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护航”沦为表演:高考中考舆论生态的异化与治理反思

高考、中考作为我国人才选拔的核心制度，承载着社会流动、教育公平与个体命运的多重期待。每年六月至七月，数千万考生步入考场，本应是教育秩序正常运转的常规节点，却在近年来演变为一场全社会参与的“媒介狂欢”。

从考前“花式送考”的短视频刷屏，到考后“第一个冲出考场”的刻意表演；从自媒体对“高考状元”的围猎式采访，到各行各业“为高考护航”的打卡式作秀——考试季正逐渐脱离其教育本质，异化为流量生产、情绪消费与符号表演的综合场域。

表面上看，这些现象被包装为“社会温情”与“集体关怀”的叙事，但其背后潜藏着深刻的舆论生态危机。

一方面，过度媒介化加剧了考生与家长的焦虑情绪，使考试从“人生一站”被放大为“人生全部”；另一方面，各类组织与行业的“护航”行为日益形式化，从公共服务蜕变为政绩展示与品牌营销的道具。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双减”政策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这种舆论狂欢与政策导向形成了某种隐性张力——当社会舆论仍在以极端化、戏剧化的方式渲染考试重要性时，教育改革的深层价值何以真正落地？

为此，本文试图超越对具体现象的表层批评，从媒介生态、组织行为与社会心理的多维视角，剖析高考中考舆论乱象的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反思。

本文借鉴传播学中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理论与组织社会学中的“仪式性执行”（ceremonial implementation）概念，构建一个适用于分析考试季舆论生态的分析框架。

“媒介化”理论指出，当社会行动日益通过媒介逻辑进行组织与呈现时，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工具，更成为塑造社会现实的结构性力量。在高考中考语境中，媒介逻辑体现为：追求冲突性、情感性与视觉奇观的内容偏好，以及即时性、互动性与病毒式传播的技术特征。这一逻辑深刻重塑了考试的社会呈现方式——真实的考试过程被切割为可供消费的碎片化符号，教育意义被让位于传播价值。

“仪式性执行”概念则源于组织社会学对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指组织为应对外部制度压力而采取的象征性、表演性行动，其核心目的在于获取合法性而非实质绩效。将这一概念引入分析，有助于理解为何各类组织在“护航高考”中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打卡行为——其本质是一种制度环境下的合法性生产策略。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媒介—组织—个体”三维分析框架：

媒介维度：考察自媒体、短视频平台与传统媒体如何通过内容生产与算法推荐，将考试季建构为“流量富矿”；

组织维度：分析学校、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等组织如何在“护航”名义下进行仪式性表演；

个体维度：探讨考生、家长、自媒体从业者在流量激励与情感动员下的行为选择。

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形成考试季舆论生态的生成机制。

本文所分析的“乱象”并非孤立个案，而是近年来每年周期性重现的普遍现象。资料来源于对公开报道、短视频平台内容及社交媒体的观察性研究，时间跨度为2020年至2026年。

主要现象类型包括：

（1） 考前“花式送考”的奇观化

每年高考首日，各地涌现大量仪式化送考场景：家长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举向日葵象征“一举夺魁”、交警开道形成“护航车队”、学校组织“壮行仪式”等。这些行为在短视频平台被大量复制、模仿与传播，形成标准化的“送考剧本”。

（2） 考后“采访表演”的戏剧化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后，部分考生以夸张姿态冲出考场，面对镜头说出预设的“金句”或展示特定行为（如翻跟头、跳舞、表白等）。自媒体从业者蹲守考点，将此类片段剪辑为“爆款视频”，配以煽情音乐与标题党文案。

（3）“护航行动”的形式化

交通管制、噪声治理、爱心送考等本属常规公共服务，却在媒介呈现中被赋予过度仪式感。部分单位将“护航”作为宣传素材，组织人员统一着装、举横幅、摆拍合影，形成“打卡式”工作汇报。

（4）“状元叙事”的隐秘回归

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高考状元”，但自媒体通过“某同学成绩被屏蔽”“某校喜报”等迂回方式，持续生产状元相关话题，平台算法则助推此类内容进入公共视野。

在媒介化理论视域下，考试季的舆论异化首先源于媒介逻辑对教育逻辑的替代。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推荐机制天然偏好强情绪、高冲突、易模仿的素材，这导致考试的真实样态被系统性扭曲。

2024年高考期间，短视频平台涌现大量“第一个冲出考场”的爆款视频。其中，某省一名考生以翻跟头姿态冲出校门，视频在某平台获得超5000万播放量，引发全国模仿潮。随后数日，多地出现考生刻意设计“出场动作”：有人高举双臂欢呼，有人对着镜头喊出“就这？”等挑衅式金句，甚至有人提前与自媒体约定“配合拍摄”。

分析：这一现象典型体现了媒介的“时间压缩”效应与“剧本化”生产机制。真实的考试是数日甚至数月的持续过程，但媒介呈现将其压缩为几个“决定性瞬间”——进场时的紧张、交卷时的释然、出分时的狂喜或崩溃。这种压缩不仅扭曲了考试的时间维度，更强化了“一考定终身”的社会认知，与教育改革所倡导的“过程性评价”“多元成才”理念形成对冲。

2023年高考结束后，一段“考生出考场跪谢母亲”的视频在全网疯传。视频中，一名考生冲出考场后突然跪倒在母亲面前，母子抱头痛哭。该视频被数百个自媒体账号二次剪辑，配以《烛光里的妈妈》等煽情音乐，形成病毒式传播。后经核实，该视频实为2021年旧素材，被重新包装后再次投放，且“跪谢”动作系考生与拍摄者事先沟通。

分析：此案例揭示了媒介的“情感极化”效应与“真实性危机”。算法推荐倾向于放大极端情绪，“跪谢父母”“考场外痛哭”等场景被反复推送，而平静、理性的备考与应考状态则因缺乏传播价值而被遮蔽。更值得关注的是，当“真情流露”可以被预制、“偶然瞬间”可以被设计，媒介呈现与真实经验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公众对考试季内容的信任度也随之降低。

2025年高考期间，“旗袍送考”从个别现象演变为全国性景观。据媒体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200个考点出现“旗袍妈妈”群体，部分考点甚至出现“爸爸穿旗袍”“全家穿旗袍”的奇观。短视频平台上，“旗袍送考”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80亿次，衍生出“紫色旗袍寓意指定能行”“绿色旗袍寓意一路绿灯”等细分“穿搭攻略”。

分析：“旗袍送考”的全国复制典型体现了媒介的“模仿机制”与“符号消费”特征。原本具有个体情感意义的着装行为，在媒介放大后成为标准化的“送考剧本”，家长从“自主选择”变为“被迫参与”——不穿旗袍似乎意味着“不够重视”。这种符号消费不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将考试焦虑外化为可视化的竞争仪式。

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审视，各类“护航”行为的异化可理解为组织在制度压力下的仪式性执行。新制度主义理论指出，组织生存不仅依赖技术效率，更依赖制度合法性——即组织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期待与规范要求。在高考语境中，“护航”已从实质性的公共服务，异化为组织获取合法性的象征性行动。

2024年高考期间，某市组织“爱心送考”活动，出动贴有统一标识的出租车、公交车200余辆。然而，据当地媒体报道，首日送考车辆中约40%处于空驶状态——司机为完成“护航任务”而沿街巡游，却未真正搭载有需要的考生。部分司机坦言：“公司要求必须出车，但考点附近根本打不到考生，大家都在坐公交或家长送。”与此同时，这些空驶车辆被大量拍摄、上传至短视频平台，配以“全城护航”的文案。

分析：此案例典型体现了“可见性”压倒“实效性”的组织逻辑。组织的核心关切从“是否真正服务了考生”转向“是否被看见在服务区考生”。统一着装、横幅标语、拍照打卡成为标准动作，而这些形式要素的完备性往往与实际服务效果脱钩。最终形成“人人参与、无人负责”的集体行动困境。

2024年高考首日，某地公安局、城管局、市场监管局、供电公司等十余个部门联合发布“护航高考”宣传海报。海报中，各部门人员身着制服、手持横幅、整齐列队于考点门前。然而，据现场目击者称，实际“联合行动”仅持续约20分钟，拍完合影后各部门人员便散去，后续保障由考点所在派出所的常规警力承担。该海报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摆拍作秀”质疑，但相关部门未予回应。

分析：此案例典型体现了组织间“竞争模仿”导致的同质化。当某地的“联合护航”模式在媒介中获得关注，其他地区便迅速模仿复制，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行为趋同。这种模仿并非基于效果评估的理性选择，而是制度同形（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机制作用的结果——组织通过模仿“成功”同行来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形式膨胀、实质空洞。

在媒介与组织的双重结构化作用下，身处考试季的个体——考生、家长、自媒体从业者——也逐渐采取策略性行为，其主体性被系统性消解。

2025年高考期间，某短视频平台博主发布“高考结束第一时间采访”系列视频，连续多日获得百万级播放量。后经网友扒皮，该博主在考前已通过社交媒体私信联系多名考生，约定“考后配合拍摄”——考生按照预设脚本做出特定反应，博主负责剪辑传播，收益按比例分成。其中一名参与考生事后表示：“他说只要我冲出考场时喊一句’数学太简单了’，就给我500块钱。”

分析：此案例典型揭示了考生从“考试主体”异化为“流量道具”的过程。当“第一个冲出考场”成为可预期的流量密码，部分考生与自媒体便形成默契的“合谋”：考生提供表演，自媒体提供传播渠道，平台提供流量变现。这种“剧本化”使真实的个体经验被预制的情节模板取代，考试的严肃性与神圣感被彻底消解。

2024年高考期间，多地出现“采访翻车”事件：某考生被问及感受时回答“感觉一般，正常发挥”，记者追问“没有特别激动吗”，考生反问“为什么要激动”；另一考生被问“想对妈妈说些什么”，回答“没什么想说的”，记者尴尬收场。这些“翻车”片段反而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更高传播量，网友将其剪辑为“反矫情”合集，播放量远超常规“正能量”采访。

分析：“翻车”事件的高传播量，反讽式地揭示了媒介逻辑的悖论——当“真情流露”成为稀缺品，“拒绝配合”反而成为新的流量密码。这种异化不仅扭曲了考生与媒体的关系，更将考试的社会意义抽空为可供消费的娱乐内容。考生在镜头前的每一次真实反应，都可能被纳入流量生产的链条。

2023年高考成绩发布后，多地出现“某考生成绩被屏蔽”的传闻——即该考生成绩过于优异，查询系统显示“位次进入全省前50名，暂不显示具体分数”。自媒体迅速将此类信息包装为“状元诞生”信号，通过“某校喜报”“某班捷报”等间接方式炒作。某省甚至出现“屏蔽生”人数攀比——学校间比较“我校有多少屏蔽生”，家长间比较“我孩子是不是屏蔽生”。教育部门虽多次发文禁止炒作状元，但此类迂回操作屡禁不止。

分析：此案例揭示了在制度约束下，利益相关方如何通过“策略性规避”维持状元叙事的存续。当直接炒作被禁止，间接暗示、符号替代、隐喻表达便成为新的传播策略。平台算法则助推此类内容进入公共视野，形成“禁而不止”的治理困境。

新高考改革、中考分流、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等政策，共同推动着教育评价从“唯分数”向“多元成才”转型。然而，社会认知的更新远慢于制度变革。

在公众观念中，高考中考仍被视为“阶层跃迁的唯一通道”，这种认知滞后为舆论炒作提供了社会心理土壤。当制度层面试图“淡化”考试的社会权重时，舆论层面却在“强化”其命运转折意义——这种张力使考生与家长陷入认知失调，既被改革话语安抚，又被炒作舆论恐吓。

现代公共服务的核心原则是理性、平等与普惠——交通管制应基于交通流量而非传播效果，噪声治理应基于法规标准而非舆论热度。然而，媒介逻辑要求情感动员与视觉呈现，这迫使公共服务机构在“做实事”与“被看见”之间寻求平衡。当“被看见”成为政绩考核的隐性指标，形式化便难以避免。

当代青年价值观日趋多元，成功的定义不再局限于“金榜题名”。但流量经济遵循单一的“注意力—变现”逻辑，倾向于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可快速消费的符号。当考试季被纳入流量生产体系，其多元价值便被强行编码为“励志”“逆袭”“感动”等有限模板，个体的真实经验被系统的符号生产所压制。

面对上述乱象，简单的“封堵”——如禁止报道、限制采访——既不可行，亦不治本。真正需要的是对考试季舆论生态的系统性重构，使媒介呈现回归真实、组织行为回归实效、个体经验回归主体。

平台算法不应成为唯一的“看不见的手”。建议建立考试季内容治理的“软干预”机制：

一是对极端炒作内容实施算法降权，降低情感极化内容的传播效率；

二是设立“正向激励池”，对呈现真实备考状态、理性成才观念的内容给予流量扶持；

三是推行“慢传播”机制，在考试关键节点限制短视频的即时发布，为深度报道与理性讨论留出空间。

媒体机构应重拾专业主义，从“追逐奇观”转向“记录常态”。考试的真实价值不在于几个戏剧化瞬间，而在于数年寒窗的积累过程。媒体应更多关注备考中的日常努力、考试制度的改革进展、多元成才的路径探索，以平衡叙事稀释“一考定终身”的集体焦虑。

对各类“护航”组织而言，需建立“去可见性”的考核导向。公共服务的评价标准应回归服务对象的真实体验，而非传播素材的精美程度。建议引入“考生满意度”作为核心评估指标，以匿名调查替代摆拍汇报，以实际效果替代形式完备。

学校作为考试季的核心组织，应主动“降温”而非“加热”。送考仪式可以存在，但应回归朴素与真诚；壮行活动可以组织，但应避免表演性与强制性。更重要的是，学校应在日常教育中持续传递“考试是过程而非终点”的理念，使考试季的理性态度成为长期教育的结果，而非临时呼吁的产物。

对考生与家长而言，需要一种“媒介素养”的培育——认识到短视频中的“考试季”是经过剪辑与放大的拟态环境，而非真实的社会全貌。教育部门与学校可联合开展“考试季认知”主题教育，引导考生识别媒介炒作的逻辑，建立对考试价值的自主判断。

对社会公众而言，需要一种“成功观”的更新。高考中考固然重要，但绝非人生唯一赛道。当社会能够真诚地为“高考失利者”鼓掌、为“职教成才者”喝彩时，考试季的炒作便失去了最根本的社会心理基础。

舆论生态的治理绝非单一部门所能完成，需要建立“教育—宣传—网信—公安”的协同机制：教育部门负责内容导向的设定；宣传部门负责主流舆论的引导；网信部门负责平台算法的治理；公安部门负责考点秩序的维护。

各部门应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行动叠加与形式膨胀，以“最小必要”原则界定各自的行动边界。

尤为重要的是，需建立“考试季舆论风险评估”机制。在每年考试季前，由相关部门联合研判可能出现的炒作热点，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引导。

高考中考的本质，是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一次常规运行。它既不需要被神圣化为“决定命运的战场”，也不应被娱乐化为“流量生产的素材”。

当社会能够以平常心对待考试，考生才能真正以平常心走进考场。从“课间15分钟”到“考试季舆论”，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同一命题的不同面向：当教育被媒介逻辑、政绩逻辑与流量逻辑层层包裹，其本真面貌便日益模糊。

治理这些乱象，不仅需要技术手段的更新，更需要社会心态的成熟与制度文明的进步。让考试回归考试，让教育回归教育——这既是对数千万考生的真正尊重，也是对国家教育改革的切实支持。

作者｜侯旭辉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中学书记

来源｜校长派

编辑｜云师堂 斑鸠学苑

说明｜云师堂 斑鸠学苑尊重原创，版权为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