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柳宗元的5种考法

四季读书网 2026-08-07 18:25:53 1 0

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柳宗元的5种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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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复习柳宗元时，最熟的是《小石潭记》和“永州八记”。可近五年的总论题问的是“散文成就”，答案还要讲到古文理论、论说文、寓言和人物传记；“刘柳”又把题目转到诗歌，心理批评题则要求说明贬谪经历怎样影响作品。

我整理了2022—2026年与柳宗元直接相关的真题，共计8道，可以归成5种考法：散文总论、《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人生经历与创作、“刘柳”。这五类题看起来相隔较远，其实都要回答同一类文学史问题柳宗元为什么参与中唐古文运动，长期贬谪怎样改变了他的写作，他又怎样把论政、记人、寓言、山水和诗歌写出各自的面貌。

这篇文章我总共会放8道真题。大家可以先看五个标题，检查自己除了山水游记，还能不能讲清柳宗元的论说文、寓言、传记和诗歌；再读每节的题干，分辨总论、名词解释、作品匹配、理论运用和作家并称分别在问什么；最后通读知识正文，把作家生平、文体特点和具体作品对应起来。

▍01｜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及“清峻”风格

代表真题共4道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2024中山大学）

结合作品谈柳宗元散文成就。（2024中山大学）

结合作品分析柳宗元的散文成就。（2023山东大学）

有人评论说：“韩文雄健，柳文清峻，欧文闲易，苏文浩渺。”请依据这则评语，结合具体散文作品，分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位作家的散文风格。（20分）。（2022北京师范大学）

前三道题都问散文成就，题干的要求仍有轻重之别。“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先讲古文主张，再按论说、寓言、传记和山水游记展开；两道“结合作品”把作品分析提到了明处，只列文体和篇名就不够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比较题又加了一层：既要说出柳文为何可用“清峻”概括，也要把它同韩文的气势、欧文的从容、苏文的浩荡分别比较。这里的四个词都是风格总评，必须由具体文章里的句法、结构、议论和情感来解释。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之后。安史之乱留下的藩镇割据、吏治败坏和社会失序长期存在，中唐士人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和儒学复兴挽救时局。文体改革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骈体文讲究对偶、声律、藻饰和用典，曾经产生许多优秀作品；流行既久，也出现了内容空疏、模拟成风和应用文字程式化的问题。散句单行、长短自由的古文更适合议论政治、讲说学术、记叙人物和抒写个人情志，因而成为中唐士人改革文风的重要选择。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推动了古文运动，两人的思想背景和着眼处并不完全相同。韩愈希望重建儒家道统，强调文章明道；柳宗元同样提出“文者以明道”，同时格外看重文章能否“辅时及物”。所谓“辅时”，是使文章回应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所谓“及物”，是使文字能够作用于人事。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他仍说当世不能施行的主张可以留待后人。文章在他那里始终与现实关怀相连。

重视文章的社会职责，没有使柳宗元忽略文辞。他说“言而不文则泥”，承认没有文采的语言容易滞涩难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列举《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易》等典籍，说明文章要从不同传统中学习质朴、恒久、合宜、判断和变化。他反对徒事排偶和藻饰，也会吸收骈文整齐凝练的长处。柳文常在简短句子中夹入对偶、排比，语势紧，停顿分明，既少浮词，又有声音和节奏。

柳宗元的论说文有很强的思辨力量。《封建论》讨论分封制和郡县制，把制度变化放进历史演进中考察。文章从形势、人事与治理需要说明制度怎样发生变化，不把一代制度的出现归功于某位圣人的个人设计。全文层层设问、辨析利弊，判断严整。《天说》《天对》等文字讨论天人关系，反对用神秘天意解释社会祸福。《非国语》对《国语》中的若干说法逐条辨驳，也显示出他敢于怀疑旧说、重视事实和推理的思想特点。

这一类文章的“峻”，先来自立论的严正。柳宗元下判断时很少拖沓，句子往往直抵问题，论证又能逐层推进。它也来自现实经验。《捕蛇者说》由蒋氏一家捕蛇写到乡邻在赋税下的死亡流散，《种树郭橐驼传》由种树之理说到官吏扰民，《封建论》由古代制度说到治理得失。这些议论具体分析制度怎样作用于百姓、官吏怎样处理政事，以及人的生活怎样遭到改变。

柳宗元的寓言篇幅短小，锋芒十分集中。《三戒》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都以动物为主人公，又分别写出不同的性格和处境。《临江之麋》中的麋因主人宠爱而误以为所有犬都可亲近，离开保护后仍想与外犬嬉戏，最终被群犬吃掉；《黔之驴》中的驴形体庞大、声音可怕，老虎经过观察和试探，发现它只有踢这一点本领，终于“断其喉，尽其肉”；《永某氏之鼠》中的鼠群长期受纵容，换了主人仍肆无忌惮，最后被尽数扑杀。

三则故事都写到借势、无能、妄为及其后果，批评对象却不必机械地对应到某一个人。寓言的力量来自形象自身：麋的天真、驴的虚张声势、鼠的贪暴都通过动作推进，读者先看到一则完整故事，再从故事中领会讽意。柳宗元把复杂的政治判断压进简洁情节，叙述冷静，结局锋利，这也是柳文“清峻”的一种面貌。

《蝜蝂传》写一种喜欢背负东西的小虫。它爬行时遇到物件就拾来背上，负担愈来愈重，仍不肯丢弃，终于坠地而死。文章随后转到现实中的贪官，指出他们不断聚敛财物、追求高位，直到败亡仍不知道回头。蝜蝂的生活习性与人的贪欲相互映照，故事极短，讽刺却很尖锐。柳宗元没有长篇申斥，而让小虫的动作自己说明贪得无厌怎样把人推向毁灭。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也有鲜明的文学性。《种树郭橐驼传》先写郭橐驼的外貌、绰号和种树本领，再让他讲述种树经验。他顺应树木的天性，栽好以后不再频繁扰动；其他种树人早晨查看、晚上抚摸，甚至抓破树皮检验死活，表面关爱，实际妨害生长。作品由养树转到治民，把官吏不断发号施令、催促百姓比作“爱之太恩，忧之太勤”。郭橐驼的语言朴实，种树和治民之间的联系也由人物对话自然引出。

《童区寄传》写一个被强盗绑架的儿童。区寄表面顺从，等待机会，先杀一名强盗，又用计应付另一人，最终脱险。作品用连续行动表现孩子的机警、胆量和决断，没有把人物写成几句品德评语。绑架儿童、把人当作财物交易的现实也随情节显露出来。柳宗元关注社会地位不高的人物，常从一件异常而具体的事件写出他们的性格和生存处境。

《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更见叙事的选择和节制。文章没有依次铺叙传主一生，主要抓住三件逸事。第一件写郭晞部下横暴，段秀实依法处置十七名军士，又解下佩刀、独入军营，向郭晞说明放纵士卒将危及郭氏功名，终于使军队收敛。第二件写焦令谌强迫灾民交租并杖打农人，段秀实为伤者洗血敷药，又卖马买谷代偿。第三件写他拒绝朱泚赠送的大绫，家人无法推辞，他便把绫封存在官署梁上；朱泚后来叛乱，封识仍在。

三件事分别写勇、仁与廉，人物性格却都从场面和动作中显出。段秀实进入郭晞军营时的镇定，照料受伤农人时的细致，处理朱泚赠物时的坚决，比作者直接赞颂更有力量。行状本来是供史官立传参考的实用文体，柳宗元以取舍严谨的叙事使它成为人物传记名篇。文章末尾还说明材料来自老校退卒和永州刺史崔能，并经过核对，显示出他对史实可信度的重视。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有辨识度的一部分。贬居永州以后，他在城郊寻访山水，写下《永州八记》等作品。那些地方往往偏僻、幽深，甚至长期无人赏识。柳宗元善于从水流、石势、树木、光影、声音和游鱼入手，写出小景的结构和变化。景物经过细密观察，文字又极简洁，清幽之中常带寒意，欣喜之后也常重新落入寂寞。

柳宗元写山水，既有发现自然之美的愉悦，也有贬谪者的感受。《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先由竹林后的水声引出小潭，再写石底、岸势、青树翠蔓和水中游鱼。游鱼的影子落在石上，忽然远去，反过来写出潭水的清澈。等作者环顾四周，幽深环境又使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快乐和凄清前后相接，山水带来的安慰有其限度。

“清峻”可以用来概括柳文的代表性风貌。“清”包括语言洁净、景物明澈、叙事克制；“峻”包括立意严正、句法劲健、讽意冷利和境界孤峭。《小石潭记》的清冷、《三戒》的锋锐、《封建论》的严密、《段太尉逸事状》的简劲，都可放在这一概括下理解。柳宗元的书信又常有深切悲愤，《捕蛇者说》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因此“清峻”不能盖住柳文的全部声情。

北京师范大学题干把韩、柳、欧、苏四家并列，比较时要先承认每位作家都能写出多种风格，再解释四字评语抓住了什么。韩文“雄健”，常见于《原道》《论佛骨表》等论说文的充沛气势，也见于《张中丞传后叙》的叙议纵横；《祭十二郎文》则转为低回哀痛。雄健是总体概括，韩愈善于铺陈、排比、设问和突转，文章有强烈的作者声音。

柳文“清峻”更重文字的凝练、观察的精细和判断的冷静。《永州八记》把幽深小景写得明净而孤峭，《三戒》以短篇寓言收住讽刺，《封建论》论理严密，《段太尉逸事状》少发议论而人物自见。与韩文相比，柳文往往减少外露的铺张，把悲愤压入景物、情节和简劲语句之中。

欧文“闲易”可以联系欧阳修平易舒缓、委婉从容的行文。《醉翁亭记》用“也”字句反复转折，从山水、宴饮写到与民同乐，语调纡徐；《秋声赋》由夜闻异声展开，写秋声、草木和人生感慨，铺陈中仍有清畅节奏；《五代史伶官传序》虽议论严肃，语言也平易晓畅。欧阳修常把议论藏进叙事和感慨，较少使用韩愈式的险句和强烈声势。

苏文“浩渺”说的是才思、知识和文势的开阔流动。《赤壁赋》从江月清风写到主客问答，宇宙、人生、历史和眼前之乐相互转换；《石钟山记》从旧说、实地考察写到辨析命名，叙事与议论舒卷自如；《留侯论》等史论又能翻转旧见。苏轼文章善于随物赋形，思绪变化很多，仍能由一股文气贯穿。

四家比较不能只排成四组形容词。韩愈多从气势与变化见长，柳宗元多从凝练与峭拔见长，欧阳修多从平易与从容见长，苏轼多从博大与流动见长；各人的体类、处境和具体篇章又会改变语调。把评语放回作品，四种风格才有可以辨认的文字依据。

柳宗元扩大了唐代散文能够书写的对象。制度沿革、天人关系、官吏与百姓、儿童与农夫、动物寓言、无名山水，都可以进入古文。论说、传记、寓言和游记在他手中既保留实际功用，又获得严密结构、鲜明形象和个人情感。中唐古文运动由此超出句式变革，它还改变了文章处理现实、表达作者性情和运用各类文体的方式。

▍02｜《永州八记》与柳宗元山水游记

代表真题共1道

《永州八记》。（2024北京语言大学）

这道名词解释看起来只要说明作者和篇目，实际至少要交代四项内容：它是后人对柳宗元八篇永州山水游记的合称，写于贬居永州期间；八篇各自写了什么；这些文章怎样描摹水石草木；山水欣喜与贬谪感受怎样同时存在。若只背“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任何一篇游记都可以套用，柳宗元的观察和语言反而没有写出来。

《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八篇有共同的地域和人生背景，也各自拥有独立的景物、游踪和思考。把八篇依次读下去，可以看到柳宗元由登临西山到访潭、丘、渴、渠、涧、石城山，不断发现被遮蔽、被弃置的永州山水。

《始得西山宴游记》在组文中有开篇意义。文章先写柳宗元贬居永州后的状态：“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他常在闲暇时出游，披草、坐石、饮酒，以山水排遣忧惧；这些出游仍属寻常。到了西山，他登高远望，周围州郡、山川高下尽收眼底，西山卓然独立于众山之外。空间突然开阔，作者的精神感受也随之改变。

文章由西山的峰峦形状、攀登过程和俯瞰视野，逐步写到人与天地相接的精神感受。“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说明他在凝神观照中暂时忘却身体束缚，与自然变化相合。篇末说“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西山使过去的游览获得新的尺度。“始得”因此既指发现西山，也指作者第一次感到精神从逼仄处舒展开来。

《钴鉧潭记》写一处因水流冲激而成的潭。柳宗元先说明潭的所在和水势，再写周围树木、岩石与声音。水流从上游奔泻，到潭中回旋，时而急促有声，时而舒缓安静。文章还写到潭边土地的买卖，使自然景物与当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发现、占有、命名和游赏都进入记叙，山水旁边始终有人事。

《钴鉧潭西小丘记》把“弃地”写得尤其动人。小丘靠近市廛，却因地势和环境不受重视，主人急于出售，价格也很低。柳宗元买下以后，清除杂草恶木，显出石头突怒偃蹇、争为奇状的形态。那些石头有的像牛马饮水，有的像熊罴登山，静止山石获得了力量和动作。

小丘的美一直存在，只是缺少发现它的人。柳宗元感叹美地若在京城附近，富贵者会争相购买；它落在永州，长期无人问津。小丘的被弃与作者的遭遇确有相通之处，文章也因这一层感受带上身世之悲。不过，小丘仍有自己的石势、地形和游赏价值，不能把每一块石头都解释成柳宗元本人。作品先让景物成立，人生感慨才从景物的处境中发出。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八记中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从声音开始：“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作者先听见竹林后的水声，心中欣喜，随后伐竹取道，看见小潭。由听到见、由遮蔽到显露，读者跟着游人的动作一步步接近景物，开篇便有发现的喜悦。

小石潭以整块石头为底，近岸石底翻卷而出，成为坻、屿、嵁、岩。青树翠蔓覆盖其上，枝条摇动披拂。柳宗元写水清，没有反复使用“清”字，而写鱼像在空中游动，日光照入潭底，鱼影落在石上。水本来无形，游鱼、日光和石影使它的清澈可以看见。

游鱼一会儿停住，一会儿远去，来往轻快，“似与游者相乐”。这一刻，鱼与人的快乐仿佛互相感应。作者再向潭的西南望去，溪岸曲折，水源若隐若现；四周竹树环合，寂寥无人，感受随即转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同一处景物先带来欣喜，久坐又放大孤独。柳宗元没有预先宣布情感，而让游踪和视线的变化带动语调转折。

《袁家渴记》写水、石与林木组合出的复杂景观。“渴”是当地对水流回曲处的称呼。这里的水势随地形改变，有的地方平缓深黑，有的地方湍急沸白；水中小洲、岸边怪石和繁密草木相互映衬。柳宗元善于分辨同一条水流的速度、颜色和声音，使景物内部有丰富层次。

《石渠记》与《石涧记》都从细小水道落笔。《石渠记》写泉水在石间流行，宽窄深浅随地势改变，周围有竹木和奇石。作者沿水寻找源头，又记录水流汇入他处的方向。《石涧记》写水流平铺石面，“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把水纹比作织物，把水声比作琴音。视觉与听觉一同工作，狭小山涧也有明丽、清越的气息。

这两篇文字兼有游记和地理记述的特点。方位、距离、源流、地势都写得准确，景物又经过审美选择。柳宗元关心一条水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细看水经过石头时留下什么纹理、发出什么声音。知识性的辨认与感官经验相互配合，使短篇既可指认实地，又有独立的文学意味。

《小石城山记》写山石仿佛城郭、楼台和门户。天然石壁整齐而奇异，嘉树美竹疏密俯仰；向石洞中投进小石，洞内传出水声，回响许久才停。面对如此精巧的山景，柳宗元转而追问造物者是否存在：若真有造物者，为什么把这样的美景安放在偏远之地，使它长期不为人知；若说是为了用景物安慰被贬的贤者，又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篇末议论没有给出简单答案。山水之美与无人赏识之间的反差，引出对人才遭际和天意的怀疑。柳宗元自己的被贬经验在这里十分明显，文章仍保留思想上的犹疑。景物没有成为证明某个结论的例证，它使问题变得更尖锐：美是否一定会被发现，才德是否一定会得到合宜的位置，历史和命运能否由“造物”来解释。

八篇游记在写景方法上有几项共同特点。其一，游踪十分具体。过江、披草、伐竹、登高、俯视、沿流寻源，这些动作安排了景物出现的先后。读者随着游人不断改变距离和方向，眼前的山水也一层一层展开。

其二，柳宗元常用侧面描写使无形之物可见。潭水的清通过游鱼和日影写出，水势的急缓通过白沫、声音和石面写出，空间的幽深通过竹树环合和水源隐现写出。比喻也很准确：山石像饮水的牛马、登山的熊罴，水纹像织文，水声像琴音。形状、颜色、声音和动作彼此配合，景物因而清晰可感。

其三，文章善写小景。柳宗元没有只选择名山大川，他反复走进潭、丘、渴、渠、涧等不受注意的地方。景物范围虽小，内部关系却很丰富：水与石怎样相遇，树与藤怎样覆盖，光怎样穿过水面，声音怎样越过竹林。细部观察扩大了山水游记的表现范围。

其四，情感随着游览过程变化。初见山水时常有惊喜和解脱，久处幽境又会感到凄清；发现弃地会生知遇之喜，也会想到自身被弃；面对奇山会赞叹造物，又会怀疑天意。柳宗元没有把一次游览写成单一情绪。山水可以暂时安顿心神，却无法完全消除政治挫折和身世忧愤。

《永州八记》推进了唐代山水游记的成熟。前代地理著作和山水文字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柳宗元进一步把准确记游、细密写景、人生感受和思想追问放进短篇散文。后来作家写山水、园林和游踪时，经常面对他提出的写作问题：怎样安排观看次序，怎样用语言写出水石的质地，怎样让人的感受进入山水又不压倒山水本身。

▍03｜《捕蛇者说》的作品归属与创作主旨

代表真题共1道

《捕蛇者说》。（202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这道题的题型是作家作品匹配，直接答案是柳宗元。可一篇专题文章若只留下作者姓名，复习价值会很有限。《捕蛇者说》既能考作品归属，也能进入柳宗元散文成就、古文运动的现实关怀、“辅时及物”的文学主张，甚至可以同《种树郭橐驼传》一起讨论柳宗元怎样借小人物和具体事件议论政治。

“说”是古代散文的一种，可以叙事，也可以议论，常从一件事、一个物象或一段对话说明道理。《捕蛇者说》先写永州异蛇，再写捕蛇人蒋氏的遭遇，随后通过作者与蒋氏的对话，把蛇毒和赋税相比较，最后说明写作目的。全文有故事、人物、场景和议论，篇幅不长，转折却很多。

文章开头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这种蛇触及草木，草木便会枯死；咬到人，人也难以抵御。它又能入药，太医奉王命征集，每年收取两次，于是招募能够捕蛇的人，以蛇抵偿租税。异蛇既有剧毒，又因官府征收而获得特殊用途。危险与利益从开篇便连在一起。

蒋氏一家“专其利三世”。“利”字带有明显反讽：祖父死于捕蛇，父亲也死于捕蛇，蒋氏自己继承这项差事十二年，多次险些丧命。所谓“利”，只是不用再承担普通租赋。作者见他面色愁苦，提出替他向主管官吏说明，恢复原来的差役和赋税。蒋氏听后却流泪请求，不要改变现状。

蒋氏接下来的长篇陈述改变了文章的重心。他承认捕蛇非常危险，每年都要冒死两次；与乡邻的日常生活相比，这仍算一种幸运。乡邻在沉重赋税和悍吏催逼下不断破产、迁徙和死亡，原来同祖父居住的人家，十家已剩不到一家；同父亲居住的人家，十家剩不到两三家；同蒋氏居住十二年的人家，十家也只剩不到四五家。死亡来自饥饿、疾病和流亡，持续时间远比捕蛇更长。

文章随后把两种恐惧放在同一场景中。悍吏来到乡里，四处叫嚣冲撞，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蒋氏却可以小心查看蛇罐，只要蛇还在，便能安然回去；平日吃自己土地的出产，一年冒两次死亡危险，其余时间仍可生活。他说自己死期当然会到，但与乡邻相比已经活得很久，又怎敢怨恨捕蛇。

毒蛇与赋税的比较一层层加深。蛇毒剧烈，却只在捕捉时构成危险；赋税看似寻常，却年年侵入生活。蛇可能使一个捕蛇人死亡，赋税和催征则使整个乡里的人家衰败流散。蒋氏宁可面对看得见的毒蛇，也不愿回到普通赋役，说明赋敛已经成为更持久、更普遍的威胁。

柳宗元没有先写一段政治议论，再找蒋氏作例子。他让人物自己说出选择，让家族死亡、乡邻减少、悍吏扰民和一年两次捕蛇这些事实相互比较。读者从蒋氏的眼泪和计算中明白赋税之重。议论建立在叙事之上，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篇末写作者听了蒋氏的话以后更加悲痛，并引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说法，感叹“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虎、蛇与赋敛构成递进：传统说苛政比虎凶猛，蒋氏的经历又说明赋敛比毒蛇更可怕。结尾“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表明作者希望考察民情的人能够从这件事中了解百姓处境。

“观人风”中的“人”与唐代避讳有关，意思仍是观察民风、了解民情。柳宗元写作此文，既记录永州的地方生活，也把一个家庭的遭遇提交给可能处理政事的人。它与“辅时及物”的主张可以互相说明：文章要说出当时百姓承受的具体困苦，并使这些声音有机会进入政治判断。

《捕蛇者说》的艺术力量还来自对话。作者的提议合乎常理：捕蛇太危险，可以恢复赋税；蒋氏的反应却完全相反。这个出乎常情的选择制造了悬念，也迫使读者重新认识赋税。蒋氏的话不是空泛控诉，他比较祖父、父亲和自己三代，比较捕蛇者与乡邻，比较一年两次冒险与日日受扰，结论由生活经验推出。

文章的语言也很有层次。开篇写蛇，文字简洁而带传奇色彩；写乡邻衰败，数字连续递减，语气沉痛；写悍吏入乡，动词急促，声势逼人；写蒋氏回家，则暂时舒缓。叙事速度和声音随内容变化，最后收束到“赋敛之毒”这一判断。柳文的严整和锋利，在这里与对百姓生活的同情结合起来。

《捕蛇者说》与《种树郭橐驼传》都从普通人的职业经验谈治理。《捕蛇者说》由抵租揭露赋敛和催征，《种树郭橐驼传》由种树批评官吏扰民。前者情感悲痛，依靠两害相权的对比；后者语带讽刺，依靠养树与治民的类比。两篇都没有把百姓写成抽象名词，而是写他们怎样捕蛇、种树、缴租、受催促，政治议论因此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04｜柳宗元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代表真题共1道

运用心理批评方法，三选一评价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的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2022辽宁师范大学）

这道题要求从三位作家中选择一位，柳宗元只是可选对象之一。它与普通作家生平题有明显差别：年代和仕历只是基础，后面还要解释政治理想、革新失败、长期贬谪和孤独体验怎样改变题材选择、观察方式、语言语调与作品结构。若把“遭遇坎坷，所以作品悲愤”写成全文，心理批评会被压缩成一句因果判断。

心理批评借助心理学知识研究文学活动，可以讨论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人格，也可以分析人物的内心、作品中的意象与心理感受，还可以研究读者的接受心理。用于柳宗元时，最可靠的材料是作家生平、书信与诗文，以及不同作品反复出现的恐惧、忧愤、孤独、慰藉和自我坚持。没有材料支持的疾病诊断，既不严谨，也解释不了作品的文体和语言。

柳宗元生于773年，字子厚，河东人。少年时代已经有参与政治、建立事功的愿望，自述“颇慕古之大有为者”。贞元九年即793年，他与刘禹锡同榜进士，后来进入仕途。永贞元年即805年，他参与王叔文等人的政治革新。革新时间很短，失败后参与者遭到严厉打击，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这次失败改变了他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身份。他从朝廷官员变成远州贬官，政治主张无法施行，人际交往受到限制，对前途也长期缺少把握。《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自称“僇人”，又说居永州“恒惴栗”，写出了获罪者持续的忧惧。贬谪带来的感受包括恐惧、屈辱、孤独和不平，也包括对政治选择的重新思考。

元和十年即815年，柳宗元奉召回京，时间不久又出任柳州刺史。柳州仍远离政治中心，不过刺史拥有实际治理职责。他在当地兴利除弊，关心民生，文学写作也没有停止。819年，柳宗元卒于柳州。永州和柳州占据了他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贬谪经验因此持续作用于诗文，而非一次短暂刺激。

政治挫折先加深了柳宗元文章中的忧愤。他早年希望通过现实政治施展才具，失败以后，许多议论无法直接转成政令，只能通过论说、寓言、传记和书信留下。《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仍坚持文章要“辅时及物”；《封建论》《天说》《非国语》等作品继续讨论制度、历史和思想问题。贬谪没有使他的政治思考停止，它改变了表达的处境和方式。

寓言为被贬者提供了较为曲折的批评形式。《三戒》写依势、无能和妄为，《蝜蝂传》写贪取不止，《愚溪诗序》《愚溪对》等作品又围绕“愚”展开自嘲和反讽。动物、地名和虚拟问答承担了现实讽意，作者可以减少对具体政敌的直接指斥，把判断放进更有概括力的故事和称谓中。冷静叙述之下，仍能读到强烈的不平。

贬谪也使柳宗元更接近地方社会和普通人物。永州百姓的赋役、农人的生计、儿童遭绑架、地方军队扰民，都成为文章内容。《捕蛇者说》写蒋氏宁愿冒死捕蛇也不愿恢复赋税，《种树郭橐驼传》写官吏以频繁命令扰乱百姓，《童区寄传》写被劫儿童自救，《段太尉逸事状》写军纪、灾民和官员操守。政治理想由朝廷改革转入对具体生活的观察。

山水在柳宗元贬谪生活中有特殊作用。永州的偏僻山水给了他离开官署和社会压力的机会。出游需要身体行动：渡江、披草、攀登、沿溪寻找。注意力从政治挫折转向水声、石形、树影和游鱼，紧张情绪可以暂时缓解。《始得西山宴游记》写“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正是精神由逼仄转向开阔的一刻。

这种缓解并不持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初见清潭时“心乐之”，久坐以后却感到“凄神寒骨，悄怆幽邃”。《钴鉧潭西小丘记》发现弃地之美，也会联想到美而不售、才而不用。《小石城山记》赞叹天然石城，最后转向对造物和命运的疑问。山水既让他得到安静，也使孤独和被弃感获得可感的形式。

从心理批评看，柳宗元的山水书写包含一段反复发生的过程：现实压力使他走入自然，细密观察使心神暂时集中，幽深环境又唤回孤独和身世感。不同文章的结果并不相同。西山带来开阔，小石潭由快乐转向寒寂，小丘引出知遇与被弃，小石城山引出对天意的怀疑。心理经验经过游踪、视角和景物选择进入文章，最后成为各有差异的艺术结构。

柳宗元的诗歌更直接地保存了贬谪者的内心声调。《江雪》只用二十字写出千山无鸟、万径无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的画面。极大的空旷与极小的人物相对，冷、静、孤独集中在一个“独”字上。渔翁可以看作诗人的精神寄托：身处寒冷寂寥的世界，仍保留独立姿态。它又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绝句，不能被简化成作者自画像。

《渔翁》同样写永州山水，气息更流动。“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把清晨的声音、光线和颜色写在一起。渔翁夜宿、汲水、燃竹、行舟，行动从容，人与自然相处得十分自由；孤来孤往之中也有贬谪者远离人群的痕迹。诗人向往淡泊宁静，又未能彻底忘却现实，这使柳诗的平淡常含幽深意味。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写深秋清晨的荒村、黄叶、古木、寒花和幽泉。景物稀疏，声音断续，诗人说自己早已忘却机心，麋鹿却仍受惊而逃。这个细节使自我宣称出现裂缝：他希望进入无机心的自然生活，身上仍带着人的痕迹，内心也没有完全平静。简淡语言与难以消除的忧思互相牵制。

到柳州以后，《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把个人愁绪与共同贬谪联系起来。登楼远望，眼前是惊风、密雨、芙蓉和薜荔，远方朋友又被山岭和江流阻隔。“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把空间阻隔与内心愁结写在一起。怀友、思乡、政治失意和南方环境共同进入诗中，情感比单纯的孤独更复杂。

长期贬谪还改变了柳宗元的审美选择。他反复注意偏僻、幽深、无人赏识的景物，喜欢简洁、冷静而有力度的语言，在寓言中收紧情节，在传记中选择能够决定人物性格的事件，在诗中以空旷画面安放孤独。这些写法与他的经历有关，也来自古文传统、山水文学、史传叙事和诗歌语言的长期学习。人生遭际提供了强烈经验，文学传统和写作技艺把经验变成作品。

心理批评还应看到柳宗元的行动能力。若只把他写成受伤、忧郁的贬官，会漏掉他始终坚持的政治责任。他在柳州任职时处理地方事务，文章也持续关心制度和百姓；他为段秀实搜集逸事、核对材料，希望史官保存可信记录；他在书信中讨论文章和学问，没有放弃思想交往。忧愤与责任同时存在，孤独也没有消除他的公共关怀。

因此，柳宗元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可以从几处具体关系来认识。政治理想使论说文始终关心制度和现实；革新失败加深寓言、书信和诗文中的悲愤；地方生活让普通人物与民生进入散文；永州山水给了他暂时安顿心神的场所，也促成清幽孤峭的游记；长期贬谪又使诗歌在简淡景物中保存深重感情。心理经验通过文体选择、景物观察、叙事节制和语言锤炼进入作品，文学成就无法由“坎坷”二字自动推出。

▍05｜“刘柳”与刘禹锡、柳宗元的诗歌异同

代表真题共1道

刘柳。（2025新疆大学）

“刘柳”是刘禹锡、柳宗元的并称。名词解释需要说明二人的时代、交往、共同经历、主要创作和诗风差异。很多同学看到两人都参加永贞革新、都长期遭贬，就把他们的诗一并写成“贬谪中的悲愤”。这样只能说明共同背景，解释不了刘诗为何常见俊爽明快，柳诗为何多有简淡幽深。

刘禹锡生于772年，字梦得；柳宗元生于773年，字子厚。两人年龄相近，贞元九年即793年又同榜进士，后来共同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805年革新失败以后，他们都遭贬斥，政治前途受到长久影响。相似的仕途、思想交往和文学声名，使后世常以“刘柳”并称。

“刘柳”主要说明作家关系和文学史位置，不等于一个组织严密的诗派。二人没有共同制定一套诗歌纲领，也没有写成同一种风格。中唐诗坛常以韩孟、元白说明两条声势较大的创作方向，刘禹锡和柳宗元与他们同时，又分别写出鲜明面貌。把“刘柳”放在元白、韩孟之外，可以看见中唐诗歌并不只沿着奇险和通俗两种方向发展。

二人的共同处先在政治关怀。永贞革新寄托了他们改革弊政的愿望，失败后的作品也反复处理国家、历史、个人操守和政治打击。刘禹锡两次写玄都观桃花，讽刺政治新贵；《西塞山怀古》借西晋灭吴和国家统一评论当时藩镇割据。柳宗元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写共同遭贬的友人，在《江雪》等诗中保存孤高不屈的姿态。贬谪没有使二人完全退出公共生活。

二人也都善于从山水和南方生活中寻找新诗材。刘禹锡在朗州、夔州等地接触民歌，写作《竹枝词》《杨柳枝词》等作品，把地方曲调、口语和男女情思带入文人诗。柳宗元在永州、柳州写山水、荒村和南方景物，把清幽冷峭的环境写得极有质感。地域经验都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选择的对象和声音却很不同。

刘禹锡诗歌的代表性风貌可用雄直刚健、俊爽明快来概括。他性格刚毅，遭到反复打击以后，诗中仍常有向前的力量。《戏赠看花诸君子》以玄都观桃树影射新贵；多年后写《再游玄都观》，又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把漫长贬谪压进“前度刘郎”这个自我称谓，讽刺和自信同时显出。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写“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沉舟、病树含有身世感，千帆、万木又把目光引向不断更新的世界。诗人没有抹去自身创痛，他从历史和自然变化中获得理性认识，使悲凉情绪转为开阔力量。刘诗的刚健常有这一层思想支撑。

《秋词》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直接反转传统悲秋情绪；晴空一鹤排云而上，又把诗情带向碧霄。判断、形象和气势合在一起，语言明朗。《西塞山怀古》则由王濬楼船、千寻铁锁和一片降幡写吴国灭亡，最后回到“四海为家”和故垒秋景。历史兴亡经过凝练叙事和议论，带有沉着理性的力量。

刘禹锡的民歌体诗又显示出轻快、清新的另一面。《竹枝词》写“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晴”谐“情”，表现恋爱中的试探和期待。语言接近口语，音调流美，地方生活气息很浓。雄直、咏史、民歌并不矛盾，它们共同说明刘禹锡善于把明确判断、明快语言和鲜活形象结合起来。

柳宗元诗歌的代表性风貌是简淡幽深，平和中常有孤峭。现存作品数量不多，主要成就集中在贬谪以后。他也写政治失意、友情和山水，表达方式较少外露的昂扬和讽刺，常把浓重感情放进疏淡画面。读者先看到雪江、渔舟、荒村、寒花和幽泉，随后才感到景物内部的孤独与不平。

《江雪》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与万径扩大空间，鸟飞绝与人踪灭又把生命活动全部抽去，最后只剩孤舟上的渔翁。画面极简，结构却有强烈尺度变化。寒冷、寂静和孤独没有化成哀号，人物仍保持垂钓动作，柳诗的孤峭由此显出。

《渔翁》的画面比《江雪》温润。夜宿西岩、晓汲清湘、燃烧楚竹，烟散日出以后，一声欸乃使山水忽然转绿。人、舟、云和山水自由往来，语言简淡，色彩清新。渔翁的闲适仍带孤来孤往的意味，说明柳宗元向往宁静，也始终与现实保持一段紧张距离。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选择深秋荒村：黄叶覆盖溪桥，古木立在村中，寒花稀疏，幽泉断续。景物之间留有大片空白，声音也很轻。诗人自称忘机，麋鹿却因他的出现受惊。表面的平静被这一细节轻轻扰动，难以消除的内心忧思因此显出。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则把柳诗的深重一面写得更充分。惊风吹乱水上芙蓉，密雨斜侵墙边薜荔，眼前景物带着强烈动荡；岭树遮断远望，江流曲折如九回之肠，空间阻隔又转为内心愁绪。诗人怀念同遭贬谪的友人，个人命运、友情和南方环境相互交织，风格悲健而沉郁。

刘、柳诗风的差异与性格、思想和艺术选择都有关系。刘禹锡善于从历史变化中提炼判断，又常以明快形象支撑议论，情感倾向外发。即使写身世，他也容易转向讽刺、旷达或理性自持。柳宗元更常凝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隔膜，把感情收进幽僻山水和简古语言，诗意倾向内敛。

二人的景物组织也不同。刘诗常用对举鲜明的意象推动判断，如沉舟与千帆、病树与万木、古代割据与今日统一、东边日出与西边降雨。景物之间的关系清楚，诗意在对照中迅速打开。柳诗更喜欢降低声音、减少物象，以空旷、疏淡和细微变化制造深度；孤舟、寒江、荒村、幽泉这些景物不急于说明道理，情绪在静景中慢慢加重。

语言方面，刘诗多简洁明快，警句有鲜明的判断和节奏，七言绝句尤其流畅；吸收民歌以后，又能写得清新活泼。柳诗同样简练，语调更古淡，字面平静，内部常有冷意和孤愤。苏轼用“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价柳诗，正说明平淡外表下仍有丰厚情感。

这些比较都应保留限度。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等作品也有深沉沧桑，柳宗元的《渔翁》有清新流动，《夏昼偶作》等诗还有闲适一面。文学史概括抓住的是主要风貌，具体作品仍会因题材、时期和体裁而变化。

“刘柳”的文学史价值正在这种同中有异之处。相近的政治经历让二人共同写出中唐士人的责任、挫折和坚持；不同的气质与诗艺，又让贬谪经验获得两种声音。刘禹锡多以刚健、俊爽和理性力量回应打击，柳宗元多以简淡、幽深和孤峭境界保存内心感受。两人并读，可以更准确地认识中唐诗歌怎样在盛唐之后另辟境界，也能避免把所有贬谪文学写成同一种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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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季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