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法国初中毕业证考试结束后，出现了一个看起来有些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今年法国初中毕业证考试的合格率只有81.6%，比2025年下降3.9个百分点，创下近二十年来的低点。另一方面，许多参加考试的学生和负责阅卷的教师却认为，题目实在太简单了。
法国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随后表示，将重新审视整个初中毕业证考试流程，“重新巩固考试的水平”。他的重点并非修改教学大纲，而是明确书面表达、语言能力和阅卷尺度，减少过度宽松的评分。
这场争论表面上围绕一张初中毕业证，背后却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
当基础教育越来越强调让所有学生顺利过关，真正的筛选究竟去了哪里？
1
一张越来越容易拿到的毕业证
法国初中毕业证考试叫作Diplôme national du brevet，通常简称Brevet，相当于法国学生完成初中阶段教育后参加的一次全国考试。
从合格率看，它早已很难承担真正意义上的选拔功能。
2023年，法国Brevet合格率为89%；2024年降至85.6%；2025年为85.5%；2026年进一步降到81.6%。不过，最近两年的下降主要来自评分规则变化。2026年，最终考试的权重由原来的50%提高到60%，初三全年成绩占40%；过去以“能力达成”为基础的过程评价，也被更直接的学科平均分取代。因此，合格率下降并不能直接证明试卷变难。
从题目本身看，教师的批评相当具体。
2026年历史、地理与公民教育考试中，多道材料题明确要求学生给出“一个词、一个短语或者原文引句”，甚至不要求写出完整句子。一些教师认为，这类题目主要测试学生能否从材料中找到信息，几乎不需要分析、概括和论证。
数学考试加入了不使用计算器的“基础自动化”部分，但负责分析试卷的教师认为，统计、函数、勾股定理、相似三角形等题目都相当常规，缺少真正能够区分学生水平的难题。法语试卷中的部分语法题，则只要求判断一组动词使用了什么时态，被教师评价为接近法国小学五年级水平。
今年还有一名9岁零2个月的女孩，以接近16分的平均成绩取得了Brevet。个别超常儿童不能代表整体水平，但这件事迅速成为舆论符号，因为它契合了许多法国教师长期以来的感受：初中毕业考试越来越像一次基础知识确认，而非真正的学业水平检验。
更关键的是，法国学生即使没有通过Brevet，也可以升入高中。学生能否进入普通高中、技术高中或者职业高中，主要由学校委员会根据平时成绩、志愿和综合情况决定。法国教育部也明确说明，Brevet并非升入高中的必要条件。
于是，这场考试逐渐具有了很强的仪式属性：它证明一个学生完成了初中教育，却很少真正决定这个学生下一步能够去哪里。
2
高中会考也在走向“全民毕业”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法国高中会考Baccalauréat上。
2024年，法国高中会考整体合格率约为91.4%；2025年为91.6%；2026年仍达到91.4%。其中，2026年普通高中会考的合格率为95.9%，技术类为90.3%，职业类为84.3%。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长期变化。
1970年，法国一代人中只有20.1%能够获得高中会考文凭；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5%；2025年，一代人中约有80.1%取得Bac。法国高中会考已经从少数人的精英文凭，逐渐转变为大众高等教育的入口凭证。
这种变化有其合理性。
现代社会需要更多人接受完整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让18岁的年轻人因为一次考试永远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也不符合社会流动和终身教育的理念。问题在于，当文凭的覆盖率不断提高，文凭所代表的知识水平却未必同步提高。
法国在PISA 2022中的阅读平均分从2018年的493分下降到474分，数学成绩也出现明显下降。法国学生的平均表现仍大致处在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但学生成绩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联，依旧位居经合组织较高水平。
考试合格率长期维持在90%左右，学生实际能力却没有呈现同样的上升趋势。这正是法国教育部长提出“恢复要求”的背景。
3
人人过关之后，筛选并没有消失
基础教育降低淘汰率，并非完全负面的现象。
它减少了学生在未成年阶段因一次失败而被永久定型的风险，也给晚熟、家庭条件较差或者暂时不适应学校评价体系的孩子留下更多时间。
然而，教育系统不可能永久回避能力差异。
当基础教育阶段不愿筛选，筛选往往会被推迟到大学。
法国的Licence本科通常为三年制，但2020年第一次进入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中，只有29.5%能够在三年内取得学位。即使把时间放宽到四年，完成率也只有39.5%。另一组针对2019届高中毕业生的数据稍高，但三到四年内完成本科的比例也只有46%。
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在高中阶段可能顺利取得会考文凭，进入大学之后，却突然面对完全不同的制度。
没有班主任每天检查作业，没有家长能够直接联系学校，没有教师反复提醒考试时间，也没有人为学生规划每一步。课程节奏快，补考机会有限，很多专业第一年就要求学生掌握大量阅读、写作、计算和自主研究能力。
一部分学生直到进入大学，才第一次真正面对严格的学术后果。
这类现象也不只存在于法国。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在成员国和伙伴经济体中，开始攻读本科的学生，只有43%能够在规定学制内完成某个高等教育学位。延长一年后，完成率上升至59%；延长三年后，也只有70%。
因此，所谓西方基础教育“快乐化”“低幼化”的争论，需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压力很少真正消失，只会改变出现的时间和形式。
有的教育体系把筛选放在十五六岁，有的放在十八岁，有的放在大学第一年，还有的交给研究生申请和就业市场。
4
法国的特殊之处：一套系统，两条轨道
法国还存在一个特殊现象：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很早就开始分流。
初中毕业后，学生会进入普通与技术高中，或者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内部又通过数学、物理、经济、文学等课程组合形成不同方向。到了高中毕业阶段，学生通过Parcoursup申请大学、技术学院、工程师预科、商学院预科以及各种选择性项目。
普通大学的Licence原则上承担大众高等教育功能，而精英培养则集中在大学技术学院、选择性双学位、医学项目、工程师学校、政治学院以及Grandes Écoles体系中。
其中最典型的，是高中毕业后的两年制大学校预科CPGE。
学生进入高强度预科，接受数学、物理、文学、哲学、经济和语言训练，再参加全国或校际统一组织的竞考。最终进入工程师学校、高等商学院、巴黎高师等精英院校。
所以，法国的基础教育表面上显得宽松，法国的精英教育却从来没有真正降低标准。
它只是把高强度竞争集中在少数轨道里。
这种分流还带有明显的社会背景差异。法国审计法院根据Parcoursup数据发现，在进入高等教育的新生中，社会背景“非常优越”的学生有35%进入选择性项目；社会背景不利的学生中，这一比例只有9%。相反，家庭条件较弱的学生更集中在BTS等短期职业项目。
因此，法国教育并没有放弃筛选。筛选逐渐从一张全国统一试卷，转移到了学校层次、课程选择、家庭信息、申请材料、居住地区以及高等教育路径之中。
统一考试减少了，隐性的分层可能更早、更复杂。
精英家庭仍然能够进入要求严格的公立中学、私立学校、重点高中和预科体系。他们的孩子接受的教育，与普通学校强调“人人达标”的教育，可能已经属于两个不同世界。
所谓快乐教育，很多时候主要发生在大众教育轨道。精英教育依旧讲究训练量、知识深度、时间管理和竞争结果。
5
中国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中国的教育结构几乎呈现出相反的顺序。
我们的基础教育长期承担着全民筛选功能。
学校内部有实验班、培优班、重点班、竞赛班、创新班和各种形式的分层教学。城市之间、区县之间、学校之间还有重点高中率、升学率和名校录取率的竞争。
中考构成第一次大规模分流。
2024年，全国普通初中毕业生约195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约1036万人，大致相当于初中毕业生的53%。其余学生会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其他教育渠道，或者暂时离开全日制教育体系。这里的分流并不等于简单淘汰，但普通高中学位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高中三年之后，则是规模更大的高考筛选。
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335万人。虽然不同省份的试卷和录取方式有所差异，统一高考成绩依旧是绝大多数本科录取的核心依据。
这种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优点。
在一个地域差异、家庭差异和人口规模都极大的国家，一套相对透明、可比较的考试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关系、财富和家庭背景对大学录取的直接干预。
对于一个来自县城、农村或者普通家庭的学生，高考分数仍然是他能够掌握的、最清晰的一种上升工具。
然而，高度统一的标准也会产生代价。
一个孩子如果擅长抽象数学、文字记忆和考试时间管理，他会在这套系统中不断获得正向反馈。另一个孩子可能擅长机械、空间想象、手工制作、音乐、运动、社会组织或者长期项目，却很难在统一试卷中充分展示这些能力。
在一个多次筛选、排名不断累积的系统中，早期失败还会影响学生接触优质课程、优秀教师和高水平同伴的机会。
晚熟的孩子尤其容易吃亏。
当他在二十岁以后终于发现自己真正擅长什么时，教育系统留给他的回归通道通常更少，所需成本也更高。职业教育、高职升本、成人教育和研究生考试确实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但在现实的学校声誉和就业评价体系中，这些通道还没有获得完全平等的认可。
6
严格的中学，宽松的大学
更值得讨论的是，中国学生经过中考和高考两轮高强度筛选之后，进入大学，学术压力在许多学校里反而迅速下降。
中国目前没有覆盖所有本科专业的全国统一毕业考试。课程考试通常由任课教师命题和评分，补考、重修、毕业论文和学位授予也主要由各高校自行管理。
“几乎百分之百毕业”更多是一种社会体感，目前缺少能够直接证明全国本科生接近全员毕业的统一追踪统计。真正能够确认的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多次公开要求高校改变“严进宽出”。
2018年以后，教育部连续提出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取消“清考”，要求学生“忙起来”、教师“强起来”、管理“严起来”。教育部还明确提出探索“宽进严出”和“柔性退出”的培养模式。这些政策本身说明，大学课程偏松、考试要求偏低、毕业出口把关不足，已经被官方视为本科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严进宽出”有很深的历史惯性。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学生数量很少。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已经意味着完成了最关键的选拔。大学面对的是被层层筛选出的少数人，社会也默认他们最终会成为干部、教师、工程师或者专业技术人员。
那时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这些已经被选中的人，很少考虑建立大规模淘汰机制。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仅2024年，全国普通本科毕业生就达到约512万人，本专科毕业生合计超过1059万人。入口规模发生了根本变化，部分高校的课程评价、教师管理和毕业标准却没有同步完成转型。
与此同时，高校也缺少主动淘汰学生的动力。
学生不能毕业，往往意味着家长投诉、就业数据受影响、教学管理成本增加，甚至可能影响学校的社会评价。任课教师如果给出大量不及格，也需要承担补考、重修、解释和申诉压力。
于是，一些大学课程逐渐形成了低风险均衡：教师降低要求，学生完成最低任务，学校保持较高毕业率，各方暂时都少了麻烦。
代价则由就业市场和研究生教育承担。
大学文凭的区分度下降以后，用人单位开始强调学校层次、实习经历、竞赛、证书和研究生学历。原本应该由大学课程完成的能力评价，被推迟到考研、考公、招聘考试和工作试用期。
筛选仍然没有消失，只是再次向后移动。
7
两个体系，各自走向一个极端
法国的典型问题，是基础教育越来越强调保护、鼓励和普遍通过，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却突然要求学生具备高度成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中国的典型问题，是基础教育长期处于高强度筛选状态，大学阶段却在许多地方失去了同等强度的学术要求。
法国学生可能在大学一年级才第一次遭遇真正的失败。
中国学生可能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经历了太多次失败，进入大学后却很少再被要求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
法国的模式给了普通学生更多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却容易把真正的竞争转移到家庭资源、信息能力和精英教育轨道。
中国的模式通过统一考试维护了相当程度的程序公平，却容易把人的多样性压缩成同一套分数标准，并且把最激烈的竞争放在孩子年龄最小、心理最脆弱的阶段。
两种制度都有它合理的历史背景，也都产生了新的问题。
理想的教育，很难简单归属于东方或西方
更理想的基础教育，应当有明确而扎实的共同知识底线。
一个初中毕业生需要能够阅读复杂文本，完成完整表达，掌握基本数学推理，理解历史、科学和社会规则。保护学生的自尊，不应以取消知识要求为代价。
更理想的筛选制度，也需要承认人的能力具有多样性。
统一考试可以保留，因为它提供了程序公平；同时还需要建立真正可信的职业教育、艺术教育、技术教育和第二次升学通道。一次考试可以决定学生当下进入哪条道路，却不应永久决定他的终点。
更理想的大学，则应当扩大进入机会，同时建立清晰的毕业标准。
课程难度、论文质量、实践能力和学术诚信都需要接受真实评价。大学可以允许学生失败、转专业、休学和重新开始，但不能把发放文凭当作维持稳定的行政任务。
这样的教育模式很难被简单贴上“东方”或“西方”的标签。
它需要基础教育有温度，也有标准；需要选拔保持公平，也保留多种尺度；需要大学提供机会，也承担淘汰和纠错的责任。
未来十年，甚至未来五十年，教育可能仍然是世界各国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许多物质性问题可以被新技术显著缓解。能源能够寻找替代方案，生产效率能够通过自动化提升，疾病能够依靠医学进步得到控制。
教育面对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孩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收入、地区、文化和社会阶层。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教师备课，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练习，也可以降低知识获取的成本。但它同样可能扩大数字鸿沟，鼓励学生逃避思考，甚至让形式化作业变得更加空洞。
技术能够修补教育，无法替代一个社会对“什么是公平”“什么值得学习”“应当如何评价一个孩子”的判断。
法国需要改革，中国也需要改革。
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或许，“改革”从来都不是教育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的临时任务。
它会始终与教育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