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哲真题解析 | 论述汉唐的人性论.——人民大学(2019)

汉唐儒学承接先秦儒家人性学说，跳出孟荀单一性善、性恶的对立格局，顺应时代思想发展潮流，融合阴阳气化思想与经学义理，逐步完成人性理论的整合与发展。这一时期人性论不再局限于单纯判定人性善恶，转而从气禀禀赋、性情关系、品级差异等角度阐释人性内涵，既对先秦思想进行继承修正，又为宋明理学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学说奠定重要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人性论由先秦向宋明过渡的关键阶段。

汉唐人性论整体延续儒家重人伦、明教化的基本宗旨，始终以确立道德修养依据、服务社会政教秩序为根本目标，在思想内核上坚守孔孟仁义为本的价值立场，认同人性具备向善的先天潜质，强调后天礼乐教化对人性的塑造作用，与先秦儒学成德向善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同时这一时期思想家普遍吸纳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元气化生观念，将人性本源与天地气化相联结，把人性差异归之于先天所禀之气的清浊厚薄，摆脱了先秦人性论偏重纯粹义理思辨的局限，让人性学说具备了更为直观的宇宙论依托。

汉代是汉唐人性论发展的鼎盛阶段，诸多学者提出各具特色的人性学说，形成多元并存的理论格局。董仲舒作为汉代儒学代表，提出性三品学说，将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个层级。圣人之性先天纯善，无需教化便能自觉恪守道义；斗筲之性先天偏恶，难以通过教化改变本性；唯有占据社会主体的中民之性，善恶混杂、可善可恶，是礼乐教化最主要的施行对象。董仲舒摒弃单纯性善性恶的极端论断，以品级划分人性，明确了教化适用范围，也为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人性层面的理论支撑。同时他结合天人感应思想，认为人性由上天赋予，天道阴阳决定人性善恶特质，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人性逻辑。

扬雄则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主张人性内部兼具善与恶两种潜质，二者并存不分主次。人生之初本性善恶交织，并非先天纯善亦非全然为恶，人性最终趋向善还是沉沦于恶，完全取决于后天环境熏陶与个人修习努力。主动修习善道、践行礼义便能扩充善性，放纵私欲、背弃德行便会滋长恶性，这一思想调和了孟荀两家的理论分歧，成为汉代极具代表性的人性主张。

至东汉时期，王充立足元气自然论阐释人性，认为天地间元气化生万物，人所禀受元气的精粗、厚薄决定了人的品性与才智。禀气精纯者品性良善、天资聪慧，禀气驳杂者性情乖戾、资质愚钝，将人性差异彻底归于自然气化禀赋，弱化了先天道德本体的意义，更加侧重从自然物质层面解读人性特质，带有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更迭，玄学兴起让人性论发展出现新的转向，儒家人性学说在与道家思想交融中不断革新。此时学者不再一味侧重政教教化层面的人性塑造，开始更多关注个体自然本性，推崇顺应自然本性而为，调和儒家礼教规范与人的自然情欲。这一时期性情之辨成为人性论探讨的核心议题，学界普遍区分性与情的不同内涵，普遍认为人性为本静至正，情欲为外物感召而生，情欲过度便会遮蔽本性，主张节制情欲、回归本然善性，既坚守儒家以德制情的传统，又吸纳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内涵，让汉唐人性论兼具礼教内涵与自然精神。

隋唐时期人性论进一步整合凝练，为人性论成熟铺路。韩愈重新梳理儒家人性传统，完善性三品学说，明确将仁、义、礼、智、信定为先天人性内涵，视之为与生俱来的本性，而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则是人性外在发用，性情相互依存。性情皆有品级之分，人性品级决定人情表现，再次强化等级化的人性观念，重申礼乐教化对于约束情欲、完善本性的重要作用。李翱则作《复性书》，提出性善情恶之说，直言人性先天纯粹至善，世间一切不善皆由情欲滋生泛滥所致，主张摒弃杂念、澄心静虑，恢复人本然至善之性，这一思想直接吸纳佛道静心澄性的修养方式，深度融合三教思想，极大拉近了汉唐人性论与宋明理学心性论的思想距离。

总体而言，汉唐人性论整体完成了对先秦人性思想的整合与拓展，彻底打破孟荀善恶对立的单一模式，从气化禀赋、性情关系、人性品级多个维度丰富人性内涵。其整体发展脉络由汉代偏重政教功用、划分人性品级，到魏晋兼顾自然本性、辨析性情关系，再到隋唐融合三教思想、倡导复归善性，始终围绕先天禀赋与后天教化两大核心展开探讨。虽然这一时期人性论尚未形成宋明理学理气合一、体用完备的严密体系，存在偏重经验解读、形上建构不足的局限，但它搭建起先秦儒家人性论通向宋明理学心性论的思想桥梁，其所提出的性三品、善恶混、性情之分等理论，均被后世理学吸收改造，在中国古代人性思想发展进程中起到无可替代的过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