到恰好为止。绿蚁、红炉、白莲、青竹、黄醅酒都是寻常颜色和器物，却使诗中的生活有了触手可及的质感。这样的语言很平易，读来又有清雅亲切的情味。

这种闲适并非完全退出现实。白居易在地方任职时仍处理政务，也写关心百姓的诗；晚年的知足与早年的兼济保持着复杂联系。他一方面减少政治冒险，以佛道思想安顿身心；一方面仍保存对劳作者和社会差别的认识。闲适诗中的“知愧”，就说明享受清闲时仍会想到俸禄从何而来。

闲适诗的缺点也很具体。少数作品反复写俸钱、衣食、家产和酒食，题材变化不大，诗意容易滑向琐碎；知足如果演变为自我满足，也会削弱对现实的敏感。可在优秀篇章中，白居易能从最普通的器物、天气和邀请写出人情温度。宋代王禹偁、欧阳修、苏轼等人对这种平易诗风和闲适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宋初“白体”更直接以学习白居易为名。

▍06｜《长恨歌》《琵琶行》的创作与接受

代表真题共2道

同是天涯沦落人，（）。（2023首都师范大学）

相比白居易《长恨歌》和白朴《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进行了怎样的改变，有什么意义，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2026陕西师范大学）

这两道题的跨度非常大。首都师范大学只考原文识记，答案是“相逢何必曾相识”；陕西师范大学却把唐诗、元杂剧和清传奇放在一起，要求说明同一故事经过三个时代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比较题不能把三部作品各讲一遍，必须围绕李杨爱情、政治责任、悲剧结局和时代兴亡逐项比较。

《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即816年。白居易前一年被贬江州司马，心情抑郁。诗序说他在浔阳江头夜送客，听见船中琵琶声，邀请弹奏者相见。琵琶女年轻时曾是长安名倡，年长色衰后嫁作商人妇；白居易则由朝官贬到江州。两人的身份不同，都经历了由繁华到冷落的变化，于是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

《琵琶行》的叙事次序十分完整。秋夜送客先写环境，忽闻琵琶声改变场面；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弹奏使人物逐渐显露；音乐结束以后，她自叙身世；诗人再说自己的迁谪，最后以“江州司马青衫湿”收住全篇。故事、音乐和两段身世层层相接，听曲的过程也成为两个人互相理解的过程。

音乐描写是《琵琶行》最著名的艺术成就。诗人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写声音强弱，用“大珠小珠落玉盘”写清脆错落，用“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写旋律由流畅转为滞涩，又用“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写沉默后的突然爆发。比喻把声音化成可以想见的景物，句子节奏又带出旋律的急缓，听者的反应则让整场演奏有了现场感。

琵琶女的身世并非诗人迁谪的陪衬。她由“五陵年少争缠头”的盛年到“门前冷落鞍马稀”，又在商人重利、独守空船中感到孤单；诗人由京城任职到卧病江州，也经历社会位置和生活环境的骤变。两条生命线在浔阳江夜相遇，作品写出了人与人因音乐和相似遭际产生的理解。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即806年。白居易任盩厔尉时，同陈鸿、王质夫游仙游寺，谈到唐玄宗和杨贵妃旧事。白居易作诗，陈鸿作《长恨歌传》，诗传并行。《长恨歌》被白居易列入感伤诗，是一部长篇七言歌行，也是李杨故事流传中影响极大的作品。

诗的前部由“汉皇重色思倾国”写到杨贵妃得宠、杨氏一门显贵，再写“渔阳鼙鼓动地来”打破宫廷歌舞。马嵬兵变后，杨贵妃死亡，玄宗入蜀、还京，往日宫殿和眼前景物不断勾起思念。后部借方士入海升天寻找杨贵妃，在仙境中重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最后归于“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的主题长期存在争论。讽谕说重视开篇“重色”、杨氏专宠与安史之乱的联系，也引用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说法；爱情说重视诗歌后半对生死思念和盟誓的书写；双重主题说则认为讽谕、同情和历史悲感共同存在。三种解释都有文本依据，答题时应说明各自根据，保留作品内部的复杂感情。

白居易写政治后果时十分节制。“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点到外戚显贵，“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用乐声中断写盛世崩塌。后半写玄宗思念却非常铺陈，从黄埃散漫、峨嵋山下写到归来后的芙蓉、杨柳、秋雨、宫月。政治批评与爱情悲哀在篇幅和声情上并不均衡，作品也因此同时容纳了讽意、深情与盛衰之感。

《长恨歌》的叙事和抒情高度融合。杨贵妃的美以“回眸一笑百媚生”“梨花一枝春带雨”写出，玄宗的思念随着季节、宫殿和旧物反复出现；现实中的死亡无法挽回，诗人便让道士进入仙境，借钗钿和誓言延长感情。全诗可以一气读成一个完整故事，其中许多句子又把某一瞬间的情感凝住，能够离开故事单独传诵。

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写于元代，取李杨故事为题材。作品把唐明皇宠爱杨贵妃、荒废朝政、安史之乱和马嵬赐死连在一起，结尾着重写失去杨贵妃后的凄凉。梧桐夜雨不断触发回忆，唐明皇在声音中承受无法排遣的悲哀。白朴身历金元易代，剧中的宫廷败亡和个人失去，也寄托了强烈的兴亡之感。

洪昇《长生殿》在康熙二十七年即1688年定稿。洪昇在自序中说，读《长恨歌》和《梧桐雨》后深受感动，又对它们过于哀伤的结局有所不满。《长生殿》吸收唐代诗文、传说和前代戏曲，扩展成五十出传奇，以李杨爱情为主线，以朝政、战争和民生为副线。

《长生殿》先把《长恨歌》中相对简约的政治内容充分展开。杨国忠专权、安禄山受宠、杨氏一门奢侈、驿使进荔枝践踏庄稼，都写入舞台。李隆基和杨玉环在长生殿盟誓时，安史之乱已经逼近。“占了情场，弛了朝纲”把帝王爱情同政治失责直接联系，观众不能只看二人的缠绵。

洪昇也更细致地写了宫廷爱情自身的矛盾。李隆基可以召幸不同妃嫔，杨玉环在专宠中仍有不安、嫉妒和争取；献发、夜怨、密誓等情节写出感情由不专到盟誓的变化。杨贵妃既有宠妃的骄纵和妒意，也有温柔、软弱与对爱情的坚持，人物比单一的“祸水”解释复杂得多。

相对于《长恨歌》和《梧桐雨》，《长生殿》最明显的改变发生在马嵬之后。现实中的爱情悲剧已经完成，洪昇继续写二人对过失的悔恨和对旧盟的追寻。经过《冥追》《觅魂》《补恨》《寄情》等出，李杨在幻想世界得到天界允许，最终于月宫重圆。作品以精神的“长生”回应现实的“长恨”。

这种重圆并没有取消悲剧。杨贵妃已经死亡，唐王朝盛世也已经破灭，二人只能在非现实的月宫恢复盟誓。《长生殿》要求他们“败而能悔”，把情的价值同悔过联系起来；雷海青骂贼、李龟年弹词和百姓受难的场面仍在提醒观众，盛世已经毁于战乱。爱情获得幻想补偿，政治后果不能因此消失。

《长生殿》的时代背景是明清鼎革之后的清初。亡国经验使许多文人重新思考君主、国家、战争和个人感情，晚明以来的尚情思潮仍有深刻影响。洪昇一面赞美“精诚不散”的至情，一面写帝王溺情误国和民生灾难；作品中的情爱理想、悔罪意识与兴亡感相互牵连，正是清初重新书写天宝遗事的新内容。

三部作品对李杨故事各有安排。《长恨歌》在讽意与深情之间保持张力，以“长恨”保存爱情和盛世消失的双重哀感；《梧桐雨》把马嵬之死和玄宗独自听雨推成彻底悲剧，兴亡之悲更为集中；《长生殿》扩充政治社会内容，又让人物在悔恨后于幻想中重圆。白居易、白朴、洪昇都写爱情，也都没有割断爱情与政治责任、时代灾难的联系；三次改写的差别，在于各自怎样分配讽意、悲哀、悔恨和幻想重圆。

▍07｜“元和体”的内涵与流行

代表真题共1道

元和体。（2023南开大学）

这道名词解释容易同“元和诗坛”“元白诗派”“新乐府”混写。元和体不是元和年间一切诗歌的总称，也不等于元白诗派所有创作。题目要答的是元稹、白居易哪些诗在当时被称作“元和体”，它们为什么风行，又产生了哪些问题。

“元和体”主要指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创作并带动流行的一类律体诗。其范围包括二人在杯酒光景间写作的短篇律诗、彼此投寄次韵的长篇排律，也常涉及写男女情事的艳情诗。白居易有“诗到元和体变新”之句，自注说人们称元白千字律诗为“元和格”；元稹也回忆自己次用白居易原韵酬答，后来遂成风气。

元白交往深厚，又长期分处两地，唱和成为维系友情的重要方式。他们有时写三十韵、五十韵乃至百韵长律，依照对方原韵逐一酬答，在严格声律和篇幅中铺叙身世、友情与迁谪感受。长篇排律需要持续安排对偶、用韵和材料，显示出“驱驾文字，穷极声韵”的才力。

短篇“小碎篇章”则多写饮酒、游赏、聚散和男女情感，讲究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整齐、风情宛然。语言浅切，情事接近日常，又有鲜明声律，很适合传诵。元白声名日盛以后，士人、文吏和普通读者竞相模仿，诗篇由都城传播到地方，甚至出现纸贵的现象。

元和体的流行有文学和传播两方面原因。中唐诗人普遍求新，韩孟一派向奇崛险怪发展，元白则在浅近语言、日常情事和长篇律体中寻找新变。书写、传抄和唱和又扩大了诗歌的交际作用。元白本人的仕途起伏、异地友情和名声，也使读者愿意追随他们的写法。

模仿者往往只学到外部形式。元稹曾说，后学能力不足，次韵时会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也相同，仍自称元和诗体。部分艳情诗又写得浅露，受到杜牧等人的批评。司空图则从“韵外之致”的标准出发，批评元白诗辞意太尽、气格不足；这项批评主要指向当时流行的律体诗，尤其是长篇排律。

评价元和体不能只重复后世批评。元白长律扩大了律诗容量，把迁谪、友情、日常生活和大量叙述放进严整声律；短篇则以流畅语言和新鲜情思接近广泛读者。问题多出在跟风摹仿和部分作品的支离、浅狭，不能由末流的缺点否定元白本人的创造。

元和体与新乐府的区别尤其要记清。新乐府主要以新题书写时事，强调讽谕和民生；元和体主要是元白唱和、抒情和艳情中的律体诗风。元白诗派的范围更大，既包括元白，也联系李绅、张籍、王建等诗人，创作中还有讽谕诗、闲适诗、悼亡诗、宫词等多种面貌。

▍08｜元白诗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

代表真题共5道

元白诗派。（2024中国矿业大学）

元白诗派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其中代表人物元稹、白居易的创作特征是什么?（2024上海师范大学）

论述元白诗派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2025浙江师范大学）

元白。（2026新疆大学）

元白诗派。（2026北京语言大学）

这一类共有8题，名词解释占多数，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则要求把诗派总貌与代表作家分开。“元白”是元稹、白居易的并称；“元白诗派”还包括与其创作倾向相近的诗人。只写两位诗人生平，解释不了“诗派”；只写“通俗易懂”，又会漏掉新乐府、闲适诗、悼亡诗、叙事长篇和元和体。

元白诗派活跃于中唐贞元、元和至长庆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可联系李绅、张籍、王建等诗人。同一时期的韩孟诗派多写强烈的主观感受，语言追求奇崛险怪；元白一派更重写实、尚通俗、求平易，强调诗歌对现实政治和民生的作用。两种方向相互区别，也共同改变了中唐诗歌的面貌。

“诗派”是文学史对相近交往、主张和创作倾向的归纳，不表示每位诗人都参加了制度严密的组织。元稹、白居易交往最深，李绅的新题乐府直接启发元白；张籍、王建同样写乐府、关心下层生活，常被放入这一创作方向。各人的题材和风格仍有差异，不能把他们缩成白居易的一组追随者。

诗派的理论主张首先是诗歌联系现实。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元稹主张“属事而作”，推崇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二人都希望诗歌有感而发，能够书写当代政事、传达百姓困苦，并对政治产生作用。

他们还重视诗歌的真实性和传播。白居易要求“事核而实”，反对虚美；语言要“质而径”“直而切”，使人容易理解。元稹的乐府诗同样明白晓畅。通俗在这里同读者和社会作用相关：诗如果只有少数文人能够读懂，民情便难以借诗传达。

元白诗派对杜甫的接受很重要。杜甫以新题乐府写征兵、战争和权贵生活，元稹《乐府古题序》明确说自己与白居易、李绅认为这种写法可取，因此不再依傍古题。元稹还在为杜甫所作墓系铭中高度评价杜诗，并较早把李白、杜甫并称。元白的现实诗论与新乐府实践，都由杜甫获得直接启发。

白居易的创作面貌最为宽广。讽谕诗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写时政和民生；闲适诗写知足自适的生活；感伤诗有《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抒情长篇；大量杂律诗又用于唱和、写景和日常吟咏。他的长处在叙事清楚、语言平易、人物鲜明和传播广远，部分作品也有题旨太露、议论过直和重复琐碎的问题。

元稹同样重视讽谕和新乐府，《织妇词》《田家词》《采珠行》等篇关心下层生活。他的《连昌宫词》借老翁见闻写宫殿兴废与唐王朝盛衰，是中唐叙事长诗名篇。悼亡诗尤其突出，《遣悲怀三首》从荩箧、金钗、野蔬、落叶等贫贱生活细节追忆妻子韦丛，感情真挚深厚。

元稹还是元和体的重要创作者。他与白居易互相次韵，发展长篇排律，也写“思深语近、韵律调新”的短篇和艳情诗。元稹诗有时叙事细密、情感浓烈，有时议论过多或流于浅露。把元稹只写成新乐府倡导者，会漏掉悼亡诗、叙事诗和唱和诗这些影响更广的创作。

李绅的《新题乐府》二十首虽已散佚，却在这场诗歌活动中有先发意义。他的《悯农》二首以短小篇幅写农民劳作与丰收年仍然饿死的不合理现实。元稹和作其中十二首，白居易再写《新乐府》五十首，诗人之间的阅读和唱和推动了新乐府声势。

张籍、王建的乐府诗更接近日常生活。张籍《野老歌》写税重、饥饿和贫富悬殊，善于从普通事件中看出社会问题；王建《田家行》《水夫谣》《海人谣》写农民、运粮者和采珠人的劳苦，语言质朴，生活气息很浓。二人并称“张王”，在元白之外发展了中唐乐府诗。

元白诗派的创作实践远比共同诗论宽。元白自己最推重讽谕诗，当时传播最广的却包括《长恨歌》《琵琶行》、悼亡诗、艳情诗和唱和律诗。理论把政治作用放在前面，作品却不断写入友情、爱情、悲悼和日常生活；白居易、元稹的实际创作因此比他们自定的诗歌等级更宽。

元白诗派在艺术上重叙事、重铺陈、重语言明白，也重诗歌的社会传播。长篇歌行可以容纳完整故事，乐府诗可以让普通人物开口，短篇律诗适合交往传诵。部分作品直露、繁复，末流摹仿又造成浅俗，这些批评都有根据；其平易风格、现实精神和叙事能力仍为中唐诗歌开出了新的方向。

在文学史上，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分别代表元和诗坛求俗与求奇的两种强大力量。两派都不满足于大历、贞元诗风，也都想在盛唐之后另辟新境。韩孟从陌生语言、强烈主观和奇崛想象求变，元白从现实题材、通俗语言、长篇叙事和唱和传播求变。中唐诗歌的丰富，正来自这些方向同时出现而又彼此竞争。

▍09｜元和诗坛与中唐诗歌变革

代表真题共2道

分析唐代元和诗坛的主要特征和成就。（2024湖南师范大学）

中唐诗歌被称为唐诗剧变的时代，谈谈你的认识。（2024北京外国语大学）

这两道题都把白居易放回整个中唐诗坛。湖南师范大学限定“元和”，要说明诗人群体、两大诗派和其他名家的成就；北京外国语大学使用“剧变”，还要由大历、贞元讲到元和，说明盛唐之后诗歌为什么改变、改变在何处。只写元白诗派，会把另一半诗坛漏掉。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藩镇、宦官、赋役和战乱持续影响士人生活。盛唐诗人所面对的国家气象、漫游生活和政治期待已经变化，李白、杜甫、王维等人又已把诗歌推到很高的位置。中唐诗人面对新的社会问题，也必须从题材、语言和诗体上另找办法。

大历诗坛多写宴游、送别和山水，语言趋于精细，心境常见冷落孤寂。韦应物、刘长卿等人各有名篇，大历十才子也推动五言近体的工整成熟；诗歌的气骨和眼界较盛唐收缩。到贞元、元和，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等人不满这种清弱诗风，开始从题材、语言、结构和审美趣味多方面改变唐诗。

元和诗坛最显眼的是韩孟、元白两种方向并立。韩孟诗派追求奇崛险怪，重写强烈的主观感受，常以散文章法、拗折句法、生新字词和奇异物象改造诗歌。韩愈扩大诗歌材料，能把议论、学问和日常事物写入长篇；孟郊以苦吟、瘦硬语言写寒士处境；李贺又以瑰奇想象、浓烈色彩和神鬼世界另开境界。

元白诗派尚通俗、重写实，发展新题乐府和叙事长篇。白居易、元稹以诗论说明“为时”“为事”“属事而作”，李绅、张籍、王建等人写农民、织妇、宫女、士兵和劳役。元白之间的长律唱和又带动元和体流行。现实讽谕、日常生活和广泛传播，成为这一方向的鲜明标志。

求奇与求俗看似相反，都在扩大诗歌能写的内容。韩愈可以把牙齿脱落、石鼓文字、山石奇景和师友交往写成诗，白居易可以写卖炭、织绫、俸禄、火炉和园林生活。盛唐诗歌常见的边塞、山水和宏阔理想仍然存在，中唐诗人又让琐细日常、知识议论、社会事件和个人困顿大量进入作品。

刘禹锡、柳宗元也不能从元和诗坛略去。二人共同参加永贞革新，遭贬以后各自发展出鲜明诗风。刘禹锡诗常见刚健、俊爽和理性力量，《西塞山怀古》以历史评论现实，《竹枝词》吸收民歌语言；柳宗元诗多简淡幽深，《江雪》《渔翁》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把贬谪感受放进孤峭山水。二人并称“刘柳”，又与韩孟、元白有所区别。

李贺、贾岛等人也从不同方面推进诗歌变化。李贺以想象奇诡、色彩浓重和意象密集见长，常把神话、死亡和现实压抑写成瑰丽诗境；贾岛专力五律，反复锤炼字句，诗风清苦幽僻。中唐诗坛不能只由两派概括，众多个性鲜明的作家共同写出了“体变新”的局面。

这种变化还表现在诗体使用上。新题乐府获得新的现实内容，七言歌行和长篇叙事诗更加发达，排律因元白唱和扩大篇幅，五律又在苦吟诗人手中精细化；诗人还吸收散文的议论和结构，或学习民歌的口语与音调。旧有诗体没有消失，它们被新的生活材料和语言习惯重新使用。

元和诗坛的成就影响宋诗尤其深。中唐以后，日常生活、议论和学问更多地进入诗歌，关心民生和政治的传统也继续延伸。宋初白体直接学习白居易；苏轼、陆游等人则从白居易、韩愈、杜甫等不同作家处吸收日常题材、议论笔法和现实关怀，发展出与盛唐不同的宋诗面貌。

“剧变”不等于盛唐传统突然断裂。杜甫的新题乐府直接启发元白，韩愈、李贺、李商隐也从杜诗的语言和技法获得影响；刘禹锡的民歌体联系民间传统，柳宗元又吸收陶渊明、山水诗和古体诗经验。中唐诗人一面继承前代，一面选择其中某一部分加以放大、改造，唐诗由此从共同气象转向更加鲜明的个人创造和多种流派竞争。

▍10｜杜甫与白居易现实书写的异同

代表真题共1道

从反映现实这方面来论述杜甫和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异同。（2023上海大学）

这道题不能只写“杜甫深刻、白居易通俗”，也不能把两位诗人分别介绍以后才加一句相同点。题干限定“反映现实”，比较应围绕他们怎样接续乐府传统、选择哪些社会生活、用什么叙事和语言、作家本人在诗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作品各自留下哪些限度。

杜甫和白居易都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关注现实的传统。汉乐府常“缘事而发”，杜甫进一步以《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作品“即事名篇”；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明确说，自己与白居易、李绅认为杜甫这种写法可取。白居易的新乐府因此同杜诗存在清楚的承续关系。

两人都把国事与民生放在重要位置。杜甫经历安史之乱，写征兵、战败、饥饿、流亡、官吏征敛和百姓离散；白居易面对中唐政治，写宫市、重赋、边功、后宫、织工和农民生活。《兵车行》与《新丰折臂翁》都批评战争给普通人造成的损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轻肥》都把权贵享乐同百姓死亡并置。

杜甫的现实书写多从亲历时代进入。长安困居、从长安到奉先的旅程、安史之乱中的被俘与逃亡、乾元年间的战事和漂泊生活，都成为诗歌材料。“三吏”“三别”写诗人在途中遇见的人和事，《北征》把家庭悲欢、沿途景物和国家局势连在一起，《春望》由长安残破写到个人忧思。这些现实经验同诗人的生命遭际同时发生，杜诗里的历史因而总带着亲历者的痛感。

白居易更有意识地把现实经验整理成诗歌主张。他提出“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要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又在《新乐府序》中规定语言、事实和结构原则。《新乐府》五十首按不同政事成组写作，每篇小序点明目的。杜甫留下了影响巨大的实践，白居易在继承实践的同时加上理论说明和系列创作。

两人的叙事方法也有差异。杜诗常让现场保持复杂。《石壕吏》中诗人暮投石壕村，听见官吏夜捉人和老妇自述，结尾只写“独与老翁别”；《新安吏》《垂老别》《无家别》中的人物都处在国家用兵与个人苦难难以分开的处境。诗人有判断，也保留了历史选择带来的矛盾和沉痛。

白居易的新乐府更重题旨明确。《卖炭翁》集中写宫市掠夺，《杜陵叟》集中写灾荒与急征，《新丰折臂翁》集中批评边功。标题、小序、人物故事和结尾判断共同指向同一问题，读者较少需要猜测。这样的写法便于传播和规谏，也可能使少数篇章的意义过早收束。

杜甫现实诗中的个人声音更加深重。他既忧国忧民，也写忠君愿望、家庭牵挂、衰病、羞愧和无力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从自家屋破、群童抱茅写到“安得广厦千万间”，个人困境与天下寒士相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到幼子饿死，再想到失业者和远戍卒。现实判断经过强烈而复杂的情感发出。

白居易在讽谕诗中常让叙述者后退，让卖炭翁、折臂老人、上阳宫女和贫妇承担故事；他也会公开写自己的惭愧。《观刈麦》中，诗人看到农民冒暑收割、贫妇拾麦，想到自己“不事农桑”仍有俸禄，于是“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种自省把官员身份和劳动者生活放在同一首诗中比较。

语言方面，杜诗高度锤炼，叙事、抒情、议论和象征交错，句法常有压缩、倒装和多层含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其鲜明，整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仍包含身世、政治理想、旅途、家庭悲剧和时代判断。白居易主动追求“辞质而径”，叙事次序更清楚，词语更接近日常，常用重复、对比和人物口吻迅速传达主旨。

杜诗被称为“诗史”，并非把历史事件逐条写进诗中。他的作品保存了时代生活，也保存个人在历史中的感受、判断和困惑。安史之乱的国家危机、百姓流离、朝廷处境和诗人自身命运相互纠缠，历史由具体生命经验获得温度和深度。白居易则更像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观察者和倡议者，希望诗歌成为上达民情、批评政事的工具。

两位诗人的现实关怀也都有时代限度。杜甫常把改善民生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和朝廷，在国家用兵与百姓苦难之间承受矛盾；白居易同样立足儒家民本思想，希望通过采诗和讽谏促使统治者改正时弊。二人都没有超出古代士大夫政治观念，作品仍能真实记录压迫、苦难和诗人的道德不安。

杜甫对白居易的影响非常直接。白居易赞扬杜诗“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元稹又把杜甫视为集大成者；新题乐府“无复依傍”更成为元白的创作依据。白居易从杜诗接受现实精神和新题乐府的写法，又提出明确的诗论，组织有计划的组诗，并主动选择浅近语言。这些变化写出了中唐现实诗不同于杜诗的面貌。

比较两人，既要看到共同传统，也要留下艺术差异。杜甫由亲历历史写出深广、沉郁和多义的现实，白居易由明确诗论写出集中、平易和便于传播的现实；杜诗常使个人命运、国家危机和百姓生活彼此纠缠，白诗更常选择一个社会问题、一位人物和一组鲜明对照。两种写法共同延长了中国诗歌关注现实的传统。

▍11｜白居易对苏轼、陆游的影响

代表真题共1道

结合史实与文学史知识，论述白居易对苏轼、陆游的影响。（202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这道题中的“史实”与“文学史知识”都不能省略。答苏轼，需要说明他怎样接受“有为而作”、平易语言和闲适生活，又怎样扩大白居易较窄的诗歌标准；答陆游，需要说明现实关怀和新乐府传统的承续，同时承认陆游对杜甫的学习更直接，爱国诗风也有南宋国难的时代根源。

白居易对宋代诗歌的影响很早便已出现。宋初“白体”诗人学习白居易浅易、通俗的语言和闲适唱和，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都在这一风气之中。白体后期也出现内容单调、语言直白的问题，欧阳修曾批评某些模仿者“语多得于容易”。苏轼生活在白体之后，他接受白居易的因素已经经过宋代诗坛的重新选择。

苏轼诗文重视现实作用。他提出“有为而作”，既要求创作来自真实感受和不能自已的表达冲动，也要求作品对社会人生有所作用。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他称赞诗文能够切中当世之过；自己也说奏议不能施行以后，会写诗“寓物托讽”，希望流传上达。这一主张接续了白居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精神。

苏轼的现实写作又有自己的时代内容。他经历北宋变法与党争，对新法和旧党都曾提出不同意见；《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诗关注赋役和农村生活，许多诗文也直接议论政事。白居易希望诗歌“补察时政”，苏轼同样用诗文议论政事、上达意见。两人都曾因政治言论受挫，苏轼又经历乌台诗案，他们的创作都有士大夫承担现实责任的背景。

苏轼没有照搬白居易的诗论。他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也强调真实感受、个体意志和艺术创造；他对李白、陶渊明等人的理解比白居易宽广，不会用是否直接讽谏来衡量全部诗歌。苏轼所说“有为”既有现实目的，也包括内心受到事物触动后不得不发的情感。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因此不仅表现为政治规谏，也包括个体面对现实所产生的真切感受。

白居易的闲适诗和生活态度也影响苏轼。饮酒、种菜、烹煮、交友、游赏和地方风物，在苏诗中占有很大分量；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又使他不断寻找日常乐趣和精神安顿。白居易常以平易语言写炉火、酒食和园林，苏轼也把普通物事带入诗中，却常加入议论、幽默、知识和旷达心胸，发展出自己的面貌。

语言方面，苏轼接受白诗平易、自然的一面，又重视“以俗为雅”和随物赋形。他能把口语、典故、议论和日常经验写进诗，篇章随对象自由变化。金代赵秉文曾用“东坡又以太白之豪、乐天之理合而为一”概括苏轼，虽不能尽括苏诗，至少说明后人已经注意到李白的豪气、白居易的事理在苏轼创作中的重新结合。

陆游生活在南宋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恢复中原成为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他的爱国精神、七律艺术和沉郁风格主要继承杜甫，《书愤》《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示儿》等诗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讨论白居易影响时，必须保留杜甫这一更直接的来源，避免把陆游的主要成就全归到白居易名下。

白居易对陆游的影响主要落在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陆游早年从江西诗派学诗，后来逐渐认识到只在古人句法中求变不够，提出“工夫在诗外”。汉中从军、地方任职、乡居见闻和南宋政治都成为他的诗材。文学理论史常把这种重视现实生活的主张，同杜甫、白居易一线的现实诗学相联系。

陆游关心民生的作品也延续了新乐府精神。《农家叹》等诗写农民耕作、催租与生活压力，《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把遗民泪尽和王师未至连在一起，《关山月》写统治者和戎、将士空老、遗民盼望恢复。题材和语言属于南宋，诗歌为国事民生发声的责任则同杜甫、白居易传统相通。

白居易较早用大量诗篇书写饮食、园林和起居，陆游则把日常题材扩展到读书、煮茶、种菜、村居、猫犬、节令和旅行。这一方面可以看到白诗日常书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有陆游乡居生活和个人性情带来的新内容。陆诗语言常平易明白，同时还受到杜诗、江西诗派和南宋诗风的多重影响。

苏轼与陆游对白居易的接受方向并不相同。苏轼更明显地承接“有为而作”、平易诗风和闲适生活，又以豪放才思、广博学问和自由表达改变它；陆游则把现实诗歌传统带入南宋国难，在爱国、民生和日常生活之间展开，杜甫的影响尤其深。二人都没有成为白居易的复制者。

白居易的后世影响因此可以分成几条线索：新乐府和讽谕诗保存了诗歌干预现实、关心民生的责任；闲适诗和平易语言影响宋人日常书写；长篇叙事和通俗传播又进入戏曲、讲唱和后代诗歌。苏轼主要接续“有为而作”、平易诗风与闲适生活，陆游主要接续现实责任、新乐府精神与日常题材，又都用自己的时代经验改变了这些传统。白居易进入宋诗，靠的正是这些可以被重新选择、重新解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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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季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