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关于《哭泣生涯》，有做过通篇文本解读（哭泣生涯原文：《哭泣生涯》+《战栗》），但是今天，我想试着从一个角度进行分析，那就是——“语词的规训”。
惠嫂的命运悲剧，始于她出嫁时下的那场雪，在惠嫂生活的语境中，“雪”同“血”同音，于是就像祥林嫂一样，惠嫂也将自己默认为了一个“不详的女人”。
当然，这是很不公平的，正如福柯所说，话语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决定词语的褒贬与事物的合法性。
正如巴黎总医院通过定义“疯癫”来占有失能者的劳动，父权制的语言体系也使女性在话语中长期处于被边缘化、被客体化的次级位置。从“海伦导致特洛伊沦陷”到“女祸论”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再到自然现象——雪，与女性进行不祥的捆绑。
其实，雪天本就路滑，惠嫂的丈夫本就是负重，跌倒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怎能将跌倒归咎为不详？所以惠嫂真正的悲剧，表面上始于降雪，本质上却源于话语权力的先验规训，她掉入了一个为女性准备的“能指陷阱”。
正如拉康所言，人是由能指符号规定的，词语就一套模具，它不仅塑造思维，更逆向塑造了主体的存在形态，当个体向既定词语低头时，其实就是给自己划定了边界，如果我们先天认为“我就是悲剧”，我就是“弱者”，我们必定会成为弱者，因为任何人都逃不出词语的能指所规定的边际。
于是，从那场与“血”同音的雪开始，在前半生中，惠嫂的前半生逐渐变为一个悲剧：
继思想被阉割后，惠嫂的身体也被阉割，成为一具没有欲望的、物质化的身体。丈夫重病后，为了换钱，惠嫂用自己的身体与猪头阿三完成了交换。她允许了自己的身体成为客体化、物质化、被发泄欲望的对象，此时她的身体是死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作家，如陈染、林白的小说中往往会出现对女性性快感的直接描绘，因为当女性的身体不再作为客体，女性成为欲望的主体时——就像丁玲笔下的莎菲，她望着凌吉士鲜红的嘴唇，也标志着在精神上女本位的苏醒。
惠嫂的无私付出实际是底层女性的一个缩影，换句话说，她们没有自我的存在，她们的人生必须依赖于一种与他者绑定的奉献——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可以说，这些女子是有情有义的，但是她们的人生一直没有被激活，她们的人生活在一种她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压抑之中。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惠嫂丈夫死后她没有马上痛哭，而是压抑了几天才痛哭，因为丈夫死后，惠嫂所依赖的奉献客体就消失了，所以她最先感到的不是悲伤，而是迷茫——这是一种空洞，因为她一瞬间不知道自己是谁。
直到半年以后，当她重新在别人的葬礼上面对死亡，被压抑的重新释放，迎来了关键的转折——“哭”的爆发。从此以后，哭贯穿了她的一生，这也就是这篇小说的题目《哭泣生涯》的来源。
由于惠嫂哭的好，这种哭被冠以“优秀”的荣誉，全村办白事需要找哭丧的，都会来请惠嫂。但是后来，就像祥林嫂反复说着自己的孩子被狼吃了一样，村子里的人也逐渐对惠嫂没完没了的哭感到厌倦，当村民嫌恶并诘问她“为何哭个不停”时，惠嫂回答“不知道”。
在这里，我必须要为惠嫂申辩，惠嫂是真的不知道。
就像前面我们分析到的，惠嫂的前半生一直活在一种规训里，她内在的压抑已经内化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野中，被理性压抑的潜意识必然寻找出路。当语言失灵、无法叙事时，身体便接过表达的权杖。
大家应该都有哭的经历，当我们委屈、不被理解、压抑许久后，只要我们哭出第一声，我们会发现我们再也无法停止，我们觉得难过，但同时我们也觉得很爽，我们的身体感到终于得到释放。大哭是一种悖论，它既是一种“生本能”，只有哭，我们才能活下去，哭也是一种“死本能”，通往自我毁灭的决绝。
大哭是非理性的，是超越语言的，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女性是一种可以从理性中突围出去的“符号”，语言往往与理性、逻格斯、男性中心相连，而“大哭”是一种纯粹的“前语言”，它超越了语言能指，无需借助逻辑即可实现对现存秩序的越界。正如西苏所倡导的“躯体写作”，惠嫂的大哭不是理性的妥协，而是身体作为欲望与痛苦主体的强行觉醒。
当然，分析到这里，我们感觉惠嫂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接下来我却想说，其实伤害惠嫂的不仅仅她所处的语境，惠嫂本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自己命运的共谋。
在故事的结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惠嫂的女儿也要出嫁了，女儿出嫁当天，像惠嫂当年一样，天上也飘起了雪花——这种同构暗含了“创伤的代际传递”的问题。
惠嫂选择拿木凳坚决阻拦。这一举动暴露出她终生未能摆脱“雪即为血”的语言咒诅。她把一生的悲剧归咎于这一能指，进而试图将这种“创伤”复刻到女儿身上。她不仅被词语所规训，更在无意识中同化下一代。
就像《窃信案》中牵着人的鼻子走的那封信一样，不再是人规定了词语，而是词语规定了人，不再是人说话，而是人被话说。当惠嫂相信了她的人生就是“血”的那一刻，她就注定被这个词语所规训，她选择“哭”来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悖论——她放弃了任何得以走出悲剧的努力，而是活在悲剧的阴霾中。
然而，女儿的选择改写了宿命的走向。
女儿没有回头，潇洒地跨过了那条被禁锢的雪路。这一“不回头”，不仅是两代女性命运的分野，更是对父权符号链条的暴力斩断：
悲剧不再承袭，创伤在此隔断；下一代女性拒绝被语言套牢，她们越过了由虚无词语所砌筑的牢笼，迈向了自我重塑的阔大天地。
在古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用纺车织就人的命运；而在现代社会，纺车上的布早已换成了“词语与话语”。女性唯有冲破“懂事”“牺牲”“顺从”这些由他者建构的稳定词汇，拒绝将躯体与灵魂拱手让渡给虚无的能指，才能在无边的世界里，重新锚定属于自己的主体性。
请继续走，请大胆的往前走，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