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素养考核内容涵盖音乐、美术两个学科，旨在全面评价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25年艺术素养考核采用人机对话的形式进行，考核时间为30分钟，满分为100分，其中音乐、美术两科满分各为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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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某国际特色学校遭家长投诉

本周陆续有消息传出有一所投资了十多亿的国际特色学校“暴雷”，昨日有教育自媒体发文披露了一封官方答复学校家长的信件（如下图所示），证实确有一所国际特色学校出了点问题。

根据信件内容，这所国际特色学校位于江苏苏州相城区，家长投诉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校方变更投资人后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1

资方变更导致师资和管理团队发生较大变化

02

未及时更新学校举办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等相关手续

03

未取得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许可证就开始招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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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收取学费并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读

根据最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下简称《实施条例》），未取得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许可证的学校不能进行招生宣传，更不能提前收取学生家长的学费并入读。如果校方举办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也应当尽快向相关部门备案并公示。

1

《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

2

《实施条例》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也不得影响学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应当在6个月内向审批机关提出变更；逾期不变更的，由审批机关责令变更。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经多方爆料，该校因为背后投资人发生了变动，学校管理陷入了混乱之中，不仅多名教师无故被开除，而且家长与校方沟通后被莫名劝退。目前，已有多位家长带着孩子转学，表示后悔入读。

家长的投诉，追其溯源还是在学校投资人变更一事上面。按理说，国际特色学校投资方变更并不应该影响学校发展，然而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那边相城区民办学校“暴雷”的消息还在发酵，这边又传来姑苏区另外一所国际高中“暴雷”的消息。

德佩斯国际高中将于今年6月30日结束办学！德佩斯苏州校区创立于2019年，位于苏州姑苏区旧学前，是姑苏区唯一一所纯私立国际高中。根据政策要求，培训牌照运营的私立培训机构不允许开设全日制涉外课程，除非转型为民办高中。德佩斯校区因无法达到，相关要求校区将在2023年6月30日学校结束后停办。

学校临时关停，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业。学生即便有机会转入其它学校，但是要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教学都需要一段时间。对于11、12年级准备大考，即将毕业的学生而言，转学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02

国际特色学校背后的投资方

资方变更为何会对学校发展产生影响，主要是由资方背景所决定。通常而言，国际特色学校的投资方有以下几类：

01

政府部门

有政府予以支撑的国际特色学校并不多见，但是基本上各地都有一些。这类学校优势是不会出现办学资质问题，而且也不会轻易倒闭。

典型的例子是深圳外国语湾区学校和深圳(南山)中加学校。前者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建，前身为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岗)国际部 (SLIS)，后者由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与加拿大纽宾士域省政府教育部及加拿大加皇国际教育集团共同创办。

想要知道一所学校是否由政府部门支撑，可以前往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或者爱企查上查询各个学校的登记信息。

例如，在爱企查上输入“深圳外国语湾区学校”，可以看到登记机关显示是深圳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那么说明该校由政府支撑，学生家长可以放心选择。

02

地产集团

地产和教育有着天然结合的条件，地产集团投资建设国际特色学校曾一度非常盛行并在全国大批量复制。

例如，博实乐教育集团(原碧桂园教育集团)旗下的广东碧桂园、碧桂园十里银滩、广州斐特思学校等；地产大亨万科投资打造的教育品牌德英乐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也已经拥有中小学、幼儿园等13所学校；佳兆业集团投资的深圳华朗学校去年一度被传倒闭后辟谣将继续扩招。

03

科技公司

去年6月，步步高系企业OPPO、vivo和小天才联手办学校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关注。三家企业正在筹办东莞市步步高实验学校，学校集幼儿园、小学、初中于一体，幼儿园主班老师年收入起薪16万元、中小学社招教师年收入30万-60万元。

近年来，不少大众耳熟能详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都在跨界投资教育，创办民办学校。除了最新入局的两大手机巨头OPPO和vivo以外，还有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投资建设的清澜山学校；由阿里巴巴合伙人出资在杭州举办的云谷学校；腾讯在深圳福田区投资建设的明德实验学校等。

科技企业跨界兴办学校本是为了解决旗下公司员工子女就读问题，如今也逐步发展为国内颇具规模和特色的教育品牌，参与并见证了国内民办教育的发展。

04

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学校占据了国际特色学校的半壁江山，通常出资人自身就是教育从业者，对教育有着深厚情怀。

例如，深圳丽林维育礼雅学校（原名：深圳丽林维多利亚学校）背后的投资方维多利亚教育集团（中国），由香港一对丁家姐妹——丁毓珠女士和丁毓娟女士创立。

丁毓珠女士于 1958 年投身于幼稚园教师工作，边教书边进修，于 1964 年在葛量洪教育学院毕业成为合格的教师，正式走上幼教的道路。

1965 年，与亲姐丁毓娟女士携手创办了维多利亚幼稚园。

1998年，孔美琪博士将维多利亚幼儿园引入内地，在上海成立了第一间中外合资幼儿园（原址虹桥，现搬迁至古美），并成立维多利亚（中国）教育集团。

随后，维多利亚幼儿园先后在上海、苏州、杭州、深圳办学，逐步形成维多利亚教育集团（中国）的教育版图。

03

校方与资方必有一战？

历史上毁于内斗的王朝数不胜数，国际特色学校也同样如此，不断激化的内部矛盾导致整个学校分崩离析。

由原清华附中国际部校长马成于2018年创办的T-School，立志于瞄准新中产的入学需求，打造“小而精”的单体教学模式，采用独创的“四梁八柱”课程体系，旨在快速复制开拓二三线城市市场。

2018年10月，T-School由北极光创投邓锋、双湖资本吴亚军和红杉资本的周逵、鞠青夫妇等明星投资人投资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然而好景不长，这所自称拥有创新教育理念的民办国际化学校，在创办不到一年后停止招生。

据创始人马成的陈述，在学校创办过程中与投资人在教育理念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合作的破裂，后续无法继续获得融资，最终由资金链断裂导致学校关停。

去年，深圳一知名国际特色学校也被曝出由于校方和资方不合，学校师资团队出现大变动，引发家长强烈不满。

除此以外，创始人内部之间的一些纠纷也是催化学校瓦解的重要原因。

苏州新区一中QCE国际课程班，是由澳籍华人、澳大利亚共同成就国际文教集团中国区负责人——陈鹤（CHENHE）与苏州高新区一中合作办学，QCE课程直接注册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教育部官方高中学籍，与昆士兰州本土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及官方绿色升学通道。

满怀激情和热血从澳大利亚回国创办教育事业的陈鹤原以为能够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没想到却被国内一起合作的熟人给坑了一道，国内的合伙人以提供教育局审批为威胁，敲诈勒索陈鹤高达几十万的“好处费”，在这种畸形的合作下，仅招的24名学生初二都没读完便获得了初中学位。

后来矛盾激化的双方终于撕破了脸皮，陈鹤实名投诉、举报，揭露苏州高新区教育局违规审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伙同“高新区第一中学”变相敛财、严重腐败的事实，苏州高新区一中QCE课程国际班也因为违规办学被查办。

04

那些倒闭的国际学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近年来，国际学校频频被贴上“缺乏诚信”、“运营不善”的标签，每一位家长在择校时不得不重新审视整个行业，考虑诸多因素。其中，办学的稳定性是家长们必须要关注的点。

国际学校多为民办性质，办学者要承担自负盈亏的压力，高度市场化运作的国际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和民企的经营有许多相似之处，学校一旦在招生、管理、教学等任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营。

下面回顾几所因运营不善导致关停的国际学校。

江西美佛儿国际学校

成立于2004年，2014年学校出现资金链中断情况，无法正常运营，欠下4.28亿元的债务，于2016年正式宣布破产倒闭。

由于该校投资人投资失利，学校资产已经被临川区法院冻结，学校投资人欠银行贷款1.7亿元，社会欠款还有7000余万元，学校由抚州政府接管，正式更名为临川实验学校。

上海CIA国际学校

上海CIA国际学校（Canadian International Academy）是上海地区较早引进安省课程的国际学校。

因为管理混乱，成绩单造假等原因于2016年被安省教育厅终止颁发安省中学文凭（OSSD）学分资格。CIA国际学校的课时比教育局所规定的110小时低很多、教师也没有执教的资质、学生修改成绩已经成为公开现象。

安省教育厅派专员到CIA国际学校督查后发现学校没有资格的驻校校长、没有足够的安省认证教师，并在没有通知教育厅的情况下改变运营方式。安省教育厅决定终止与该校的合作，CIA也成为首家被取消颁发安省学历的海外私立学校，教育厅对此作出回应表示，合作学校必须依照安省教育厅制定的要求，并接受官方周期性巡检，保证学科教学标准，包括课程、考评和评估政策符合教育厅要求。

索兰斯学校

2019年2月，家长群冒出另外一所学校的招生广告，该校称已经获得美国加州索斯兰学校的授权。校方负责人表示与美方总部确实存在纠纷，但是正在协商解决，不会耽误孩子们上课。

但之后有学生家长在美国加州索斯兰学校官方网站查到公告，2018年11月17日与12月17日，美国总部两次发布通知，因为在教学方面存在问题，需要青岛索斯兰进行规范。青岛索斯兰学校负责人与美国总部人员商谈后，家长得到的通知是开学时间推迟一周。

虽然双方对青岛索斯兰授权的事情进行了协商，但是遭到了美国总部董事会的否决，拒绝继续进行授权。同时家长在官网上也找到一份学校负责人的承诺书，承诺书声明：因青岛索斯兰学校资金周转困难，未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履行付款义务，拖欠了14余万美金，故双方终止合作。

北京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2020年,北京外籍人员子女学校BISS（Beijing BISS International School）也被传出办学困难，学生大量转走，老师罢课的现象。学校欠薪让外教生活陷入窘迫，一些教师被房东要求搬离，新加坡的法人代表陈国强承诺会付清外籍教师合计约12万元人民币的工资。

BISS校长埃普林表示，万一学校不得已关门，他会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顺利转校，自己绝不会在问题未处理好之前自己先卷铺盖走人。

BISS校长埃普林称，由于前任校长挥霍无度、在京外籍人员数量减少、学费上涨以及外企员工无法支付学费等原因造成。学校学生人数从300多人逐年递减至现在的100人左右，而学校的正常运转需要至少170名学生。

为挽救不利局面，学校上涨过学费，但随着学费的上涨又导致了部分学生流失。另外，外籍孩子学费大多数是其父母公司的外派福利，由于经济发展放缓、外企竞争力下降等多种原因，在华外企的不振使得很少家庭能支付的起这样昂贵的学费在京的外籍人士数量下降较多。种种原因使得一些纯外籍学校招生压力越来越大。

上面提到的四所国际学校只是众多倒闭关停的国际学校中的一小部分。

以上海为例，仅2015年至2020年之间，就有近30所国际高中和国际课程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停止运营。上海巴斯图高中、美中美育国际高中、艾伯纳国际学校、新西兰国际学校、艾文豪国际学校、交大A-Level、白求恩纪念高中等....这些学校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众视野，留下的是一批被迫转学的学生。

国际学校的关停，既有外部政策监管的原因，也有校方自身运营不善造成的原因。总体来说，这些关停的国际学校基本都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受政策收紧影响

近几年，政府出台的各类文件一方面对国际学校市场起到规范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新开的国际学校带来一定阻碍。

教育部出台的《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要对各类高中“国际部”和“国际班”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对部分不符合规定的“国际班”要进行清理或转制。全国各地政府都对公办学校国际班政策收紧，上海不仅停止审批同时要求部分办学不规范的公办高中国际班改制。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也对民办学校做出诸多限制，明确规定：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取得办学受益。新设的国际学校小学和初中部，直接登记为非营利性的，而且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课程上，按照法律要求，小学和初中要开设中国的课程，高中可以开设国外课程。

财务压力大

国际高中的学费动辄一年20万，不少家长认为这是高利润的行业，实际上运营一所国际学校所需的开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包括人力成本、市场选宣传费用、校舍建设和维护费用、课程研发费用等。

据某国际学校执行董事兼中方校长估算，人力成本在一所国际学校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约为50-70%。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以及外教的薪酬远高于传统教师。成熟期的学校能够有效减少市场招生成本，但教学成本占比将会大幅提升。

国际学校教职员工数量视学校规模而定，从几十号人到几百号人都有，按照1:8的师生比来看，一所规模在600人左右的国际学校，教学人员加行政人员接近百人，而且不乏数量众多的外教。多数学校的教学场地非自有，都是租用性质。校舍建设和维护也是一项庞大的支出。

疫情期间，听到多位学校办学者发出类似感叹：不管学校开不开门，只要天一亮，一天就是几十万元的支出，言语中多是无奈之情。一所国际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学校总容量的35%-40%，才能保证收支平衡，对于新开不久或者一直严重缺生源的学校来讲，任何一点特殊状况都可能成为压垮学校的最后一根稻草。

管理混乱

相比公办学校，国际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相对宽松，这种宽松的环境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课后也一样，学生会有充足的时间去做感兴趣的事情。

但是，宽松不意味着没有管理。高中阶段的孩子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阶段，需要老师刚柔并济，不断地正向引导，并且国际学校的学生大多富有想法，好奇心重，极易受环境影响，如果长期放任不管，非常容易养成坏习惯，严重的还会走向极端。

管理混乱使得整个学校处于无序的状态，学生不以学习为目的，老师没有考核，频繁更换，学校完全处于无序状态。结果劣币驱逐良币，好的教师流失严重，迫使学校招聘缺乏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的新老师，师资团队整体质量不断下滑，缺少了教学保障，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也会大幅下降，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重新转学，形成了恶性循环。

外方突然终止合作

有些国际学校采取和海外高中合作办学的模式，学校的资质通常由海外合作方授权，学生学籍也在合作的高中注册，这种合作模式下中方学校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风险性较大。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果因理念的差异、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而导致终止合作，那会对在读学生的学业和升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进而引发群体性冲动，导致踩踏效应。

经历了疫情和国家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政策，国际学校的家长们也算熬过了“大风大浪”，但看到仍有学校面临“爆雷”问题时，不免发出疑问：

未来的国际学校会更好吗？

学校是否会“爆雷”，投资方很重要。

投资方为钱而来没错，但教育是第一位。

投资方出现问题，要么资金短缺停办，要么与家长老师不和，要么插手学校管理，在此前的“爆雷”事件中很常见。

因为资方是为赚钱而来，这本身没有错。重要的是，投资人办学有没有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如果只盯着家长的钱，不看看学校是否具备相关资质，教学管理是否让家长满意，无论在何时，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宁愿选择运营稳定的老牌学校。

而对于未来，类似上文这种国际学校的情况，不排除还会存在，但会越来越少。

疫情过去，环境更稳定。

据报道，中证协超八成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2023年第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会上升。疫情过后，我们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好。

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投资方的资金有了保障，也就更愿意把钱投在教育上，学校的运营也会更稳定，这是整体环境所决定的。

政策逐渐落地，未来择校更安心。

经历了民转公、公参民、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合规等政策的洗礼，漏网之鱼已经所剩无几。

未来不合规的学校在政策的监管下会逐渐减少，直到消失，这是政策所决定的。家长们在择校时会更安心。

所以，相对更好的环境+有力的政策，给了教育更好的发展空间，未来的国际学校更加让人期待。

如果是在我过去住过的南方小城里，我只要走出家门，我就不能为自己散步了，我会不停地遇上熟悉的人，我只能打断自己正在想着的事，与他们说几句没有意义的话。

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因为在这里没有我的童年，没有我对过去的回忆，没有错综复杂的亲友关系，没有我最为熟悉的乡音。当我在这座城市里一开口说话，就有人会对我说：“听口音，你不是北京人。”

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居住在北京，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想看到它的时候，就打开窗户，或者走上街头；我不想看到它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我不要求北京应该怎么样，这座城市也不要求我。我对于北京，只是一个逗留很久还没有离去的游客；北京对于我，就像前面说的，是一座别人的城市。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作为我自己，住在别人的城市里是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