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 正文
倒计时30天 | 每日真题:三角诈骗
编者按
距离考研倒计时30天,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典型真题,或者重要知识点,各位同学可以及时关注及时学习、复习哦!
今天的题目,选取的是之前的法综刑法学的题目,因此建议大家可以学习下相关内容!
每日真题——法综刑法学
【2018年刑法学真题 - 案例分析题】
张某利用自己所学的计算机技术,偷偷将西餐厅的支付二维码换成自己的,致使一些顾客在该西餐厅消费时,钱款转到张某处。不久,西餐厅店主发现收入金额锐减,报警后张某被抓获。经查,因张某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使该西餐厅共损失5万余元。
请问上述案例中张某的行为构成何罪?为什么?
参考答案
以下尝试以新型三角诈骗进行分析(不代表小希学长个人观点),本案以盗窃罪定性的结论也不在少数(不同观点)
【Topic Sentence】根据本案事实,关于本案中行为人张某偷换二维码的行为定性在刑法理论上从结论上看存在如下几种观点:(1)盗窃罪(盗窃财物说和盗窃财产性利益说);(2)诈骗罪(诈骗罪内部存在普通诈骗说、三角诈骗说、新型三角诈骗说);(3)侵占罪。学界关于偷换二维码争议的若干焦点大体如下:(1)本案中的被害人界定;(2)盗窃财物说:本案中债权能否评价为财物,从而适用占有理论解释为一般盗窃行为;(3)盗窃财产性利益说: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4)三角诈骗说:本案中消费者是否具有处分权限,即本案能否评价为传统的三角诈骗;(5)新型三角诈骗说:新型三角诈骗的规范构造是否合理。本人认为本案认定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偷换二维码案的事实判断,另一方面在于对盗窃罪和诈骗罪犯罪构成和两者罪界的理解。行为人张某应当构成普通诈骗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诈骗罪的规范构造
【Rule】&【Explanation】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理论上一般认为,关于诈骗罪的规范构造有如下几种类型:
1.二者诈骗。二者之间的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对方(被骗方、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对方(被骗方、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物,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取财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2.传统型三角诈骗。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的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被害人的财产——被告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而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够成立诈骗罪,是因为受骗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从而使得受骗人的处分与被害人自己的处分具有相同性质。
3.新型三角诈骗。新类型的三角诈骗的构造为:被告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自己的财产——被告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说明和肯定受骗人处分自己的财产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同样使得受骗人的处分与被害人自己的处分具有相同性质。
新类型的三角诈骗与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都是被告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都是使受骗人之外的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唯一的不同是,新类型的三角诈骗是受骗人处分自己的财产,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是受骗人处分被害人(第三者)的财产。
二、偷换二维码行为的规范评价
【Application】首先,在本案中行为人张某以偷换二维码的方式剥夺了债权享有人店家老板的财产权利,因此,本案中的行为人是张某,被害人是西餐厅店家老板。不能认为消费者是被害人的原因在于:张某偷换二维码后,西餐厅中的二维码已经是行为人张某的收款二维码,当消费者进行消费支付时,因之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者与店家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消费者对店家承担债务,店家对消费者享有债权,而消费者支付或者说店家收款即是这种合同之债的履行方式。但是消费者因为二维码被偷换而进行消费支付后,其作为债务人本身并没有合同履行的过错(默认题干中的二维码是在店家的控制范围内),因此根据民事上的合同履行过错分配的原则,不能认为消费者支付之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进而认定消费者仍然对店家承担债务,需要再次予以履行。同时,这种过错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应当分配给店家老板,因此由债权方即店家老板提出的债务履行方式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应当由债权方店家老板进行承担。所以本案中的被害人应当是店家老板。
其次,对本案中财产(财产性利益)转移的过程进行分析,即财产(财产性利益)转移是如何导致店家老板的财产损失的(应当是店家老板的债权)。在消费者进行扫码支付时,店家老板的债权在于可以请求消费者进行给付消费款,店家老板处于债权享有者的地位,而当消费者进行支付(履行债务)时,其支付的是支付宝账户中的余额等,实质上表现为消费者自己享有的债权(对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而行为人张某所获取到的财产利益形式上也表现为其支付宝账户中余额的增加,实质上也是由消费者履行债务的行为所带来的债权(对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因此整个财产转移的过程中,并不直接涉及店家老板。换言之,整个财产性利益转移的过程是从消费者到行为人,而不是店家老板到行为人,或者是消费者到店家老板到行为人。结合上文对于被害人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本案中就是因为行为人处分了自己的余额(实质是转移了自己对第三方平台享有的债权),直接导致了被害人店家老板的财产损失(对消费者享有的债权的消灭)。质言之,被害人店家老板遭受财产损失的原因就是在于消费者的给付款项,履行债务行为。
最后,张某偷换二维码后,主观上认识到消费者会陷入错误认识,即误以为这是商家的支付宝账号,进而将自己的支付宝余额等支付到张某的支付宝账户,在客观上消费者在支付消费款时,陷入了错误认识即误以为这是合同相对方的账户,并且进行了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使行为人取得了消费者的给付款项,给被害人店家老板造成了财产损失(债权的消灭)。因此完全符合交付型的财产犯罪,并且符合新型三角诈骗的规范构造(分析省略了),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三、行为人张某的刑事责任
【Conclusion】因此,本案张某应当构成(新型三角)诈骗罪(既遂)。
四、本案不能认定为盗窃罪
【Counter Conclusion】本人认为,本案中行为人张某不能构成盗窃罪(既遂)。理由如下所述:
【Rule】&【Explanation】根据学界的通说观点,针对狭义的财物进行的盗窃,盗窃罪的规范构造如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实施打破(原所有权人或者原占有人)对财物的占有,建立行为人或第三人对财物的占有,从而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个体的财产损失)的行为。本案中,我们显然不能认为支付宝账户中的余额是狭义的财物,所以肯定不符合盗窃普通财物的规范构造。若将余额理解为一种债权,则需要面对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的问题,或者说盗窃罪中的财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是否包含了债权?对此,理论上极有争议。大体而言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谓否定说,其认为,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对象可以是狭义的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但盗窃罪的对象只能是狭义的财物,不包括财产性利益。否定说的宏观理由主要有两点:(1)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对象违反罪刑法定原则;(2)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对象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否定说的微观理由主要是盗窃罪的规范构造要求打破占有,而占有的对象只能是财物,所以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占有的对象也符合盗窃罪的规范构造。
第二种观点可谓肯定说,其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既包括狭义的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所以,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成立盗窃罪。
本人支持否定说的观点(理由同上,小希学长注,因为你的观点是诈骗罪,所以在该立场上你必须这样说,当然否定盗窃罪可以不只是通过行为对象这一点入手,还可以通过阐述盗窃罪是夺取类型财产罪,而本案中存在被骗人的交付行为,不符合夺取犯罪的本质)。
【Application & Conclusion】因此,在本案中,行为人张某偷换二维码所获得的是债权(财产性利益),而不是狭义的财物,所以没有盗窃罪的成立空间,因此不构成盗窃罪。
小希学长注:APPLICATION第一段关于被害人和行为人的分析有没有问题?小希学长认为看似问题不大,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可以通过刑法第64条进行判断,行为人所得的犯罪所得要返还被害人,那本案中几乎没有疑问,行为人的所得赃款是要返还给商家,而不是返还给消费者。那么第二段呢?小希学长在书写时,为了避嫌财物能否占有这个问题,用了债权、财产性利益享有者这样的表述,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不能认为消费者是将店家老板享有的财产性利益(不是消费者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处分给了行为人呢?这样一来,举个例子,甲付款给乙,让乙定点交货,甲会派人去取,丙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假装是甲的员工到点取货,丙信以为真,把货物交给了丙。事后案发。毫无疑问是构成诈骗罪的,但是这是三角诈骗么?谁是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如果有过错的是乙,那么是不是被害人就是乙了?就成为了二者之间的诈骗?所以二者之间的诈骗还是三角诈骗似乎跟行为人脱节了,完全是站在以最终承担损失的主体来区分二者诈骗还是三角诈骗。(此类案件可以通称为涉表见代理诈骗案,因为往往涉及到民法中表见代理的问题,或称为诈称履行受领人取材行为会更好,可以参见下述【模拟试题】中的欠条案)
实际上,小希学长认为,若坚持三角诈骗理论体系的话,通过被骗者履行债务的方式来处分被害人债权的情况是较为常见的现象,直接认定为传统的三角诈骗的确是存在困难的。为此,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只能再搞出来一个新型三角诈骗(因为传统三角诈骗套不上)。小希学长可以理解张明楷教授之所以会提出传统三角诈骗或新型三角诈骗,是站在被害人财产损失和被骗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上(被骗人和被害人相分离),但是应当看到,无论是二者诈骗、传统三角诈骗、新型三角诈骗,这不都是诈骗罪的规范构造吗?我国第266条有无为诈骗设定多套行为类型?从理论上区分这些诈骗类型的实益究竟何在?这恐怕是张明楷教授没有论证清楚的问题。更何况,诈骗罪的本质是“自我损害”类型财产罪,以上几种诈骗行为类型的共性要素——被骗人基于错误认识进而处分了财物,这一“自我损害”类型财产罪的基本要素似乎被三角诈骗论者放置在一边,有意冷落了,这样的做法有失妥当。
这也是为什么刘宪权教授认为偷换二维码就是二者之间的诈骗,被害人的界定是民事上的问题,就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而言,二者诈骗和三角诈骗都是欺骗被骗人,之后被害人处分的是谁的财产等跟被害人有刑事法律关系吗?杨兴培教授进一步指出,三角诈骗是伪命题的原因也正是如此。学长整理学界关于对新型三角诈骗批评文献中的各个观点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新型三角诈骗不符合诈骗罪的本质。诈骗罪的本质是一种彰显被害人自我加害的“自损型犯罪”。与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将其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的情况不同,诈骗罪的特征在于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此认识错误将财产处分(交付)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换言之,在诈骗罪中,存在被害人的自我加害行为,而行为人则是为被害人的这种加害行为提供了动机而已。
诈骗罪的这种“自损型犯罪”的本质,在在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中也能得到体现。在三角诈骗中,行为人欺骗的是受骗人,使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了被害人的财产,表面上看其中并没有被害人的自我加害行为参与进来。但是,判例与理论上之所以提出在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必须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就是为了彰显这种情况中被害人的自我加害性。换言之,正是由于受骗人获得了被害人的授权或者基于法律规定获得了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因此才可以将受骗人处分财产的行为直接看作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从而使诈骗罪“自损型”犯罪的本质要求得到满足。因此,是否构成诈骗罪,最根本的是要看该获取财产的行为能否看成被害人实施自我加害行为的“自损型”犯罪。在两者间诈骗的场合,受骗人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自然满足该本质,在传统类型三角诈骗的场合,由于受骗人基于权限处分被害人财产的行为可以看成被害人自己处分自己的财产,因此同样满足诈骗罪“自损型”犯罪的本质。
但是在张教授构建的新类型三角诈骗中,被害人并没有实施体现诈骗罪本质的自我加害行为。虽然在新类型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当然地具备处分权限,但是,这仅仅能说明在受骗人与行为人二者间关系上,满足了诈骗罪“自损型”犯罪的本质,充其量只能论证行为人与受骗人之间构成诈骗罪。而被害人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犯罪之中,其遭受财产损失并不是其自我加害行为造成的,因而与其说是“自损型”犯罪,倒不如说行为人获取财物的行为是违反被害人意志的。
第二,新型三角诈骗不满足素材同一性的要求。就诈骗罪的成立而言,通说要求满足素材同一性的要件。所谓素材同一性,是指行为人获得财产这一利益与被害人损失财产这一不利益之间,要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即行为人获得的财产正是被害人损失的财产,两者在要素上必须存在同一性。
素材同一性要件着重判断的是被害人损失的财产与行为人获得的财产是否存在直接对应关系。至于为何要提出这种要求,山口厚教授指出,这是为了确保诈骗罪作为转移占有的夺取罪的性质,如果行为人获得的财产与被害人损失的财产不满足这种直接对应关系,就不能说被害人的财产转移到了行为人处,从而无从认定行为人构成夺取罪。
然而,在张教授构建的新类型三角诈骗中,被害人损失的财产(债权)与行为人获得的财产(货款)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满足素材同一性要件,因而无法构成诈骗罪。事实上,张教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回避这一问题,张教授将素材同一性要件修正为受骗人处分的财产与被告人取得的财产具有同一性,并且认为这种修正后的素材同一性要件更加明确,更加符合两者间的诈骗与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的事实真相。但是,在两者间诈骗与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处分的财产就是被害人损失的财产,因此说素材同一性指行为人取得的财产与受骗人处分的财产(=被害人损失的财产)之间的同一性并没有问题。但是在新类型的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并非被害人损失的财产,此时对素材同一性要件进行的修正,则不符合提出素材同一性要求的初衷,无法确保是被害人的财产转移到了行为人处。而且,行为人取得的财产与受骗人处分的财产的同一性这一意义上的素材同一性,充其量仅能就行为人与受骗人之间成立二者间诈骗提供依据,却无法为牵涉了财产最终受害的被害人的三角诈骗的成立奠定正当性基础。
第三,新型三角诈骗不当扩大了三角诈骗成立范围。张教授提出的新类型三角诈骗,会不当扩大三角诈骗的成立范围,使原本不应当构成三角诈骗的行为也成立三角诈骗。
例如,甲窃取丙的银行卡后,前往银行柜台,(持伪造的委托文件)对柜台职员乙谎称受丙所托前来取款。乙信以为真为甲办理了取款手续,将丙银行卡里的3万元取出交给甲,甲获取现金后据为己有。在本案中,银行(以乙为代理人)负有向存款名义人丙交付存款现金的义务,但其因受到甲欺骗,产生认识错误,处分了由银行自己占有的现金,与此同时,丙丧失了再次要求银行交付同样的3万元的权利,完全符合张教授设定构成新类型三角诈骗的条件。依据张教授的观点,本案属于三角诈骗,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然而我国《刑法》第196条第3款明确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当然,对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由于存在《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法律拟制,或许可以避免将此认定为构成新类型三角诈骗罪。可是在行为人窃取的不是银行卡(信用卡)而是丙的存折时,同样符合张教授设定的条件,根据张教授的观点,也应当构成新类型的三角诈骗,丙为被害人。可见,承认新类型三角诈骗会使三角诈骗的范围扩张到不合理的范围
。
第四,承认新型三角诈骗违背了张明楷教授的理论初衷。在德国,这种诈称履行受领人获取财物的行为会被认为构成三角诈骗,其中受骗人是债务人,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了债权人的债权这一份财产性利益,从而使债权人遭受了财产损失。根据司法判例,雇员对购买商品的顾客谎称自己有权收款,从而收取货款,导致雇主无法再对顾客收取货款的,成立诈骗罪。对于上述德国司法判例和学界多数说的做法,张教授认为这是根据阵营说得出的结论,但张教授不赞成阵营说,认为顾客乙没有处分丙家具公司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因而该类型案件不构成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同样,在二维码案中,有观点认为行为人构成三角诈骗,顾客是被骗人及处分行为人,其处分的是本应支付给商户的财物。对此,张教授同样就顾客是否具有处分商户财产的权限提出了疑问。
很显然,张教授是认为在诈称履行受领人获取财物的行为中,债务人并不具有处分债权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因而不构成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换言之,要承认债务人具有处分债权人财产性利益的权限或地位,必须如德国那样就财产性利益的处分权限采取较为宽泛的理解。然而德国之所以采取这一缓和的立场,是因为在德国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若否定债务人处分债权人债权的权限,认为行为人不构成诈骗罪的话,诈称履行受领人获取财物的行为将不可罚。为了尽可能减少处罚上的漏洞,德国司法判例和学界多数说才比较广泛地承认财产性利益的处分权限。但是,我国盗窃罪的对象并不限于有体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盗窃财产性利益肯定说既符合我国刑事立法,也已经成为我国理论上的通说。因此,即便就财产性利益的处分权限采取较为严格的立场,也不会造成处罚漏洞,因为就算认为此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也同样可以作为盗窃(财产性利益)罪加以处罚。
既然如此,在我国刑法语境下,即便认为诈称履行受领人获取财物的行为不构成(三角)诈骗罪,也能够以盗窃罪加以处罚,并且不会造成处罚漏洞,那么就没有必要构建所谓新类型的三角诈骗,非要将这类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张教授一方面认为德国宽泛认定财产性利益处分权限的做法使三角诈骗的成立范围失之过宽,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新类型的三角诈骗将二维码案等认定为三角诈骗,实质上已经背离了其意图通过限定三角诈骗成立范围的理论初衷,还使三角诈骗的成立范围突破了构成要件类型的限制,从而具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
而张明楷教授为什么这样想呢?完全没有道理吗?也不见得,因为张明楷教授认为既然能确定是诈骗罪,总要有诈骗罪对应的规范构造去解释这个问题,传统的二者诈骗不能适用于这些情形,要么不去评价谁是被害人(刘宪权教授),要么对被害人的界定不当(杨兴培教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案件很多,比如上述表见代理诈骗案件、欠条案、偷换二维码案等等),提出了新型三角诈骗。小希学长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就是在二维码案发生之后,多多少少有点很勉强的意思,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那么换个思路,认定为盗窃罪有没有可行的路径?
首先,如果肯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不然就没有讨论的空间了),我们如何构思呢?首先要明确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规范构造(这也是Explanation的部分),参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必须具备三个特征:
1.具有管理可能性。这是相对于被害人而言,如果被害人根本不可能管理,我们就不能说被害人占有了某种财物,因而也不能认定其丧失了某种财物。而且,盗窃罪表现为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所以,只有被害人具有管理可能性(可以占有)的东西,才可能成为财物。
2.具有转移可能性。这是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如果行为人不可能转移被害人管理的财物,就不可能盗窃被害人的财物。
3.具有价值性。这是相对于保护法益而言,如果一种对象没有任何价值,就不值得刑法保护。
财产性利益同时具备以上三个特征,因而能够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另外,盗窃财产性利益强调“素材(对象)的一致性”,并不能当然认为行为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被害人也遭受了利益损失,就可以构成盗窃罪(财产性利益)。因为往往并不存在将他人占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所以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因此逃单行为(单纯不给付债务等)不成立盗窃罪。
然后再结合偷换二维码案件进行规范评价(这也是Application的部分):
首先分析行为人和被害人。这个部分同上。
然后分析财产损失的过程和财产性利益转移的过程:本案中,老板对消费者享有的债权表现为消费者支付账户中的对应余额,而因为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方式转移到了行为人的账户之中,其行为的本质是置换了老板作为债权人的地位,使得消费者支付的款项(对第三方平台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在老板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化为了行为人对第三方平台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这是财产性利益转移的过程。
并且在消费者进行扫码支付时,店家老板对其享有的债权对店家老板而言具有管理的可能性,这点因为老板作为合同当事人中的债权人,可以向消费者请求其履行债务中加以看出。该财物也具有转移的可能性和价值性。因此符合盗窃罪对象财产性利益的特征。
最后,行为人在实施该行为时,是秘密的方式加以进行的,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取代店家老板的地位享有对消费者的财产性利益,客观上也是通过打破了店家老板对给付款项(财产性利益)的支配和控制,建立起了自己对给付款项(财产性利益)的支配和控制,给店家老板造成了财产损失。
Conclusion:因此构成盗窃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罪(既遂)。
小希学长注:上述分析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比如财产性利益是不是可以适用占有理论分析?就算绕开这个问题(其实绕不开),表述为对财产性利益的支配和控制。店家的老板在消费者支付前能不能说对消费者账户中的余额(消费者对第三方平台享有的债权)具有支配和控制地位?小希学长觉得这点够呛。这也是为什么张明楷教授不认为本案应当构成盗窃罪的直接原因。而杨兴培教授为什么会认为构成盗窃罪?根本原因在于杨兴培教授认为给付当时消费者的钱款应当属于商家占有或者说是商家享有的可支配和控制的财物,但是有疑问的就是存在于消费者名下的第三方平台中的余额在交易环节中能否认定为消费者对应的债权人店家所享有?所能支配和控制?例如说,小希购买一罐红牛,赊账,能否认定为红牛对应的款项属于店家享有?民法上也许没有问题,但是刑法上占有要求具有现实性,事实性的占有概念要求具有占有的事实基底,在小希赊账离开店家之后,能否还认为店家占有?这都是在案件事实认定中(事实判断)值得商榷的。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马寅翔老师另外为盗窃财产性利益创设了一套“僭权理论”(对应狭义财物的占有理论),他认为,财产性利益的盗窃规范构造表现为:权利的消灭和再造。具体来说就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入他人支配领域(权利空间)消灭他人的财产性利益(可以理解为排除了权利人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和支配),并为行为人自己或第三人创设新的财产性利益(可以理解为建立起自己对他人享有的财产性利益的控制和支配),继而侵犯财产性利益享有者的特定的财产性利益。最为常见的当行为人通过具备自动化处理功能的智能设备获取财产性利益时,如果其并未利用计算机技术侵入智能设备设置者控制的信息数据系统,并对相应的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等操作,而是从外部通过特定方式利用该系统的正常运行来实现,则获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当涉及信用卡时,则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在此过程中,智能设备设置者因陷入认识错误,同意了行为人的非法操作,并利用机器进行了财产处分,行为人因此获得了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反之,如果行为人直接通过僭权行为获得了财产性利益(例如通过破译密码进入银行信息管理系统,非法往自己的账户中划款),则此时由于欠缺权利人在只能设备上设置的同意而构成财产性利益盗窃罪。
根据“僭权理论”,马寅翔老师对于偷换二维码案件的基本观点就是:本案的行为对象是财产性利益这一点并无异议,而主张构成财产性利益盗窃的观点存在致命缺陷——在该案中,行为人根本不存在僭权行为。以盗窃罪论处的主张,完全无视了债权转移过程中支付机构所起的作用。如果不利用支付机构的计算机支付系统,行为人根本不可能将被害人的债权转移至自己的名下。认为构成诈骗罪,且属于三角诈骗的观点虽然值得赞同,但实际上也没有对支付机构的作用给予特别关注。支付机构并未被骗,但其被行为人利用来获取财产性利益的事实,却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该案的行为方式,从而将盗窃罪排除在外。二维码案并不属于所谓的新型三角诈骗。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指的是受骗者实施的能够直接引起被害人财产减损的行为。这种行为的重点在于,它具有使被害人的财产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至于处分的具体对象是被害人的财产,还是被骗人的财产,则并非关注的重心。可见,马寅翔教授认为这本身就是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中的一种,没有必要称之为新型三角诈骗。总之,小希学长可以看出马寅翔老师虽然承认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对象,但是要求“僭权”,可以说是将其成立的空间压缩很小。在通过信息网络非法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场合,根据马寅翔老师的观点,这些行为只要不存在僭权行为,且直接造成财产损害的通常是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所以实际上最终构成的多为诈骗类犯罪。(参阅马寅翔:《限缩与扩张:财产性利益盗窃与诈骗的界分之道》,《法学》2018年第3期)。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王某既未取得债权公司的委托,也不是具体业务经办人,加上债务公司疏于审查,所以王某的行为不属于表见代理,债务公司交付财物的行为并不会使其与债权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这就意味着受损失的债务公司,因此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陈兴良教授认为,王某向债务公司主张债权时,虽然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但债务公司的财产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失,他不是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不能把王某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由于王某窃取欠条并收取钱款,使债权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这一经济损失是由王某窃取欠条的行为造成的,因此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马寅翔老师认为,在根据被害人的不同来区分罪名这一点上,两种观点并无不同。两者的分歧在于,被害人究竟是债务公司还是债权公司。应当说,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值得商榷,毕竟债权公司存在着对欠条保管不利的过错,且在欠条丢失后仍毫不知情,无所作为。而王某作为公司前员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公司的情况,从而掌握欠条的来龙去脉,这些信息都可以被王某所利用,用来增强债务公司的信任感。更为重要的是,持欠条收取钱款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后,债务公司就容易产生合理信赖,因此其不存在明显过错。这也就意味着,本案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债权公司承担,其属于本案的被害人。但是仍然应当认定为三角诈骗,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是否存在被骗者的处分行为。本案中,虽然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致使债权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并至少使其遭受了无异于直接财产损失的危险,但这属于受骗人对实际债权人之债权的处分。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案例中,即便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也不影响三角诈骗的认定。
遵循相同逻辑,马寅翔老师认为,偷换二维码案,因为对财产性利益(债权)造成损害的原因也是客户的扫码付款的行为(处分行为),虽然最后承担经济损失的是店家,也可以视为三角诈骗,而且并不属于所谓新型三角诈骗,因为在诈骗行为的构造中,诈骗罪的财产处分指的是受骗者实施的能够直接引起被害人财产减损的行为。这种行为的重点在于,它具有使被害人的财产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至于处分的具体对象是被害人的财产还是被骗者的财产,并非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在三角诈骗中,通过被骗者履行债务的方式来处分被害人债权的情况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小希学长这里有所疑问,被骗人在二维码案中有无处分的权限?欠条案中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进而分析,如果欠条案不能评价为盗窃财产性利益抑或是盗窃有体物遭受财产性利益的场合,是否盗窃欠条的行为不加以利用的行为一律不构成犯罪了?)