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国家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其时，我正在大牟家中学参加县里举办的社办教师培训班。那天早晨，学员们正在“哧溜哧溜”地吃早饭，高音喇叭《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传递出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
一
听到这一信息，我心如止水、波澜不惊。高中毕业已经5年，在无需考试、依靠推荐上大学的大背景下，大学之梦千百度，自家庭院里的几棵枝叶繁茂的梧桐树始终没能飞出“金凤凰”。面对“难于上青天”的考大学，我只能当成一个古希腊神话听一听。然后丢掉幻想、该干什么干什么……
从1969到1972年，本该6年学制的中学阶段被缩短到4年，仅占2/3。而在这宝贵的4年光阴里，劳动课又占去大约2/5的时间。这样算来，2/3-2/3X2/5=40%，我在中学时期的实际上课时间，仅占新时代中学上课时间的40%。上初中的时候，下午要经常劳动，或为学校所在村的生产队割草锄地，或为学校打绳搬砖，我打绳子的技术，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学会的；两年高中，我们年级三个班的学生与教师队伍中的“坏分子”一同劳动，建起两座高耸入云的石灰窑，烧制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优质石灰。记得上高二年级时，大姐家修缮房屋需要购买石灰，我自告奋勇，找到小学时教过我、正接受劳动改造在窑上售石灰的M老师，说是买点石灰。我虽然想让他在钱的数量上照顾照顾，却不好意思说出口。但叫了一声M老师后，他就像一位心理学家，主动跟我说：“价格上不好照顾，因为领导每天都要审查单据。你买60斤石灰，我称好以后，再多装一些吧。”于是，称出60斤石灰后，M老师在我盛石灰的麻袋里又多装了两大铁锨，估计有30斤左右。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不地道，甚至有些卑鄙——怎么能利用遭受迫害的亲老师来赚学校的便宜呢？万一东窗事发，不又连累了他吗？也怪这位“心理学家”，就叫了那么一句老师，就感动的让我占那么多便宜。唉，可怜的人！
除了学习时间少，初中阶段，语文主要学习《毛主席诗词》和一本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集，一册《工农业基础知识》取代了物理和化学课程……
中学时期没学着东西，高中毕业后又过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学得那点少的可怜的文化知识，基本上“就着粘粥喝了”。就这个“学底”参加高考，那还不是“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吗？
二
还有一个原因让我对参加高考没有想法，那就是我已经当上社办教师。1976年秋，邻村的联办初中扩大招生一个班，在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矬子里面拔将军”，把我“拔”到这所农村联中，本打算让我教语文，因其他课程教师更短缺，校长便让我教初二年级的数学和物理。
教育界有这样一句行话，“要给人一碗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但我中学时期学到的知识满打满算也不过“40%”，连“半桶水”也不到，又怎么能给学生“一碗水”呢？没法子，“而今迈步从头越”吧。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自己也必须“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堤外损失堤内补”，把原先没学会的知识尽快补起来，将自己的“水桶”装满，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牢牢守住这一来之不易的教师岗位。对备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先由自己攻克，使出浑身解数仍然攻不破，再请教身边的老同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初登讲台，居然教会了学生；第一个学期结束，学生考试便取得“不错”的成绩；第一个学年结束，本人就被评上“公社”级的优秀教师，在全公社教育工作大会上被狠狠地表彰了一次，奖励了一朵锅盖大的纸质红花……。
在这个前提下，我报名参加高考，如果考上则皆大欢喜；如果考不上，就面临负面舆论的压力，甚至威胁到自己的教师位置，“既得之，患失之”。于是，心里暗自决定不考了。
三
光阴荏苒。1977年11月，大中专考试开始报名。见我默默无闻、无动于衷的样子，学校的领导和同事都觉得奇怪，问我为什么不报名。我说报了也考不上，还不如不报。教务主任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愿意考大学就报考大学，愿意考中专就报中专。中学知识没学好不只你一个人，所有考生都没学好。建议你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定要报考，是骡子是马就得拉出去溜溜。”
教务主任的一番心理疏导，让我“拉出去溜溜”的想法占了上风。心想就报个中专吧，如果说考大学的希望为零，考中专的希望肯定大于零。考上当然好，考不上，学校里也不可能解雇我吧，毕竟还是戴过大红花的、“公社”级的优秀教师呢。于是，我果断选择了报考中专。
大中专考生报名工作由教育系统承担，我们学校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所辖村庄考生报名的宣传、组织等方面的事宜，教务主任则专门负责这项工作。考生报名主要是填写《山东省一九七七年大中专考生报名登记表》。登记表上有考生照片、基本情况、报考学校及专业、本人简历、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等。表格填好，经过公社和教育部门的资格审查，不久，准考证就发了下来。上面除了照片、姓名、考号、考场外，还有什么时间考什么科目。记得那次考试需要考4场：语文、数学、理化、政治。现在后悔考试后没有保存好这个准考证，如果当时收藏起来或记住号码，现在用作微信或支付宝密码是很难被别人破译的。
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我既无期待之心也无激动之情，仍然一如既往地备课教学。如果拿出功夫来复习，肯定贻误学生学习，校长即使不说，也会有看法。同时，要复习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实际上，语文基本没法复习，数学、物理在备课中已经复习了，化学、政治就顺其自然吧。“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我一介草民，其如命何？
四
那年考试，先考大学，包括本科和专科。大学考试结束，接着考中专。
正式考试的头天下午，我从一位远房哥哥那里借了自行车，骑行20里路，到康庄中学熟悉考场。第二天一大早，离正式考试时间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考点。按考试规则，考生在开考15分钟之后不得入场，离结束15分钟之前不得离场。入场后，我看见有两位监考老师，一位在讲台，一位在教室的后头。在讲台的老师大约40多岁，男，中等身材，面部较黑，眼睛很亮，看上去很和善的样子。多年后我在城区居然看见过他，但知道他肯定不认识我，就没跟他打招呼……。
考试开始，讲台上的老师就像魔术师表演魔术一样，当着全体考生的面，拿起装有试卷的密封袋，用手慢慢拆开，拿出试卷，清点张数后，分发给最前面的考生。最前面的考生留下一张试卷，将其余试卷向后传递……试卷分发完毕，监考老师讲了注意事项后，我们便开始答题。
首场考语文。试题不外乎解词、造句、改错、填空等，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答题开始，我先把会做的题答完，就快速思索自己曾经参加过什么“有意义的活动”。一番冥思苦索，认为粉碎“四人帮”很有意义，就写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次庆祝活动吧。于是，顺着这个线索，连记叙描写议论、加夸张比喻虚构，“唰唰”地写起来，在大脑中枢高度集中的状态下，总算按时“唰唰”完。来不及检查改错，就到交卷时间了。
下午考数学。一共6道大题：第一是计算题，包括四则混合、代数、函数、开方等6道计算题。第二是分解因式。第三是几何题。第四、第五是应用题。第六是证明题。看到第一题不由得心花怒放，主要原因是简单。但越往后做难度就越大，最后那道证明题从来就没遇到过，“百思不得其解”。交卷后，感觉数学考得不好。
次日上午考理化。一共8道题：4道物理、4道化学。正如自己所料，物理答的一般，化学最差，连“使用酒精灯应注意的事项”也“简述”不上来。考完理化，感觉连数学也不如。
最后考政治。至于什么题目，时隔40多年，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被遗忘的考题肯定也是没考好。
考试结束，总的感觉是“没戏”，4份试卷平均最多能考四十分！不用说大学，上中专也怕是“南柯一梦”。特别是听到有些考生说他们答的如何如何好,更加重了我的失落感。好在原先就不抱希望，“去留无意，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因此，这种失落感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继续备课教学。
五
一个周六的傍晚，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在大声呼喊，那是另一名同事叫我马上回学校。此时我已经走出一里多路，既然叫回去，肯定有事。当我回到学校，才知道教务主任从公社教育组带回了有关表格，需要我填写。中专考试成绩出来后，我被“初选”上了。当时的程序是先初选，将初选名单再筛选一次，才能正式录取。其实这个表格的填写并不急，完全可在第二天上班后再通知我。但喊我回去的同事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初步喜讯告诉我，让我提前一夜开始高兴，可谓用心良苦。却害得我那天夜里“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没休息好。
听教务主任说，全公社共“初选”了15名中专考生。被“初选”以后，原本没有想法的我，此时却燃起了被“录取”的希望。考得那么糟糕反而被“初选”，虽然有些不可思议，却也还是有其必然性。正如教务主任所说，中学知识没学好不只是我，大多数考生都没学好。但越到这个时候，就越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确切地说只要“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够了，那就是做好考不上的思想准备。如果考上，只需“卷铺盖走人”即可，没有什么过多的事情要准备。
1978年2月下旬，已经有考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其中有一位我认识的比我矮三级的高中校友被烟台财政学校录取。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开始发急，一直过了三四天，我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心想可能被筛选出局了，幸亏自报考以来没耽误教学，否则……
那天下午放学后，校长从公社教育组开会回来，在办公室里向大家传达会议精神，传达完后我们正要去伙房吃晚饭，校长问我报考的是哪所学校，我把三个志愿都跟他说了。他说你的录取通知是昌潍农校。校长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给了我。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年的大中专考试，康庄公社共有8人被录取，其中两名大学本科，6名中专。有300人参加了中专考试，中专录取率为2%。虽然至今不知道分数，但在这6名中专生中，倒数第一非笔者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