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天，俞平伯在北京写了回忆性散文《打橘子》，收录在《燕知草》里。将近百年，2026年，这篇文章选在了高考语文试卷中。
文章中，俞平伯回忆杭州城头巷三号老宅里的橘子树，想起小时候和兄弟姐妹们拿竹竿打橘子的热闹场面，红的、黄的、青的，大的、小的，带叶儿的、不带叶儿的，“全都有，全都有”。
那年他二十九岁，离开江南已好几年。
文章结尾他问自己：到北京又是四年，江南的丹橘应该长得更大了。打橘子的人各奔各的道儿，忙忙碌碌赶着中年的生活去，“不知道还想得起这回事吗？如果真想得起，又想出些什么来呢？”
这一问，包含着所有回不去的旧时光。
从曲园走出的少年
俞平伯的出身，放在中国现代文人里也算显赫。1900年1月，他生在苏州一个世代书香的家里。曾祖父俞樾是晚清经学大师，号曲园居士，世人称曲园先生，著述五百多卷；父亲俞陛云是光绪二十四年探花，做过翰林院编修；母亲许之仙也精通诗文。
四岁那年，母亲开始教他读《大学》。六岁起，每晚跟着曾祖父学写字。曾祖父坐在书案前，小孙子站在旁边，一笔一画，祖孙俩就这样度过了无数个夜晚。
十二三岁时，他开始读《红楼梦》。那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部书后来会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寄托。
1917年，十七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新文化运动里的年轻人
那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最热闹的舞台。他先跟黄侃学填词，后来又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
1918年，他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上，那是陈独秀主编的刊物，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阵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投身其中，参加学生会新闻组。同年从北大毕业。
1920年初，他和傅斯年一起去英国留学，后来因为经费不够提前回国。回国后，在杭州第一师范、上海大学等地教书。1
922年，他和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了《诗》月刊，是五四以来中国的第一本新诗刊物。同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冬夜》出版。
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
1923年8月，俞平伯和朱自清同游南京秦淮河。两人坐在船上，看灯影摇曳，听桨声欸乃。游完之后，他们相约各自写一篇同题散文，题目就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后来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话，同一处风景，两个人的笔下各有各的味道。朱自清写得细腻绵密，俞平伯则更清疏含蓄。
1924年底，俞平伯回到北京定居，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
《燕知草》：写给回不去的江南
二三十年代是俞平伯散文创作的高峰期。《燕知草》，1928年初版，1930年再版，书名取自他的诗句“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燕”指北京，“知”有燕京知友之意，但书里写的，几乎全是江南旧事。
《打橘子》就是其中一篇。文章前半段写得活灵活现。孩子们仰着头举着竹竿在绿荫里“稀里哗啦一阵”，橘子扑扑地落下来，掉在地上的就抢，拿在手里的就夺，“吃橘而夺，夺断下矣”。
后半段笔锋一转，写他多年后重访旧居。园子荒落了，门窗紧闭着，满树红橘子还在，可当年的竹竿和铅丝都不知哪儿去了。他勉强够下一只，揣在怀里带回家，摆在书桌上，可“匆忙凄苦之间，更有谁来慢慢地听我那《寻梦》的曲儿呢”。
那只橘子后来不知所终，“大概是被我一人吃了，也只当是丢了吧”。城头巷三号，他从此再没有去过。
这样的写法，用最淡的笔触是淡淡的，惆怅却很深。所以周作人在《燕知草》的跋里说，俞平伯的散文“有雅致的俗语文”，能把日常琐事写得有韵味、有余情。
治学一生的红学家
除了写作，俞平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红学家。
1923年，他出版了《红楼梦辨》，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感叹身世”的自叙传，对胡适的考证做了进一步发挥。这本书奠定了“新红学”的根基。
1952年，他又推出《红楼梦研究》，影响力更大。
1954年，国内发起针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全国性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场针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学术政治批判运动。
此后二十多年，他经历了抄家、被关进“牛棚”、下放到河南干校等坎坷经历。
直到1986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举办“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会”，才正式为他平反。
九十岁，从容谢幕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家中去世，享年九十岁。
回望他这一生——出身名门，少年成名，与朱自清并肩走过现代散文的黄金时代，也经历过时代翻覆的惊涛骇浪。但他笔下那些关于江南、关于橘子、关于旧家院落和少年伙伴的文字，始终是温和的、从容的。
就像《打橘子》里写的那个下午，满树红橘子，他回头四顾，除了自己，只有老迈龙钟的太公相陪。他伸手够下一只，捏在手中看——“红圆可爱，还带着小小的翠叶短短的”。
许多年后，那个打橘子的少年已经不在，但那些橘子和那片绿荫，被他好好地收进了文字里，一直留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