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考12部必读名著梳理”系列第二篇，暑假会持续更新名著简析，敬请关注。
【文学常识】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实秋（一说秋实）。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扬州。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巨匠，其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文典范”、“白话美术文的模范”。
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春》《匆匆》《绿》等，多篇选入语文教材。与郁达夫的游记被称为游记文学的“双璧”。
作品概述
成书背景：朱自清有感于当时中学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茫然无措，缺乏一部简明扼要的入门指南，于是着手撰写《经典常谈》。
核心内容：全书共十三篇，按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顺序排列，并将“小学”（文字学）置于卷首，依次介绍《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著作。
概述诸子百家、辞赋与历代诗文的发展脉络，系统展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
【章节梳理】
《说文解字》
东汉和帝时期，许慎撰《说文解字》。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人，师从贾逵，博通经籍，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
《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至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间，历时二十余载。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的著作。历代研究《说文》的学者辈出，形成“说文学”这一专门学问。
收字体例：《说文解字》收集九千余字，以小篆为主体。许慎首创部首编排法，分析偏旁结构，定出540部首。每字之下皆有说解，先释字义，再析字形，后标音读。
“六书”条例：造字、用字的六种条例，称“六书”。
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条例。
象形：如“日”“月”，依物画形；
指事：如“刃”，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以抽象符号指示无形之事；
会意：如“武”（止戈）、“信”（人言），合两个以上之字，以其义积成新义；
形声：如“江”“河”，以“氵”为形表意、“工”“可”为声标音。形声字数量最多。
转注、假借为用字条例。
转注：即互训，如“考”“老”意义相通，可互相解释；
假借：指语言中有音无形之字，借同音字充作其义，如代名词“予”“彼”。
汉字形体演变：秦统一前，文字因时因地而异，官书虽相承系统，民间书体却颇为庞杂。秦始皇以小篆统一文字，不久又出现隶书，书写大为简便。
汉代隶书由椭圆变为扁方，称“汉隶”，为隶书的标准体式。隶书方正简捷，去掉挑笔后演变为“正书”。
汉初已有草书，从隶书变化而来，称“章草”。
正书本为扁方，至陈隋渐方，唐代又渐长，为求美观而简化成正书与草书之间的“行书”（起于晋代），最为实用。
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到行书，汉字形体演变的主因是应用的需要，方向始终是趋于简易。
《周 易》
起源与形成：殷商时期，人们用甲骨占卜吉凶，将卜问之人、日期、问句等内容刻于甲骨之上，称卜辞。周代发展出以蓍草占筮的方法，辅助卜法，靠数目推演判断吉凶，即为筮法。
筮法设六十四卦，每卦六画，每画称一爻。断定吉凶之辞称“繇辞”（“繇”为抽取之意），属于卦之总体的称卦辞，属于各爻的称爻辞。这些卦爻辞原是卜筮官的占筮记录，后按卦爻顺序编纂成书，即《周易》。
儒家化过程：《周易》上升为儒家经典，是在战国末期。当时阴阳家与道家学说盛行，儒家受两派影响，开始研究这部书，并对卦爻辞作出新的哲学解释，借以阐发自身学说。
这些新解释并非忠实于卦爻辞原意，而是“借题发挥”，汇为《易传》。
八卦本为数目的巫术——整画“—”为奇数，象征阳（天）；断画“- -”为偶数，象征阴（地）。三画成卦表示阴阳变化。
儒家将其提升为哲学，使《周易》从占卜之书变为哲理之书。
汉代，《周易》被列为儒家《六经》之首。此后儒家不断在卦爻辞中融入君子、父子等伦理思想，使《周易》逐渐形成一整套儒家哲学体系。
《尚 书》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记言历史，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尚书》堪称中国最早的政令文献汇编，被历代帝王视为治国规范。
内容：包括虞、夏、商、周四代文献，大部分为号令（向民众宣布的话），小部分为君臣之间的对话。
号令类多称“语”或“誓”——平时的号令称“语”，军事行动中的号令称“誓”；君告臣称“命”，臣告君有时称“谟”。
也有少量记事篇章，大抵为战国末年所增入。
流转：儒家“五经”之中，《尚书》残缺最多，其传世经过最为曲折。秦始皇焚书坑儒，伏生将《尚书》藏于壁中，仅存二十九篇，遗失数十篇。
汉文帝时，伏生所藏之本得以流传，因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尚书》，后经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称《古文尚书》。
汉哀帝时，刘歆欲将《古文尚书》立于学官，遭五经博士反对，引发激烈争论，成为西汉经学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争”。
《诗 经》
起源：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无文字，只有口耳相传的歌谣而无书写的诗。歌谣分徒歌（随口吟唱）与乐歌（伴乐器而歌）。有了文字后，乐工将这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成了最初的“诗”。
周代设有采诗之官，乐工在民间收集歌谣，供贵族祭祀、宴饮、出兵、打猎时使用。战国时代，贵族没落、乐工流散，乐谱失传，流传下来的三百余篇唱词独立为文本，便是《诗经》。
“诗言志”：春秋时期，外交场合广泛流行赋诗，人们从《诗》中断章取义，以表达愿望、感谢、责难等。孔子继承了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用《诗》来阐释做学问与做人的道理。
孔子之后，《诗》三百被纳入儒家《六经》，“诗言志”之“志”便与政治教化紧密关联。最权威的《诗经》注本是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二者大量使用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之法。
《诗序》与“六义”：《诗序》分《大序》、《小序》。《大序》为总论，阐明诗的教化作用，并将《诗经》的体用归结为“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其中，“风（国风）”是各地民歌，是《诗经》中成就最高者；“雅”分大雅、小雅，多为公卿贵族所作，大雅歌功颂德，小雅多讽刺之声；颂是祭祀与颂圣的乐曲。
赋、比、兴是表现手法。赋为直接铺陈叙述，比即比喻，兴为起兴（借他物引出发端）。
郑玄按国别与篇次附合史实，编成《诗谱》，大致为每篇诗确定了时代归属。
《诗经》的代表篇目如《关雎》（国风）、《采薇》《鹿鸣》（小雅）、《我将》《有客》（颂），至今传诵不衰。
“三 礼”
“三本”之说：荀子称礼之“三本”为天地、亲（祖先）、君师。天地代表生命本源，祖先代表家族本源，君师代表政教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故供奉祭祀这些对象。
礼的内涵与演变：儒家所言之“礼”，范围极广，涵盖政治制度（贵贱有别、长幼有序）、宗教仪式（天子诸侯祭天地山川、子孙祭祀祖先）和社会风俗习惯（居丧、婚姻、宴会等）。
礼的功用在于教人节制与和平，从而建立社会秩序。然而社会情形不断变化，那些未能随之调整的礼仪便成为徒具形式的遗形物，失去实际意义；至于不近人情、束缚人性的伪礼，更是老子所痛加攻击的对象。
礼乐关系：礼与乐常并称，但乐实为礼的一部分。乐包括歌与舞，乐声的绵延与融和象征着天地万物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此即乐之本义。
三礼与《礼记》：汉代学者传习三种礼经和无数“记”。“三礼”为《仪礼》《礼古经》《周礼》。
《仪礼》与《周礼》相传为周公所作——《仪礼》大约是当时实际施行的礼制，而《周礼》则是一套理想化的政治制度蓝图。
“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历史或礼论之作，流传至今的有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后世所称《礼记》多专指《小戴记》。大戴指戴德，小戴指戴圣（戴德之侄）。
“春秋三传”
“春秋”：“春秋”原为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因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而得名。各诸侯国各有其“春秋”，后世皆不传，唯《鲁春秋》留存，遂成为专名，即今之《春秋经》。
传说此书为孔子所作。《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时序记事，虽以鲁国纪年，所记实涵盖各国大事。
春秋三传：解释《春秋》的三部主要著作，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相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详述史事始末，征引孔子及列国“君子”的言论解经评史，自成一家之言。以叙事为主，文学性极强，尤以记述外交辞令与描写战争场面著称。
《公羊传》与《穀梁传》以阐释经文大义为主，注重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
《春秋》大义：一是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为人君者的一面明鉴；二是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以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拨乱反正的路径与程序。
其核心要义为提倡道德仁义与尊王攘夷。孔子修《春秋》，正是要借史笔褒贬，“使乱臣贼子惧”。
《国语》：它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国别体史书，以记言为主，有“《春秋外传》”之称。相传亦为左丘明所作。
它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分篇，记载各国卿大夫的言论，其中以《晋语》篇幅最长、史料最富。
与《左传》以记事解经不同，《国语》重在记录人物言论，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政治、外交辞令，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
“四 书”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南宋朱熹集注四书，倾注毕生心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道学体系。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诏令朱熹注《四书》为科举考试指定用书，从此四书成为天下士子必读之经典，影响元、明、清三代六百余年。宋代已列“十三经”，四书内容尽在其中。
五经：儒家五本经典《易》、《书》、《诗》、《礼》、《春秋》的合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设立五经博士，“五经”正式成为官方正统的学术与教育核心。
小学与大学：古时教育分小学与大学两阶段。
小学阶段教习洒扫（清洁劳作）、应对（言语应答）、进退（礼节举止）之规矩，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技能。
大学阶段则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一篇，正是古来大学教学生的“垂世立教之大典”，朱熹将其列为四书之首，强调其为“入德之门”。
《战国策》
时代背景：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封建制度礼崩乐坏，列国征战不已。最终形成齐、楚、燕、秦、赵、魏、韩“战国七雄”对峙之局。
孟子描述其时惨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为避免无休止的战争，外交手段日益重要，一批以游说为职业的策士应运而生。
合纵连横：策士针对最强之国秦，形成两大阵营。
一派主张六国联合抗秦，称“合纵”（联合南北各国），代表为苏秦；一派主张六国联合亲秦，称“连横”（联合东西各国），代表为张仪。二人皆鬼谷先生弟子，以巧言善辩著称于世。
《战国策》编定：汉代刘向在汉初说客蒯通整理润饰的基础上，将战国策士的说辞编纂成书，定名《战国策》。“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称，正是刘向在此书序言中首次确立的。
书中记事上接春秋，下至楚汉兴起，共二百零二年（前403—前202年），是一部重要的古史。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逼真，大量运用寓言和譬喻增强说服力。著名寓言有《狐假虎威》、《南辕北辙》、《惊弓之鸟》等。
《史记》与《汉书》
司马迁著《史记》：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二十岁后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大汉帝国，了解风俗，采集传闻，积累了丰富的活史料。
二十八岁继父职任太史令，开始著述历史。因替李陵败降辩解，触怒汉武帝，受宫刑，调任中书令。
在极度的屈辱中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史识，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人称《太史公书》，后世称《史记》。
《史记》：全书体例为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编年）、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
叙事自黄帝至汉武帝，首尾三千余年。《史记》不效《春秋》之书法，不咬文嚼字，只据事实录，善恶自见。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著《汉书》：《史记》之后续作甚多，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后传》六十五篇，详论《史记》得失，见解精当。
其子班固以《后传》为底本，撰《汉书》，未竟而卒。其妹班昭奉汉和帝命，与马续参考皇家藏书，续写完成。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从汉高祖到王莽之诛共230年历史。
班固首创断代史体例，其内容范围比《史记》更为广大，包罗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等。
其中《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叙述法律制度沿革，《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地理志》详细记录了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及各地物产、经济发展、民情风俗。
二书比较：《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常在文字蹊径之外；班固则一览之余情词俱尽。
《史记》创纪传体，《汉书》创断代体，后来的二十二部正史皆沿《汉书》之例，《史记》与《汉书》因此并称为“正史”的源头。
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崩坏，社会动荡不安。才智之士各出己见，提出救世方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诸子皆出于职业的“士”，诸子百家由此而兴。
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的人，主张“有教无类”，将学术由贵族推向民间。
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开讲学与游说之风气。孔子主张“直”、“仁”、“忠”、“恕”，重义轻利。
孟子继之，倡性善论，认为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即仁义礼智之萌芽），扩充之即成善人。政治上主张“仁政”、“王政”，提出“民贵君轻”的著名论断。
荀子则倡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无善端，而有不守规矩的欲望，但人有聪明才智，可通过后天学习积善成圣。
墨家——墨翟：墨家创始者墨翟出于武士阶层。“墨”本指苦役犯，墨家不以为耻，反以此自称。墨家有严密的团体组织，首领称“巨子”。
墨家成员既是打仗专家，又是制造战争器械的能手。但与其他武士不同，墨家反对侵略战争，主张“非攻”、“兼爱”，并提倡“节葬”、“短丧”、“节用”、“非乐”，反映下层民众的诉求。
道家——杨朱、老子、庄子：道家出于隐士，他们见世道混乱难以挽救，便消极避世，对世事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杨朱首先将这种态度理论化，提出“为我”学说，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
老子进一步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追求绝对的自由与平等。汉代总称老庄两派为道家。
法家——韩非子集大成：法家出于“法术之士”——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后，法术之士提出法治新方案以辅助君主整理国政。
法家内部有三派侧重：重势（以赏罚立威）、重术（君主驾驭臣下之技巧）、重法（立法为规矩准绳）。
韩非子集三派之大成，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强调加强君主集权，“以法为教”。代表著作有《商君书》与《韩非子》。
阴阳家——邹衍：阴阳家出于方士（源于古代巫祝术数专家）。古代术数以“天人之际”为核心，认为天道与人事相互影响。
战国末年，邹衍将这种思想理论化，创“五德终始”说：五行（木火土金水）之德相克相生、终始循环，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如此循环不息，用以解释朝代更替。
罢黜百家：秦相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欲融汇众说统一思想，基调为道家。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编《淮南子》，亦以道家为基调，效仿吕不韦。
但最终成功的却是董仲舒，他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帝王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提倡儒学，儒学遂定于一尊。
辞 赋
屈原与《楚辞》：屈原，名平，字原，楚国贵族。遭贵族排挤诽谤，先后流放至汉北与江南。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悲愤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他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被誉为“楚辞之祖”。其作品开创了“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以美人喻君王、香草喻贤臣，用以寄托忠君爱国的情怀。
《离骚》与《九章》：《楚辞》中《离骚》与《九章》诸篇皆为放逐时所作。
“离骚”即“别愁”或“遭忧”之意。屈原借助笔端，以大量神话与动植物譬喻，委婉表达对怀王的忠爱、对贤人君子的向往、对群小的深恶痛绝。
《九章》各篇原为独立之作，至汉代才被汇编一处，冠以“九章”之名。从《诗经》二南到《离骚》，句法由短而长、由齐整而参差，屈原奠定了这种新体制。
弟子宋玉创作《九辩》承其衣钵，汉代模拟者甚众（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武帝时最为兴盛。汉人称此体制为“辞”，又称“楚辞”。刘向将其汇编成《楚辞》一书。
赋的起源与演变：最早称“赋”的是荀子的《赋篇》，以主客问答成篇，开赋家风气之先。
贾谊是荀卿再传弟子，模拟屈原体制而袭用荀卿“赋”名，赋体由此确立。
赋分四类：“杂赋”十二家为总集；屈原以下二十家为言情之作；陆贾以下二十一家近于纵横家言；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抵为叙物明理之作。
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西晋左思《三都赋》皆为鸿篇巨制，属散文赋一路。此后赋体渐趋短小精炼，字句整饬，务求工巧，不再用以讽谏。
唐代发展出“律体赋”，宋代又趋向散文化的“文体赋”。赋虽有韵，但从其发展看，更像是“文”而非“诗”。
“诗”
汉魏乐府与五言诗：汉武帝立乐府，采集代、赵、秦、楚各地歌谣与乐谱，供传习唱奏，称“乐府诗”。
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自汉以下历代乐府及模拟之作。汉乐府以叙事为主，多写社会故事与风俗，代表作有《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
汉末，五言诗逐渐成熟，以《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成就最高，语言朴素自然、浑然天成。建安年间，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用乐府旧题创作新词，曹丕、曹植尤在五言诗上下功夫。
魏代阮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正式确立了抒情的五言诗体，奠定五言诗基础。
晋、唐、宋诗的演变：晋代诗歌渐趋排偶化、典故化，流行玄言诗。陶渊明与谢灵运应时而出——陶渊明引导人们赏味田园，谢灵运引领人们赏味山水，二人皆为“发现自然”的诗人。
唐代发展了七言古诗。李白借乐府古题抒写个人情怀，气象豪逸；杜甫则用诗歌描写时代巨变，将诗“历史化”“散文化”，为诗开辟了新世界。
元稹、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精神，主张诗应“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新创“长庆体”七言叙事诗。晚唐李商隐、杜牧各擅胜场。
宋初诗坛专学李商隐，流于典故堆砌。欧阳修、梅尧臣开启宋诗散文化之路，至苏轼发展至极致。
“文”
文的起源与早期形态：现存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卜辞（官文书），但多为零散句子。后来《周易》卦爻辞与《鲁春秋》虽有编排，但亦仅略整齐于卜辞。此外还有讼辞等文体。
春秋时期，列国外交言语称“辞”或“命”，合称“辞命”“辞令”。
孔子强调“辞”的要义在于“达”——明白晓畅。战国时期，游说之风大盛，说辞铺张局势、讲究雄辩，议论文由此发展。
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私家著作始有《论语》。诸子著作多由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寓言”渐兴——《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
著作日多，“雅言”成为凝定文体，文言与口语逐渐分离。随着议论文的成熟，记事文也长足进步，《左传》重在记事，《史记》则进一步刻画人物。
“文”的标准与古文运动：汉武帝时辞赋盛行，“骈文”脱胎于此，句读整齐、对仗工丽。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首次提出“文”的明确标准——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
唐代出现了佛典翻译与群经义疏两种新文体，但当时并不被视为“文”。
真正开创文体新宗派的是韩愈，他倡导“古文运动”，力主以散行单句取代排偶之句，句法参差变化，其标准为“气”——即自然的语气与音节。他有意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入文中，开一代新风。
经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发扬，古文（宋代称“散文”）终成正宗。
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宋）。
白话小说的演进：唐代出现了“传奇”——有结构的小说，记述艳情与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开后世佳人才子与鬼狐仙侠小说的先路。
宋代出现“话本”，为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原是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的底本发展而来，后扩展至说唱历史故事与社会故事。
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皆从话本演化而来，将众多关联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
至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组织更为严密——全书以一个家庭的故事贯穿全局，包罗万有而“一以贯之”，不仅是章回小说的集大成者，更是近代“长篇小说”的典范。
明清至今：明代以八股文取士，盛极一时，至清末废止。
清代桐城派古文声名大振。清末梁启超创“新文体”，气势磅礴，影响深远。其后胡适提倡白话文，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终成主流，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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